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污染减排工作力度 促进湖北跨越式发展

1、进一步增强污染减排重要性的认识。当前,我省减排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较多,但最根本的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减排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矛盾。少数地方政府官员片面讲求政绩,单纯追求GDP增长,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科学发展观导出新政绩观

纠偏唯GDP论 GDP一度是考核地方政府和官员作为的基本指标，如今，随着科学发展观在考核政绩方面的落实，情况发生了改变。河北省新近出台了地市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干部考核办法。考核内容设置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资源环境、社会进步四大类指标。经济发展指标占总指标数的30％，其余70％的指标都是用来考核社会民生环境，其中，资源环境类权重占15．5％，人民生活类权重占34．5％，社会进步类权重为20％。     

论政府信誉的树立

政府信誉不高是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部分政府官员“政绩至上”意识的存在 ,将政府行政神秘化 ,导致了政府信誉不高 ,严重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为此 ,要努力强化政府官员的信誉意识 ,创建良好的信誉环境 ,尤其是政府官员要带头讲信誉 ,拓宽政务公开的渠道 ,努力建设务实、廉价、高效的政府 ,使我国政府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能源不是“免费午餐”

只看GDP、只看“政绩指标”而不计算资源消耗,不怕高耗能、高污染,不管可持续发展,只怕“乌纱帽”不够“高”。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这种“政绩观”充分体现在政府决策及招商上,“贻害”一方     

建立“法治政府”指标体系 树立“法治GDP”新政绩观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尽快建立起包括政府依法行政指标在内的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法治政府"指标体系,树立起新的"法治GDP"政绩观,用"法治GDP"来评价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幸福”指数要让百姓“信服”

GDP是衡量国富的标准，但不能简单地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也不能就此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和人民的幸福程度。近年来，在告别GDP崇拜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纷纷让“幸福指数”闪亮登场，把“幸福指数”纳入到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中，这既是对官员考核机制和形式的创新，更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探索，也折射出“以人为本”为根本要求的科学发展观。     

地方政府民生类公共产品竞争失序及其治理研究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阐述了地方政府民生类公共产品竞争的表现及效果，从传统经济竞争思维惯性、地方政府及官员“经济人”角色、官员政绩考核与选拔晋升制度缺陷、民生类公共产品的产权特性等方面，分析了地方政府民生类公共产品竞争的失序及其成因，提出要重塑民生政绩观、改革公共财政体制、创新政绩考核与官员选拔晋升制度、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健全地区间公共事务协调合作机制，来治理地方政府民生类公共产品竞争的失序。     

建立绿色GDP考核机制势在必行

长期以来,对各级官员和干部的政绩考核指标内容不少,但实质上只有传统GDP才是＂硬指标＂。近期,福建省各级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围绕完善绿色GDP考核机制积极建言献策。力求从根本上改变党政官员的政绩观,确保绿色GDP核算的实施,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绿色GDP核算体系。现将各级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建议综述如下。     

政绩新指标:GNP+SCC

地方政府政绩指标是考核政府工作绩效的依据。本文指出,以GDP作为地方政府政绩指标,存在诸多弊端,治本的办法应该采用“经济增量(GNP)+社会资产存量(SCC)”的全新指标体系。     

“以人为本”要到位

中国30多年的高速发展,确实改变了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但发展至上、GDP挂帅也带来了相当的负面作用。由于官员的升迁直接与GDP挂钩,一些地方官员将GDP视为最重要政绩,不顾一切求发展;一些地方官员在统计数字上瞒天过海、弄虚作假;一些地方官员通过搞大拆大建,反复提升GDP总量;有的地方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城市改造     

“政绩”与“污染”

"政绩"与"污染"的不正常联姻,已是老生常谈. 长期以来,政绩考核指标和官员晋升机制依然在围绕GDP打转,一些所谓的"明星企业"虽然污染风险重重,却能为地方创造可观的利税,支撑起政绩的"颜面",这就必然诱发以环境代价换取显性政绩、以牺牲公共利益换取个人仕途的本能冲动.而一些地方对污染企业大开"绿色通道",对公众举报充耳不闻,乃至以"企业宁静期"、"挂牌保护"之类"土政策"阻挠环保执法,也就不足为奇. 前不久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审的环境保护法修正草案,首次将环保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写入其中,迈出了以立法形式扭转传统政绩观、塑造绿色政绩观的可贵一步,当为之击掌叫好.     

政策信息

非经济内容更受重视摇摇有关人士近日透露,目前正在国内几个省市试点的干部考核评价新体系有望于一年内在内地全面推开,这将是落实中央科学发展观,促使内地官员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举措。专家促转为社会型政府内地一直以来推行以经济指针特别是GDP为主要内容的考核体系,助长了政府官员片面的政绩观,政绩大小往往由GDP说了算。这种考核评价体系只反映出国民经济收入总量,不考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忽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不反映社会发展情况,忽视民生问题。这与新一届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格格不入。专家指出,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应…     

视点

治疗污游后遗症需打破政绩天平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公安局金乡派出所民警张光聪,在"臭河道"下潜救14岁跳河女孩时,呛了几口脏水,因"污水游泳后遗症"住院。(5月22日《都市快报》)点评:污水河游泳后遗症不是一个孤立的病征,其背后的"病灶"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绩天平"始终朝GDP崇拜严重倾斜——为了GDP,早就宁可不要青山绿水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理念之变,首先需要的是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与之相匹配,通过弱化"GDP指标"、强化"民生指标"来体现可持续性发展,否则,再高速的GDP也可能是民生之痛!     

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特征及理论解析

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经济特征是效益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外部性理论主张对正的外部性环境影响予以补贴 ,对负的外部性环境影响处以罚款或征税 ,使环境外部性问题内部化 ,从而达到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产权理论则认为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市场体系不健全 ,而建立健全市场体系的前提和条件是产权界定 ;只有推进公共资源要素市场的建设 ,通过产权的自由交易使外部效应内部化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奇触指标＂背后的畸形思维

科学的考核指标，也是现代政府管理中的一种“愚昧”，束缚住基层官员的创新意识，使基层部门官员不得不闹绕这些不科学的考核指标，一天天、一年年消磨自己的创新思维，沿着某些领导指定的运行轨迹进行最雠化的政绩积累，进而再度被数据假化。实际上官员们并不是不知道这种指标考核不科学，会滋生出很多问题，但鉴于长期形成的“倚化”观念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没有这些指标考核反而会被认为缺乏“创新”。     

环境“透支”呼唤协调发展的政绩观

在今年召开的第三届“绿色中国”论坛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单纯的GDP增长指标确有问题，它没有体现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损失和资源消耗成本。片面强调GDP增长会助长盲目消耗资源，破坏环境，造成社会失衡，反过来又使GDP的增长难以为继。并提出，国家应尽快将环保指标纳入政府官员考核体系。     

“政绩”与“污柒”

“政绩”与“污染”的不正常联姻，已是老生常谈。 长期以来，政绩考核指标和官员晋升机制依然在围绕GDP打转，一些所谓的“明星企业”虽然污染风险重重，却能为地方创造可观的利税，支撑起政绩的“颜面”，这就必然诱发以环境代价换取显性政绩、以牺牲公共利益换取个人仕途的本能冲劝。而一些地方对污染企业大开“绿色通道”，对公众举报充耳不闻，乃至以“企业宁静期”、“挂牌保护”之类“土政策”阻挠环保执法，也就不足为奇。     

今天，我们该如何养老？

近几年政绩考核的重要改革举措首推中共中央组织部2006年下发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这个“评官”的办法改变了以往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考核方式。在整个中国，“考核官员政绩、评价政府绩效”，这两个政治生活中的关键环节正在悄然变化。政绩考核开始走出“惟GDP”窠臼，民意调查开始成为考核评价的重要方式。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

政府官员问责制作为有效预防、化解、应对各类社会风险的制度形式,在风险社会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风险社会时代要求政府官员问责制有效承载起新的历史使命,即预防和纠正由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引发的各类风险,促进政府更具回应性、更负责任和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促进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及社会公众之间展开合作治理。随着风险社会的深化,在工业现代化阶段构建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政府官员问责制无法有效担当起时代赋予其的使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只有将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为一种促进责任更加清晰地界定和分担的对话与协商机制,一种有效的风险信息供给机制和一种提升全民责任意识的参与机制,才能走出困境。     

谨防“政绩工程”泛滥″

什么叫“政绩工程”,以笔者拙见,大概就是一些领导干部、政府官员为在任期间有所建树,实施的颇见成效的项目。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然而,如今变味的事情太多,政绩工程也在变味之列。一些政府官员把“政绩工程”当作官场攀登的阶梯或升官晋级的敲门砖,政绩工程便成了“形象工程”、“花架子工程”。他们不是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而是随心所欲、好高鹜远地实施一些带有轰动效应的项目,其结果是轰轰烈烈上马,凄凄惨惨收场,为官者“政绩”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