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以贪污论处”质疑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第三条规定:“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的,以贪污论处”。深入分析和考察该条规定及其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并结合司法实践,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使人疑惑的问题,有必要加以澄清。     

对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以贪污论处问题的探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1988年1月21日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第三条,在具体表述挪用公款罪的罪状和确定法定刑的同时,还规定:“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的,以贪污论处。”怎样理解和适用这一规定?这是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而又亟待理论上予以回答的问题。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 正确理解法律规定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一般说来,在法律规定很明确,或者有立法和司法解释作依据的情况下,理解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但“挪用公款数     

挪用公款不退还的司法适用

现行刑法规定挪用公款后因客观原因不退还的不再以贪污罪论处 ,而将其作为挪用公款罪的一个加重处罚的情节。行为人主观上不想退还且实际上未还的 ,无论客观上能否归还都应以贪污罪定罪处罚。司法实践中对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应当正确认定和处理。     

“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以贪污罪论”之探析

结合我国转化犯理论来对《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考察我国现行刑法中转化犯的立法例及转化犯理论,《解释》第6条规定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司法解释超越立法权。二是“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以贪污论处”的规定没有区分不同情形,不适当地扩大了打击面,应区分不同情形进行处理。     

"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以贪污论"之探析

研究我国现行刑法中转化犯的立法例及转化犯理论,可以发现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司法解释超越立法权;二是“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以贪污论处”的规定过于笼统。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针对“携带挪用公款潜逃的”不同情形,应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分别定罪处罚。     

试论挪用公款罪的司法适用

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增设了挪用公款罪,适应了我国司法工作的需要。根据《补充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     

中外贪污贿赂罪法定刑比较研究

中外贪污贿赂罪法定刑比较研究缪树权目前，在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普遍感到，虽然我国《刑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规定得比较严厉，但是其刑罚种类相对单调，与其他一...     

贪污、挪用公款案件中退赃对量刑的影响

贪污、挪用公款案件,被告人退赃后往往出现量刑误区,受“从宽”影响,导致量刑失当。这类案件量刑时,容易忽略三个因素,如退还在立案前还是立案后?出现在哪个阶段?是“退还”还是“追赃”?是“主动”还是迫于法律的威严被动交出?总之,不能笼统看“退还”。当然,“退赃从宽”是一个大的原则,无论在哪个阶段的退还均应考虑体现政策。但退还发生在案件的不同阶段其处理是不一样的,不能认为返还了就一律可判轻刑或处缓刑。缓刑的适用只能依照《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不恰当地适用缓刑,缓刑适用过多、过滥就会造成对经济犯罪打击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我国最早在 1988年 1月 2 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之中以立法形式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加以规定 ,该补充规定第 11条第 1款为 :“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 ,差额巨大的 ,可以责令其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 ,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 ,处 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单处没收其财产的差额部分。”此规定一经颁布 ,便在理论界和司法界引起了许多争议。该条文的确立 ,是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查处贪污、贿赂及挪用公款等犯罪过程中 ,发现犯罪人拥有与其合法收入相…     

挪用公款罪“情节严重”的认定与适用

挪用公款进行犯罪活动系一行为触犯数罪的想象竞合。挪用公款进行犯罪活动的应解释为挪用公款罪的"情节严重"。挪用公款罪的"情节严重"与"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存在形式逻辑以及规范适用上的交叉关系。当"情节严重"是指"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其法定刑上限为"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下限,即10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情节严重"是指其他情形,其法定刑的上限应依据《刑法》第45条确定为15年以下有期徒刑。     

论“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

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构成贪污犯罪时,并不要求挪用公款行为必须构成犯罪,但是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备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同时,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等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挪用公款后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也应当按照贪污罪论处。     

试论贪污罪情节及其司法适用

试论贪污罪情节及其司法适用世平，石金平，李克非贪污情节对贪污罪的准确认定和恰当量刑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正如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２条中所指出：“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同时，该条文中又多次出现了“情节特别严重”、...     

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立法的几点思考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对《刑法》第155条贪污罪、第185条受贿罪作了补充规定,这对于打击贪污受贿犯罪、保护公共财产、促进廉政建设、惩治腐败,无疑起了较大的作用。但是司法实践表明,对贪污贿赂罪的处罚规定过宽,打击不力,没有很好地贯彻立法从严的精神,有悖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这在客观上也是贪污贿赂犯罪增多的一个原因。因此,有必要在理论和实践上指出贪污贿赂犯罪的司法与立法之间的不协调,以刊于立法与司法的进一步完善。     

关于贪污罪的认定

贪污罪,是一种侵犯财产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5条第一款对贪污罪的规定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物的……”,第三款规定了“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犯第一款罪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第一个补充规定是:“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     

查办法人贿赂犯罪的对策

198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以下简你《解答》),第一次在司法解释中将法人受贿、行贿规定为犯罪。198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辨析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9条、第10条、第11条规定了三种新罪名,即侵占罪、商业受贿罪和挪用资金罪。《决定》颁布后,公司、企业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贪污和挪用的,将分别按上述三种新罪名处罚。但《决定》第12条又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犯决定第9条、第10条、第11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的规定处罚。故同样一个犯罪行为,因主体是     

挪用公款罪若干问题研究

挪用公款罪的“公款”,不应局限于“公共财产”,如果挪用的公共财物有不能归还的危险,也应以犯罪论处。以个人名义挪用公款供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构成挪用公款罪。应取消挪用公款后进行非法活动作为构成要件的规定,选择并科学组合挪用数额及挪用时间两项因素,作为挪用公款罪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基本情节。     

对“不正当利益”的理解

９７９年《刑法》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补充规定中对受贿罪一直没有规定要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构成要件。只是在《补充规定》中规定行贿罪要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构成要件。但对什么叫不正当利益，一直没有明确的解释。因此，对“不正当利益”有着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     

论贪污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及其它

作者主要就贪污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客观特征之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只要是利用了贪污罪中的职务上的便利，不论内外勾结者谁是主犯都应以贪污罪论处；挪用公款后不退还属退赃性质，其非法占有赃物阶段，已不具有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时空性，永远不能转化为贪污罪；应该区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利用职务派生的便利，前者才可构成贪污罪；刑法第２７１条第２款与贪污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属于两个不同范畴，前者应修改为依职务侵占罪论处。此外，贪污罪对象也应适时地改为“国有财物”     

关于完善贿赂罪立法的几点思考

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法》第185条对贿赂罪作现定。此后,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刑法》第185条作了修改,规定索贿、受贿罪比较贪污罪论处,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无期徒刑和死刑。1988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该规定对贿赂罪作了重要的修改、补充,并规定了单位可为受贿罪主体。1989年11月6日两高又作出了《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解答》不仅对如何执行有关规定作了解释,实际还作出了新的立法规定,如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亦构成受贿罪。这一系列逐步完善、详实的规定,弥补了《刑法》规定过于简单的不足,为我国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也解决了大量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方面遇到的困惑。但在短短的十年中,关于贿赂罪的规定频频出台,而且变化很大,也反映了我国关于贿赂罪规定很不完善;即使是现在,几经修改、补充,仍有诸多不足之处,尚不能适应现阶段反腐败斗争的需要。笔者本文将尝试就其中几个问题略陈管见,以期有益于反腐斗争并就教于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