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武装冲突法应着力克服几种错误观念

当前,部分官兵对武装冲突法还有不同程度的模糊认识,主要包括:无用论、束缚手脚论、不适用于基层论和万能论等,这对武装冲突法在部队的传播以及法律战教育训练的开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必须采取有效手段教育广大官兵:既不漠视它的存在,也不迷信它的作用;着眼于国家根本政治利益和全局军事利益,坚持主动、灵活地运用,反对盲目死板地套用;坚持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反对循规蹈矩,作茧自缚。     

冲突法中法律选择的确定性与灵活性——欧美冲突法演进的两条不同路径

"概念法学"和"自由法学"的辩争催生了法律确定性和灵活性这对永恒矛盾.法律发展的整个历史就是交替赋予法律更多确定性或灵活性的历史.欧美冲突法在20世纪的不同演变轨迹,体现了人们在法律确定性和灵活性之问寻求平衡的尝试与努力.欧美冲突法的发展历史表明.将灵活性置于比确定性更为重要的地位是当今乃至21世纪冲突法的发展趋势.     

改革转型:从利益追求到权利保障

2010年及以后的改革必须适应社会的转型进行相应的转型,从鼓励利益追求转向注重权利保障,在保障权利的前提下重新激发改革动力。 不能动辄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名义去取代、压制社会群体应该有的合法和基本利益,尤其是不能为了某一群体、某一范围的利益以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名义去取代,压制别的社会群体应该有的合法和基本利益。     

我国利益结构的特征和模式探析

现代民族国家的重构和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政治权威和资源整合以及社会动员能力为新中国构建新型的社会主义利益结构提供了前提条件。新的利益结构特征和模式包括不同社会阶层在利益格局中呈现全新的方位和“颠覆性”的变化；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关系的同质化和关联性；社会结构简单化、封闭化和“身份”特征的凸显化。这些特征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计划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     

防止利益冲突的核心:权力与利益的阻断

利益冲突频发于权力与利益的交互界域。利益冲突意味着公共权力已经背离了其应有的利益指向,伦理意义的利益冲突在于权力的公共属性缺失,廉政意义的利益冲突在于权力成为谋私工具。隔断权力与利益的通道,防止利益冲突主要在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明晰公私之间利益边界,权力与利益的合理安排。     

试论我国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利益调整所引发的矛盾是社会矛盾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利益矛盾是造成其他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不仅影响社会的发展活力,而且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从转型期的社会特点出发,有针对性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际产品责任法律适用规则的立法思考——兼论冲突法的价值取向

体现在冲突法中的正义价值包括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国际产品责任侵权法律适用领域的价值取向已从单纯追求冲突正义到目前司法实践中更注重实质正义的转变。传统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原则存在固有缺陷,最密切联系原则又过于主观。在构建国际产品责任法律适用规则时,连结点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产品责任案件中涉及到的连结点主要有：产品生产地、产品销售地、损害发生地、受害人的住所地和惯常居所地、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营业地。分析各个连结点的法律性质和发展趋势,借鉴国际公约开放灵活的层级体系和先进的冲突法立法观念,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规则可以将侵权地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最基本的原则,同时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有利于原告原则,并排除被告不可预见法律的适用,从而实现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的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平衡。     

改革开放后我国利益格局变迁的轨迹和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根据利益关系分化的方式、速度和利益格局变动的特点,我国利益格局变迁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特征。1978—1992年,利益分化成为利益格局变迁的主要方式,不同利益群体从共享改革初期成果到利益格局的合理分化;1992—2002年,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确立之后,我国利益格局呈现出失衡状态:传统的基础性群体在利益格局中被边缘化,以权力、资本为代表的强势利益群体在利益格局中处于主导地位。2002年以后,我国从侧重利益分化到侧重利益整合的利益格局再调整,以共享改革发展理念构建新的利益格局。     

美国防止利益冲突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防止利益冲突法是国家为了厘清公益与私利的界限,约束公职人员的行为,防止公职人员公权私用、以权谋私（或以职谋私）,保证其廉洁从政的法律规范。美国是防止利益冲突立法较早并取得良好成效的国家。美国成功的秘诀是：法律可操作性强,监督有效、到位,相关配套制度完备。虽然我国在建立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方面也进行了探索,但由于停留在党纪政纪层面,缺乏权威性、强制性和威慑力。我国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设计粗糙,可操作性差,加之监督不力,相关制度不完善,因此,成效甚微。为了有效遏制和预防腐败,我国应当尽早出台《防止利益冲突法》,同时应当完善相关法律,如《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政务公开法》、《行政程序法》、《新闻法》等。     

西双版纳地区的利益分化与利益表达

利益分化是我国近年以来许多学者关注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利益分化的程度已经日益加深。这样的问题,在边疆多民族地区同样也是不可回避的。而处于我国西南国境交汇之处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利益分化更是由历史、民族、地缘和现实等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综合这些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的特点,不同利益群体在利益分化格局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同时也带来了多元化的影响。     

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文化诉求

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核心问题。新制度主义认为,文化是制度之母,制度的建立健全依靠文化的滋养。廉洁从政权力观是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理论前提,行政伦理的法制化是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基础内容,对廉政制度的信仰是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有力执行的社会保障。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必须将廉政文化建设作为前提性、基础性和保障性工作来对待和推进。     

预防权力腐败的价值和路径创新:防止利益冲突

本文所说的利益冲突,是指发生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的公私利益冲突行为,它频发于权力与利益的共同界域,主要由于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相互作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相互交融所形成。公共性、正义性、制约性是防止利益冲突的权力基本价值。当代中国防止利益冲突的公共权力制约的路径选择主要在于:基于存量政治资源,适当输入增量政治资源,建立以法制权、以权制权、以民制权、以德制权的机制。     

利益冲突视域下的公共权力价值判断回归

公共权力的基本属性和核心价值是公共性,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内在价值判断。从利益冲突发生的内在逻辑来看,起点是权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益的获取之间的正比例关系,过程是委托——代理,主要场景是公与私的交界处,利益冲突实质上是对公共权力价值判断的一种扭曲。以公共性的原则来优化公共权力构成、强化公共权利归属、重塑公共行政道德、规范公共权力私人性走向、实现公共权力价值判断的回归,是防止利益冲突、确保公共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良好运行的有效途径。     

防止利益冲突视野下的利益观教育

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推动廉政建设纵深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利益观教育则是从思想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基础,加强利益观教育,有助于增强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反腐败的效果。利益观教育是上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形成合力：应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利益观教育体制机制,拓展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法;应深化干部人事制度与分配制度改革,运用利益激励机制,提高党员干部廉洁奉公的积极性。     

中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构想

分析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立法背景,根据法律体系构建原理描述了中国社会保障的法律体系结构,指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应由政策优先向法律优先转移。从概念研究入手,立足于国际经验比较分析,根据中国宪法原则,提出了关于中国保障法律体系内容和结构的初步设想。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研活动防止利益冲突的政策实践及启示

目前,由于我国有关科研活动利益冲突的制度不够完善,科研活动中的利益冲突现象屡屡发生,已经严重影响到高校科研活动的正常开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防止利益冲突政策体系和监管机制,包括研究机构必须制定有关防止潜在利益冲突的政策;在科研活动中,研究人员感觉到有涉及利益冲突内容的,应自行回避等一系列有关利益冲突的披露、回避、管理与消除、调查与处罚的内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设置了专门机构和人员,为学校的教职工和所有学生提供科研诚信方面的咨询及负责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及处罚。因此,有必要借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研活动利益冲突防范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科研活动利益冲突的现状,从教育、制度、监督、惩处等方面采取措施,建立完善防止利益冲突的政策体系和监管机制,促进我国的科研事业健康发展。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规律及制度性应对思考——对重庆万州事件、四川大竹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的反思

非直接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当前执政与治理的极大难题。它表现出冲突双方强弱差距越大,参与可能性越大;强势方态度行为越强横,参与的速度越快;政府部门的处置不及时,参与的程度越深等规律。预防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发展,需要加快建设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法律制度,加速完善提高执政权威与效能的行政法律制度,健全社会力量整合与引导的社会法律制度。     

我国领导干部的法律理念与法治意识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领导干部的法律理念与法治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着社会转型的成与败。所以,领导干部摒弃封建特权的人治思想,树立正确的法律理念,培养法治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     

加强法治建设是首都维稳工作的重要途径

维稳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针对首都维稳呈现的重人治轻法治的现象,提出必须加强法治建设才能实现彻底维稳。建议采取强化立法、完善行政法律解释体系、强化监督、对疑难信访案件公信听证等措施,推进法治以预防和化解矛盾,实现法治状态下的长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