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角下刑法目的解释的立场定位与位阶选择全文替换

风险社会中,刑事立法的预防性转型与刑法体系的功能性发展,以及司法实践对刑事政策作为解释依据的过度依赖,致使刑法目的解释深陷适用立场混乱、适用位阶不明之困局,而现有解决方案研究视角单一,研究方向宽泛,难以有效处理上述问题。明晰立场和位阶是规范刑法目的解释现实适用、推进刑事立法与司法的体系性协调和前瞻性发展之重点。应当重视风险社会的观察视角,厘定风险社会只能有限推进刑法目的解释功能化发展的背景态势,在此基础上,明确刑法目的解释适用立场应是主观的客观解释论和关联刑法规范目的的实质解释论。同时确立其适用位阶应是在合目的性理念下,文义解释属于解释的起点,其他解释方法依照解释对象具体选择;在刑法规范的可能文义范畴内,需要适用目的解释且满足合宪性要领时,其具备效力决定性。     

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下的社会学解释

从社会学解释与刑法法定原则的关系进行分析,对于社会学解释能否在刑法中加以使用进行论证,根据社会学解释方法自身的限制提出在刑法中的运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初探--兼析刘海洋伤害黑熊是否构成犯罪

罪行法定并不禁止扩张解释,而是禁止类推;扩张解释并不等于类推。刑法中的罪状,是类型化了的罪行概括,而不是具体犯罪的周延模式。罪行法定不是简单的将危害行为与刑法条文机械对应、生搬硬套刑法条文的罪状描述,而是要从立法精神上把握本质、准确理解刑法条文的完整内容和立法宗旨。     

“中立行为”何以构成“传播”——以“快播案”中的刑法解释适用问题为切入点

刑法用语作为承载信息的工具,具有滞后性、模糊性、开放性等缺点,信息时代的犯罪特点呈现出隐蔽性、智能性、技术性的趋势,如何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给予新兴犯罪行为以合理的解释,是刑法解释面临的巨大挑战。主观解释和客观解释的选择关乎刑法解释立场,为解释指明了方向;实质解释和形式解释的选择是解释限度的问题,制约着解释的范围。对于刑法条文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但出于社会危害性之实质层面的考虑又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应坚持客观解释的态度,并用实质解释的手段使其入罪。     

实质解释论影响下审查逮捕的正当性反思——以两类典型案件为例

作为迥异的刑法解释基本立场,形式解释论者秉承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理性,承认立法缺陷,提倡司法克制,主张利用实质解释的出罪功能,保障人权;实质解释论者注重法益保护,强调要灵活解释法律,不因刑法本身的局限性影响刑法的适用,力图追求实质正义。在审查逮捕环节,应坚持形式解释论,摒弃实质解释论,正确理解并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以实现审查逮捕价值与功能的复归,保障"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实现。     

莫让“同情之泪”泛滥:期待可能性理论之质疑

滥觞于德国的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域外刑法视域中已趋向日薄西山之态势,其在我国刑法视野中同样处境尴尬。考虑到该理论自身的缺憾和将其生硬引入对我国刑法体系的冲击,并注意到我国刑法层面已包含了关注人性的相关设计,由期待可能性法理处理的事项完全能够由既有成熟的理论处理,再单独引入并无必要。采用现有的罪过理论和刑法实质解释论解决期待可能性问题,体现了当今中国刑法尽最大努力控制犯罪、确保社会安全的姿态。     

略论刑法司法解释基本原则

刑法司法解释是我国刑法司法实践的重要环节,是连接刑法立法和司法的桥梁与纽带.在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具有普遍的司法效力,如果解释不当则势必破坏刑法的价值,不利于保障人权.本文从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出发,阐述了我国有权解释机关应当坚持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和明确具体的刑法司法解释原则,确保我国刑法的正确统一实施,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     

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解释的评价与反思

两高于2013年公布并开始实施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解释,该解释征表了当下的食品安全政策:严密法网与严厉处罚。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解释纳入了政策精神、民众诉求与社会需要等价值要素,由此,该解释秉持的是客观主义立场。客观主义也应尊重刑法文本,解释主体在规范文义之内进行内涵阐释,以保证解释结果的合法性。应对食品安全问题,刑法只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忽略行政措施的作用。     

论寻衅滋事罪的限缩适用

寻衅滋事罪是多个罪名的补充罪名,其设置符合我国国情和刑事法治现实需要。寻衅滋事罪扩张适用的原因在于刑法条文涵摄的“琐碎”行为使该罪极具开放性、司法解释进一步扩大了寻衅滋事罪的适用范围以及司法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准确认定寻衅滋事罪需要厘清寻衅滋事罪与网络造谣违法行为、殴打违法行为等行为的界限。为了实现寻衅滋事罪的限缩适用,应当利用多种解释方法发挥构成要件的限定作用、充分发挥刑法出罪机制的功能以及严守刑法谦抑性与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37条的外部关系研究

对《刑法》第37条的正确理解和适用需要对该条文在刑法条文系统中的外部关系进行体系性解读。《刑法》第37条与刑法中的其他免刑条文在功能上具有双重的补充关系。《刑法》第13条和《刑法》第37条是我国刑法总则中的两大关节点条文,应罚性和需罚性是分别理解这两个条文的关键,《刑法》第37条是对《刑法》第13条的理性接续。《刑法》第37条与《刑法》第63条对刑法分则中的个罪法定刑具有合力超越的量刑功能。     

基本法解释冲突之原因探析

香港回归后,开始实行"二元制的基本法解释机制",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机制至今未能完全与香港地区的司法体制相契合。究其原因,内地和香港地区在宪政文化、法律思维模式、解释观念以及解释方法等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不同甚至是冲突,探析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对基本法解释冲突的原因,进而谋求解决冲突,使得两种法律解释体制实现更好的衔接和结合,加强两地宪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特色的解释机制至今未能完全与香港地区的司法体制相契合。     

积极主义刑法观之辩证及限制

积极主义刑法观立足于社会防卫论的立场，主张动用刑法作为防范社会风险的手段。为了应对当前社会中不断增加的安全威胁，我国刑事立法在一段时间内还会以犯罪化为主。刑法以相对积极活跃的形象出现在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中，可以更好地保护法益。但积极主义刑法观可能存在前置法后置法衔接不畅、违背刑法谦抑主义、犯罪标签泛化等问题。为追求良好的刑法实施效果，应当对积极主义刑法观进行限制。具体而言，在积极主义刑法观指导下的立法活动中，应当以比例原则作为检视刑事立法是否具有必要性的工具。在保护超个人法益和集体法益的选择上，应当倾向于为维持社会秩序有效运转所必需的利益。在犯罪设立模式上，应当坚持立法“定性加定量”的模式，在新罪增设中体现定量因素，将不需要由刑法规制的行为交由前置法进行规制。在司法活动中，应当强调“但书”条款的作用，通过对个罪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使刑法的处罚范围更为合理。     

中国正被日本极右势力透支利用

正7月1日,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正式决定修改宪法解释,解禁了日本的集体自卫权。确切说,仅就安倍内阁的这一次"政府解释",包括解禁集体自卫权事件本身,都不算特别重大的举措。长期以来,日本的集体自卫权,就一直处在宪法解释的边缘,围绕所谓"拥有但不能行使"的立场,曾有过多次不同的"政府解释"。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鸠山一郎内阁时期、60年代的佐藤荣作和70年代的田中角荣时期,其"政府解释"都重申因宪法限制而不允许     

谁在解释行政法——对行政法解释主体的思考

法律解释作为一种解释现象,存在于人类法律活动的各个领域。但是,不同领域的法律解释具有不同的目的和特性。谁在解释法律实际上是法律解释主体的问题。对法律解释主体范围的界定取决于对法律解释场合的认识。对行政法的法律解释不仅存在于行政司法审查的过程中,也存在于行政执法的过程中。法官在行政诉讼的过程中解释行政法,公务员在法官解释行政法之前的行政执法的过程中也在解释着行政法。     

关于党内法规解释制度建设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的背景下,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引导党员确立党内法规信仰,更好化解党内法规稳定性和实践变动性之间的矛盾,党内法规解释制度具有独特的制度价值。当前党内法规解释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仍需通过完善党内法规解释的原则、充实党内法规解释的内容、进一步明确党内法规解释主体及其责任、促进党内法规解释名称的规范化等加强对一般党内法规解释机制的建设,并建立规范的党章解释机制。     

"法律解释"与"法律的解释"——一个语言哲学的分析

在人类的语言中,很多语词是有内在意义的,不能随便指称.分析人们在日常使用"法律解释"与"法律的解释"时的意指,会发现二者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法律解释"与"法律的解释"并不能相互指代.中国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应首先注重概念的准确界定.     

黑格尔哲学批判纲要

在存在与本质的问题上,黑格尔站在唯实论的立场上;在经验和理性的问题上,他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在思维和存在的问题上,他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黑格尔满足于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把世界解释成一个必然的合理的系统。在他那里,古典哲学获得了完成和终结。     

影响刑法解释的"法外"因素探析

影响刑法解释的“法外”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不加限制地让这些因素发挥作用,或者一味地排斥这些因素的影响,都是不可取的。理性地看待影响刑法解释的“法外”因素,既要注重其积极的意义,又必须以刑法的规定作为检验的标准。     

条约演化解释证成及其适用价值

由于国际条约所固有的滞后性和高度抽象性,演化解释对于正确理解和适用国际条约愈加重要。条约能够进行演化解释的前提必须是缔约方具有这种意图,具体表现形式有两种:原始意图与嗣后意图。前者是基于体现条约原始意图的一些证据;后者是基于缔约国的嗣后行为或者嗣后惯例。同时,条约演化解释的幅度受到条约目的与宗旨、缔约国嗣后惯例等的限制,且应当是条约术语含义随后变化的范围内。演化解释是条约解释过程中对时间因素的一种考量,有利于消除条约用语的模糊性、平衡条约的稳定性与变动性,与其他因素一起共同在条约解释中发挥作用,对国际裁判机构及中国都具有重大的适用价值。     

合同解释原则的有关问题探析

关于合同解释 ,大陆法系采用“意思说” ,英美法系采用“表示说” ,而我国同时采用了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以及诚实信用解释等多种解释原则。但是在遇到具体问题时 ,这些解释原则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因此 ,明确合同解释原则之间的内在关系 ,对于正确适用法律解决合同纠纷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