政治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对小腮镇春景村桥底组成立组管会实行村民自治情况的调查

余庆县小腮镇顺应村民意愿,创造性地在桥底村民组成立了村民自治管理委员会——组管会,探—索了适合贵州山区农民居住较分散的农村村民自治的有效模式,加快了农村村民自治进程,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成功解决了村民想办而无法办的难题。目前已在该镇佑水塘、青菜沟、大屯、格懂、断头等6个村民组成立了组管会。一、背景1、村民组长唱独角戏,在群众中的威信不高。土地承包到户前,生产小队设有队委会,由生产小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妇女队长、保管员等组成,凡本生产小队的大小事务均由其负责研究和实施。土地承包到户后,每个村民组只有一…     

加强村组党建促进村民自治——上海嘉定区徐行镇徐行村党支部

徐行村位于嘉定区东北榇行镇集贸中心区域,全村总占地面积4.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550亩,有21个村民组,村民户1193户,村民3687人。村党支部共有党员177名,其中:在职党员60名,离退休人员中党员117名,党支部划分13个党小组,其中以单个村民组建立党小组的6个,以二个村民组建立党小组     

金世伦:大山深处筑路人

<正>地处清镇市西部的高坡园村,距城区48公里,与织金县仅一河之隔。这里四围环山,中间低洼处,就是1300多名村民赖以生存的家园,8个村民组的400多户人家,就居住在四面的坡坡岭岭上。"特别"的地势给村民们带来了"特别"的不便:出门难、运货难。     

乡村“三治合一”的内部关联与治理目标探究

乡村振兴是党在新时代提出的重要战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在推动乡村治理格局走向优化的过程中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以村民自治为主体,依法治村与以德治村是村民自治的辅助治理手段和工具。在"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下,应当通过积极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强乡村法治建设、以德治建设助力乡村法治建设等方式实现乡村振兴的治理目标。     

论乡村治理中的有效沟通——以成都市村民议事会为例

有效沟通是乡村善治的客观要求和主要指标。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催生了乡村治理的再次变革,村民议事会的建立意味着乡村治理模式在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基础上一种新开端。从实际运行来看,成都市村民议事会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沟通作用。村民议事会事实上成为农民利益的实际代理人,成为村民委员会过度行政化的矫正者,成为农村社会矛盾的化解者。为了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沟通,必须保障主体权益,明确村民议事会的法律地位,为乡村治理的有效沟通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疏通沟通渠道,进一步发挥好村民各种组织的作用,为乡村治理有效沟通建构健全的网络体系;完善沟通机制,进一步形成政府"掌舵"和农民"划桨"的合力,为乡村治理有效沟通提供持续的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战略与村民自治:互嵌、诉求与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村民自治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村民自治是乡村振兴的要义之一,亦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制度支撑与保障,两者相互嵌入,彼此之间存在紧密的价值耦合。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图景实现基石的村民自治需要满足"治理有效"这一要求。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嬗变,要求从治理形态、治理资源、治理主体、治理载体层面对村民自治进行重新审视和设计。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发展路径需要从多维度进行建构,体现为基层政治权威与乡村内生动力的协同共治,精英型农民群体的塑造,村域经济、文化与组织资源的三重嵌入,农村社区自治的形成及相关配套法律制度的健全。     

“强组兴村”工程赋能乡村振兴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村民组是农村最基层的治理单元,困难最集中、情况最复杂、力量最薄弱,是解决当前面临诸多矛盾、加快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仁怀市自2003年实施撤小村并大村以来,村干部队伍减少20%、村民组长锐减1600余人,     

一个村民组的民主管理“路线图”

走进怀宁县平山镇大洼社区司山村民组,眼前呈现一幅秀美的新农村画卷:农家小院错落有致,马路通畅,瓜果飘香……难以想象这里曾是路洼不平、垃圾乱堆的脏乱之地。可喜的变化,得益于村自觉加强民主管理,在村庄建设的决策、执行、监督过程中始终突出村民的主体作用,让村民当家作主,实现了"主靠大家做,钱靠大家管,事靠大家干"。     

“组强村弱”治理结构与村民小组的村治定位——基于广西H县农村的实证分析

作为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中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村民小组在后税费时代的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仍有可能发挥其重要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潜力。与村民小组在组织关系和权限上隶属行政村、村民自治基本上由行政村决定的"村强组弱"不同,"组强村弱"的乡村基层治理结构意味着村民小组在资源下乡和各种制度建设过程中相较于行政村一级拥有更多的主动性和自主空间,而行政村一级既缺乏足够的文化资源,又缺乏可用的经济资源。在"组强村弱"治理结构之下,村民小组长如何实现村民与村干部的有效联结,将深刻影响村民小组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具体功能的发挥。村干部特别是村支书的工作能力,是影响村民小组长与村民、村干部在治理实践中所处关系形态的关键变量,而这种关系形态又直接决定村民小组的村治定位。     

石漠化深处的“花果山”——普定县城关镇陈堡村梭筛组桃产业发展纪实

正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今天,普定县城关镇陈堡村梭筛组村民以自己的双手和臂膀,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把光秃秃的石山,变成发家致富的"花果山"。这是一个很小的村民组,地图上不一定找得到它的名字:普定县城关镇陈堡村梭筛组。这是一群普普通通的移民村民,119户436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今天,梭筛组村民以自己的双手和臂膀,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把光秃秃的石山,变成发家致富的"花果山"。     

优秀家风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内生动力价值与路径研究

优秀家风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面对乡村文化建设中主体缺位、内容流失、阵地贫乏的问题,优秀家风能够以亲情呼唤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的回归,以全面性教育丰富乡村文化建设客体的内容,以潜移默化优势提高乡村文化建设阵地的吸引力。政府应该协同村民、学校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力量,通过"知、情、意、行"四个维度,从帮助村民形成感性认知、提升村民情感体验、增强村民意志力、促进村民进入文化自觉状态入手,充分发挥优秀家风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内驱力作用。     

石林: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

正8月1日,是平山村民组蓄水调节池封盖的第五天。平山组属于开阳县龙岗镇大鸭村,距离村委会9公里,是村里最为偏远的村民组。偏远、缺水,成为这里的发展瓶颈。这些天,村民王朝坤常爬上坡看水池修建情况:"再过几天,等水泥全干了,又能重新吃上自来水了,这可多亏了石书记。"王朝坤说的石书记,是前两年上任的大鸭村党支部书记石林。今年刚满40岁的石林,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组建了一个年轻化的村支"两委"班子,班子成员平均年龄只     

桐梓乡村旅游:从避暑到休闲养生

正"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越来越多的游客住进了中关村,逐渐喜欢上村里独特的‘一户一景’特色民居,许多在外打工的村民也相继返乡,搞起了旅游业。"贵州桐梓县茅石镇中关村村民徐儒辉说,"乡村旅游,让村民足不出户就可以赚到大钱!"十年前,位于红色革命圣地娄山关脚下的桐梓,靠发展乡村旅游起步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自治分化的发展困境与突破——基于权力-资源关系的分析视角

中国乡村现行的民主自治制度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结构发生重大改革,乡村经济发展出现分化,导致了村民自治发展的不均衡,也制约到村民自治作用的发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当前村民自治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权力-资源"理论的分析视角,厘清现行村民自治模式的基本类型:汲取型自治、分配型自治、法人型自治和项目型自治。要突破村民自治"悬浮"的困境,必须根据不同经济情况,发展多种自治有效实现形式,坚持他治与自治互动,继续推进自治重心下沉。     

村民自治背景下乡村关系失范的宏观体制根源

随着村民自治的实施与推进,中国乡村社会形成了以国家行政管制和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乡政村治"政治格局.按照制度文本上的规定,乡镇政府是农村最低一级政权,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二者之间是"指导-协助"关系.然而,现实中乡村关系却存在着失范乃至冲突的一面.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乡镇行政职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本文通过对乡村关系现状的分析,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视角,着重从理论上分析了乡村关系失范的宏观体制根源.文章认为,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过度干预、村委会的附属行政化是当前乡村关系的主要难题;乡村关系失范的宏观体制根源,主要包括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压力型行政体制、权力与利益的自我膨胀性、制度供给的短缺、现行的财税制度、党政美系等六个方面.     

提升桂林乡村治理效能面临问题及对策研究

桂林是农业资源大市,近年来在乡村治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积累了有益经验,同时桂林乡村治理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需要按照十九大"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要求和相关部署,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强化村民自治,培育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多元化乡村治理主体;加强依法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塑造乡村德治秩序。     

秩序与宣泄:乡村社区治理中的互动逻辑

中国乡村社区治理既要贯彻国家主流秩序精神,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农村乡土习俗元素与村民利益诉求,并让二者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如果这一互动逻辑不畅,则会有村民运用其"常备剧目"对抗国家政令,从而大大增加国家秩序的运行成本。以秸秆焚烧政令的推行为例考察国家政令在当前乡村中的运行,结果表明此政令的执行给当地农村社区个别居民"怨气"的集聚与宣泄提供了土壤,村民宣泄"怨气"的途径给禁烧禁令的执行造成困惑;当地乡镇村干部利用"权变理论"吸纳民间习俗,尊重村民利益诉求,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相关难题,理顺了农村社区治理逻辑,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乡村社区治理良性互动逻辑得以形成。     

清泉滋润贫困村——务川自治县实施自然能提水项目助推脱贫攻坚

正"水来了,水来了,再也不用到大河里背水喝了。"近日,在务川自治县涪洋镇涪洋社区联丰组,村民们团团围在蓄水池旁,看到一股清泉哗哗地流进水池,大家激动得欢呼起来。涪洋镇小坪村坪山组、涪洋社区联丰组位于半山腰,地势险要,十年九旱,"饮水难、饮水贵"长期困扰着当地村民。现在,这两个村民组的群众家里都接通了安全水,这一切得益于在上海市奉贤区援黔干部的帮扶下,开展的自然能提水项目。     

乡村治理秩序:历史梳理与现代构建

由"皇权不下县"时期的"政权、族权、绅权"共治,到乡村建设时期的"政权内卷化",再到今天的"乡政村治",乡村治理秩序的表现形式几经变更。当代乡村治理秩序必须朝向民主与法治的方向进行现代构建。第一,村民"变"公民,确立乡村社会的主体地位,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第二,建设民众制度化参与渠道,促进乡村组织发展,保证民众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建构一种公共治理规则,另一方面着力培育村民的公民素养,最终构建一种以公民权利和乡村主体性为基础的、依据公共规则治理的公共秩序。     

打造贵阳市民的“周末花园”

正"进村路铺满渣土,坑坑洼洼;村民的木楼年久失修,进风漏雨;田地里种的不是稻米就是包谷,村民生活艰辛……"这是2007年之前王岗村的旧貌。面对穷苦的父老乡亲,我不断地问自己:"怎么才能让村民都过上好日子?"2007年,王岗村被贵阳市乌当区列为"泉城五韵"乡村旅游建设示范点,以此为契机,我决心依靠发展乡村旅游,改善村子落后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