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与“中国信用”

国人很想让“中国制造”响遍全球,这是一种奋发向上的心态。这种心态对于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然而,“中国制造”诚可贵,“中国信用”更宝贵。如果说,“中国制造”是“银”,“中国信用”则是“金”;“中国制造”是“表”,“中国信用”则是“里”;“中国制造”是“结果”,“中国信用”则是“保证”。     

中华传统道德中爱国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核

在传统道德中,“忠”是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要“忠”必然“公”。“忠”是为国之本,“公”是治国之本,而“忠”与“公”的实现则在于“义”和“廉”。“忠”与“公”属于理念的范畴,“义”和“廉”则属于实践范畴,如果说“胸怀天下,忠公为国”是爱国主义思想的最高境界,那么,“义”和“廉”便是爱国主义行动的最高表现。     

论韩非子"势"的政治思想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韩非子“法、术、势”的思想体系中 ,“势”为核心 ,是“法”和“术”的出发点和归宿 ,“法”构建的是“威严之势” ,“术”构建的是“聪明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 ,韩非子政治思想是一种“势”的政治。     

小议三个关系

“有位”与“有为”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有位”和“有为”问题,多年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到底是“有位”才能“有为”,还是“有为”才能“有位”?意见常常莫衷一是。其实,这是个“说也说不清楚”的问题,如同争论世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有位”与“有为”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如“上下”、“左右”关系一样,你能说清哪个为先、哪个为后?没有“左”就没有“右”,没有“上”就没有“下”,同样没有“位”就没有“为”,没有“为”就没有“位”,二者相辅相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明确思想政治工作地位的同时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在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同时更加突     

神会本质——从现象学引发的革命看原生态的本质和原生态的思

传统哲学追问到的“本质”是“我思”出来的,它是纯对象性的;现象学的“本质”是“我看”出来的,它因此而投入了“我”的意向性;沿着现象学的思路,海德格尔将“我看”改写为“我做”。在“我做”的关系中,生发出一种全新的“本质”和一种全新的“思”———原生态的本质和原生态的思。在这里,本质既是对象也是“我”,既非对象也非“我”,本质不在“终点”,而在“路”上;本质不再是对象固有的,而是人赋予的,本质因人而异。思则是对这样的本质的“神会”。“神会”是内在于“做”的“思”,是“做”中之“思”,它不需要同一性的认知模式,它是走出认识论的新型的“思”。神会作为原生态的思,面向原生态的本质,因此,它不是思的浅化和消解;相反,它走进更深层的本质,并借以实现人类生存的根底性揭秘。     

“清官政治诉求”的学理分析

关于“清官政治诉求”的核心,目前学界并无定论。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忠君”,一种认为是“逆君”。“忠君说”认为“清官政治诉求”虽然是一个“孝亲-忠君-爱民”三位一体的结构,但其核心仍然是“忠君”;“逆君说”则认为“清官政治诉求”的核心是在君之上安置一个“理”,这个“理”是逆君的,而不是顺君的。牺牲一切现实利益,以致以牺牲生命来捍卫此“理”,捍卫此“道统”,正是“清官”的本义所在,正是“清官政治诉求”之根本落脚点。在此意义上说,“清官”在中国政治“天-君-民”的三极循环中,正是“天”一极的代表与象征。本文认同“逆君说”,并扼要分析了“清官政治诉求”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及其现实基础与精神价值。     

上纲

记不得是看哪出戏,舞台上地主婆嫌丫头送上的茶太热,生气地骂道:“你想烫死我呀!”把这种小事的性质无限扩大到性命交关的程度,在政治运动中称之为“上纲”。这种“上纲”的特点,是随意性想当然的。“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在“反右”运动中所上的“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文革”中也一样。     

未成年人教育拾零

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优良传统,诸多典型事例经久流传。“孟母三迁”是讲环境,“岳母刺字”是说忠义,“程门立雪”是讲尊师,“孔融让梨”是说逊让,“曹冲秤象”、“司马光砸缸”是讲益智,“悬梁刺股”、“偷光”、“聚萤”是说苦读…… 年来从报刊上拾得几个小故事,是讲现实中未成年人教育的,也颇耐人寻味:     

天天过“节”

有朋友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是“节粮节钱”,下联是“节水 节电”,横批是“天天过节”。“天天过节”,是时下的一句流行 语,指的是现在生活好了,天天有“鱼肉”,出门穿“时装”,吃 穿不愁。的确,比起过去商品匮乏的年代,我们现在确实是 “天天过节”。但不要忘了,天天过节也意味着天天过“节”,即 天天讲节约。我认为,洁身自好是文明,“节”身自好也是美 德。而要做到“节”身自好,恐怕得有两条“座右铭”。一是厉行 节约。节约就是增收,这对普通百姓更有务实的意义。俗话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相马”何如“赛马”

“伯乐相马”的故事,留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善于识别干部,发现人才。然而,“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再者,“伯乐”是人不是神,由其主观性和局限性导致的失误难以避免。还有,“伯乐”固然在“相马”,“马”又何尝不在“相”“伯乐”？一些狡猾的“马”,投其所好,也有被当作“千里马”加以重用的可能。一句话,“伯乐相马”逃不出“人治”的局限。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马”的素质如何,要看其实际表现,“赛马”的优越性也正在于此。“赛马”是用规则来选拔的,不但有“法治”的优越性,而且能够营造社会正气…     

“一国两制”的辩证性实践品格

“一国两制”的内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辩证统一体。充分领会其辩证性的实践品格,有利于保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长期繁荣和稳定,促进台湾与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 “一国两制”是“一国”与“两制”的统一体,“一国”是“两制”共存的前提条件,“两制”又是“一国”的社会基础。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首先,“两制”的共存是以“一国”为前提条件的。 “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提出,是为了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邓小平同志指出:“这首先是一个民族问题,民族的     

“得”与“失”的辩证法

“得”与“失”,本是一对矛盾。但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处理得好,“失”可以转化为“得”,甚至小“失”可以转化为大“得”;处理不当,“得”也可能转化为“失”,甚至小“得”转     

论老子的“道-德”含义

“道”是“德”的根据，“有”“无”统一是“德”的思维方式，“无为”是“德”的表现形式，“自然”是“德”的存在状态。“德”是“自然”的基础，“自然”是“德”的归宿，也是《老子》中为什么要强调合乎德性地行动的真正动因。因此，《老子》是以德性论为核心的，主要是解决“德”的危机，是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     

"以民为本"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突出强调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民为本”执政方针的最好诠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民本主义”思想的新发展 ,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和基础 ,坚持“民本主义”必须要树立起“公民意识”。     

“换位思考”刍议

所谓“换位思考”,辞典上没有解释,不过从近些年报刊上使用这句话的高频率来看,所表达的意思是:让职工群众站在领导的“高度”想问题:“假如我是工长”、“假如我是段长”、“假如我是局长”、“假如我是厂长”、“假如我是市长”;让领导“扮”作普通老百姓:“假如我是一名普通职工”、“假如我是一个普通市民”、“假如我是下岗工人”、“假如我是服务对象”、“假如我是出租车司机”、“假如我是贫困学生”……     

“人文”的“你”──哲学的指归

“你”是谁？当古希腊的哲人们争论“始基”、“自然”时，苏格拉底就提出：“认识你自己”！“你自己”──“你”，无疑是指“人”（“个人”、“众人”、“人类”）。那么，哲学要揭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你”？一、超越“死亡”：哲学的“人文”指向“你”的“本质”问题，是与“死亡”问题密切相关的。“你”即使作为生活中的“同一个人”，也具有三种“不同”的“意义”：就“自然时限性”言，“你”是“必死”的人（“必死”表征“你”的“时限性”）；就“社会时代性”言，“你”是“会（懂得──怎样去）死”的人（“会死”表…     

瞭望哨

暂勿“引导” 江西 李沁源 某同志看不惯“大锅饭”,挺身而出,承包一个长期亏损的工厂。果然,一“包”就灵,承包只两个月,实现利润数万元。有关领导闻讯后鼓励他再接再厉,但也有人不以为然,提出要立即把个人承包“引导”到集体承包。 原因何在?无非是怕沾了“个人”边。多年来,人们形成了一种并不正确的观念,似乎只要是“集体”。就算是“社会主义”,只要是“个人”,就一定是“资本主义”。     

来稿摘登

坚持“两个务必”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必然要求 河北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院韩振峰:新世纪新阶段,弘扬“两个务必”精神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都是强调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两者互相联系,不可分割。“两个务必”是在新的历史     

少拿农民说事

以前,有些腐败分子在“反省”时总爱说,自己的堕落是因为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这是拿“一般群众”说事。现在,“我是农民的儿子”这句“台词”仿佛又开始在贪官的“悔过书”里流行起来。 口口声声表白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好像是表明自身的根正苗红,但恐怕有些不着边际。现在有些农民干的是粗重活,住的是泥巴屋,吃的是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