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作用探析

合法性是政权得以运行的基点，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就是冲突。冲突有内部冲突与外部冲突之分。内部冲突能整合政治系统、激发新制度的产生、能促使统治者重视统治绩效；外部冲突也能加强内部的凝聚力。但如果冲突处理不当，冲突将会起相反的作用。内部冲突的扩大会挑战政府权威、破坏政治秩序；外部冲突的激化也会影响政权的认同度，对政权合法性构成很大的威胁。因而，要维护政权合法性就必须合理控制冲突。     

从管理冲突到管理和平--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

国家内部武装冲突占据了当今世界武装冲突的大半,冲突后如何对这些国家进行安全治理,不仅关系到冲突国本身的安全,也关系到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冲突后国家进行着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任务。维和行动从最早的管理国家间冲突,到管理国家内部冲突和人的安全,直到今天发展成为管理冲突后国家的全面建设与和平。然而理论上的发展在战略和实施层面出现断层,维和人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建设和平任务,效果却不佳。从联合国在非洲（尤其是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可以看出,在维护和平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建设和平方面的成就。维和行动中存在着三个深刻的悖论（维和行动的局限、联合国的性质与其能力的局限以及其他行为体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影响着维和行动的有效实施。要想更有效地参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联合国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帮助者而不是干预者,注重东道国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联合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等。     

经济相互依赖与国际和平

国家之间的商业往来能否减少彼此间的冲突,带来和平,一直是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商业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会减少政治上的冲突,带来和平与合作。最近二十多年来,商业自由主义不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证层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本文阐述了商业自由主义的内涵和理论发展、商业自由主义的和平机制,以及对商业自由主义的批判。本文认为,商业自由主义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纲领,有着悠久的学理传承和理论发展,当今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嵌入与自主:国家治理模式对群体性外交冲突处理的影响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伴以各类群体性外交冲突。对这些冲突进行学理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民众引发的涉外群体性外交冲突,或外国民众引发的涉华群体性外交冲突,使中国外交部门与相关国家外交部门在对这些冲突进行处理时,大多处于被动的境地。对此,一个国家治理模式下的"嵌入—自主"模型可较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并解答为何国家治理模式的差异对类似事态的走向有不同影响。研究发现,同样由大众压力引发的群体性外交冲突事件,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会使当事国在对外交涉和谈判时做出差异显著的反应。民众对外交议题的嵌入性与群体性外交活动的自主性最为突出,它们一并影响到一国政府的威信及对外谈判的议价能力。因此,有效平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嵌入与自主关系,既是未来中国政府有效治理群体性外交冲突事件的重要着眼点,也是推进中国对外事务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的题中之意。     

冲突预防与欧盟共同外交安全政策的制度化

冷战后，冲突预防成为欧盟共同外交安全政策的主要目标。欧盟从两方面推进了共同外交安全政策的制度化：一是通过一系列官方文件逐步深化对冲突预防的政策承诺；二是迅速建立一整套冲突预防机制，全方位地提升自身的安全能力。欧盟在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将共同外交安全政策在制度层面的突破转变为共同行动的能力，为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     

论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冲突与融合——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透视

国家制定法和民族习惯法的特点在于前者具有统一性、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后者具有多样性、特殊性、伦理性、自觉性等。透视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可以感受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在婚姻领域有四个方面的冲突：1．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冲突；2．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3．“移植法律”与本地民族特点的冲突；4．国家意志与地方权力的冲突。应当化解冲突，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积极融合。     

当代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及其启示——对福利国家、发展型国家和转型国家当代发展的考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有关国家和政府能力的激烈讨论。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改革、东亚政府主导型经济的衰退到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国家解决国内问题的能力受到限制,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平衡向着有利于市场和私有权力的方向转变。然而这些变迁也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趋向"正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相反,制度变迁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与此同时,全球化也为国家和政府能力的增长提供了新的空间,战后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正在经历新的调整和重组。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农村征地冲突及其治理

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及其引发的张力,是征地冲突频发的宏观背景和深层根源。进一步优化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加强征地冲突治理的必要条件:加快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由资源提取向公共服务的转变,解决农村政府的"财政饥渴"和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是预防征地冲突的根本;加快建立适应市场契约型的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土地产权和征地制度,理顺征地利益关系,是减少征地冲突的有效途径;加快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民主化过程,提高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水平,是提升征地冲突治理效果的必然要求。     

冲突与控制——关于国家控制冲突问题的研究

冲突是直接影响国家稳定和发展的一种关系状态。冲突的根源和根本动因构成冲突产生的客观可能性,而只有冲突主体的主观因素成熟到一定程度时,客观因素才发挥作用。国家作为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必须采取措施,把冲突控制在秩序范围内,确保国家的存在和发展。     

从鳕鱼战争看“民主和平论”的疏漏

“民主和平论”在冷战后影响日益增大，特别是在一些西方民主国家，甚至成为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虽然该理论的基本论点即民主国家的性质决定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或很少打仗，显得颇为雄辩和自得，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如公认的民主国家的定义问题和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好战的问题。除了揭批其理论本身的瑕疵，本文拟从一个罕见的现代民主国家之间军事冲突的例子——英国和冰岛之间的“鳕鱼战争”出发，通过论述民主和平论在此冲突中的失效，着重说明：如果没有其他体系因素的调节，民主因素不足以阻止冲突的发生，民主国家之间同样存在走向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危险。     

科塞的冲突理论对我国构建和谐政党关系的启示

科塞认为，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冲突既对社会具有破坏性作用，又对社会具有积极作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各种影响我国政党关系和谐的因素客观存在。本文试图以科塞的冲突理论为视角，对我国和谐政党关系的构建做一些探讨。     

国家的概念与国家的生成

从原始国家的产生，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近现代社会，新国家的成立、独立和生成大都遵循了冲突论和融合论的模式；近、现代后，一些新国家虽然在生成的原因上有宗教的、意识形态的、种族的、民族的、资源的、贫富的、利益的、战争的、地域的、历史的和政治的等原因，但从根本上仍然是社会结构的矛盾产物，是群体性冲突的结果。     

邻避冲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及对策

邻避冲突是指由邻避设施所引发的,居民有组织地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手段向党政机关或者运营商表达意愿、提出要求,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一定影响的行为或者活动。目前,我国邻避冲突呈现出发生频繁化、对象广泛化、过程组织化以及目的政治化等特点。邻避冲突不仅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更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造成了危害,必须从建立健全协商机制、完善风险消减机制、加强舆情回应和监控机制、依法治理邻避冲突事件等方面入手提出对策。     

重塑国家之责 :人的安全保护、冲突与治理简

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相比，“人的安全”观是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重要内容。人的安全受多维度影响。其中一个或几个维度出现问题，人的安全就受到威胁；威胁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导致冲突。这些维度构成冲突诱因。冲突诱因呈现多元化。有的诱因与冲突相关度较低，有的诱因对诱发冲突具有乘数效应。就触发状态而言，冲突可能由单一因素诱发，亦可由多种因素叠加引发。如果治理失当，会导致冲突恶化。一个国家要有效地治理冲突，就应当对导致冲突的诱因及相关度有深刻理解，如此方可对症下药。人的安全概念、国家保护责任与新干预主义是相继形成的三个概念。应当说，尽管以人为中心的安全框架日益被全球关注，但应当采取何种治理形式，何种治理形式属于最优方案，在国际社会中并未达成共识。但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保护人的安全的责任首先在于当事国政府。主权原则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解决人的安全问题必须遵守的根本准则。     

国家形象塑造与社会认同

中国在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上如何构建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是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和平崛起的一个关键要素。国家形象的物质本源性使国家形象塑造成为对国内民众的社会化过程。社会文化话语冲突、现代性和网络时代给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带来的挑战,需要建立新的“以人为本”的国家安全观,促进社会参与并重视构建青年的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来应对。     

中东欧国家转型与欧盟软实力

在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过程中，欧盟作为其主要的外部约束者，其外部约束主要体现为软干预，是一种软实力的外部约束。相对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干预下的破坏多于建设的表现，欧盟软实力在中东欧国家转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一是以治理模式发挥了建设作用，“在没有民主制度的地方帮助建立了民主制度”；二是强化和扩大了欧盟价值领域，对中东欧国家转型产生了和平性和建设性的影响。欧盟的软实力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一是因为西欧的一体化从煤钢共同体到欧共体，在软硬实力上均占优势；二是在西欧和中东欧国家之间没有所谓文明的冲突，文明的认同让欧盟软实力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因此，软实力发挥建设作用要以硬实力为支撑、以文化交融为背景，软实力能够产生影响，是靠吸引力和感召力，其最大的特点是它的非强制性。     

冲突预防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学界对冲突预防(CP)的理解充满争论。本文把CP分为结构型和直接型预防两类。前者着重讨论冲突原发地的潜在原因,并致力于一种长期的参与;后者主要关注短期策略以及冲突方和第三方的互动。在实践中,国家和政府间组织(IGOs)一直是CP的主导力量。联合国就是最明显的参与者,在冲突预防中扮演着重要的领导角色。鉴于当代冲突的动态和特点与传统的国家间冲突不同,NGO在预防国际冲突中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NGOs在CP中的各种角色和活动往往是和国家及政府间组织并行或同在的。在实践中,全世界各国、IGOs以及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NGOs之间存在着依存关系。提高解决当代冲突的能力和效率,我们就应该也必须通过一个跨国框架来增进国家、IGOs和NGOs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试析公民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及化解*--以北京市顺义区广场舞现状及其治安管理为视角

广场舞作为一种大众健身方式，在给参与者带来健康身体和愉悦心情的同时，也给周围居民带来了噪音，影响了他们的休息，两者矛盾在本质上属于公民健康权与休息权等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其根源在于舞者认知的偏差、缺少适合的场地与存在制度的盲点。化解广场舞权利冲突的关键在于使冲突双方实现换位思考，提升公民整体认知水平；增设适宜场地，为舞者提供空间和设备支持；加强监管力度，实现政府治理和社区自治。     

论国际社会的对立冲突与大国责任

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世界上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国际领域对立冲突加剧,特别是大国在国际上的利益纷争,使许多全球问题的国际解决陷入僵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面临新的挑战。大国具有特殊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对消除国际社会的对立冲突、维护世界和平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和义务。中国是一个在国际上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较大的贡献。     

论行政管理冲突在城市与农村异向结果的环境因素——甚于心理学角度

行政管理工作由于主体双方的认识差异以及客观世界的丰富多样『生，在管理过程中从不出现冲突那是理想化状态的存在。在社会发展还未完全达到理想化时候，政膏部门要正视冲突的存在，要分析行政环境对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发生作用而产生的心理影响。同时对这种分析作不同的环境可能产生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冲突结果的分析。在作这种分析中，由于城市和农村在自然和人为环境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致使同样的行政管理事件在管理双方之间产生很大差别的冲突结果，甚至是同一行政管理对象如农民工面对行政管理冲突在城市或在农村就产生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果。这就是城市与农村不同环境对行政相对人产生不同影响的结果，我们要优化城市环境，尽可能把环境对行政相对人产生不良心理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能，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