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婚生子女的户籍问题

作为一个社会的衍生品,非婚生子女现象一直被视作婚姻家庭甚至是社会的阻碍,其应享有的权利得不到基本的保障,他们从出生开始便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样的不公平待遇还将会一直伴随他们成长。非婚生子的户籍制度问题都是被忽略和不被重视的,我国对非婚生子女的立法过于简单化和原则化,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应当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体系,完善我国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最终让其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达到保护之目的。     

又见“赎买论”

经济学家似乎对"赎买论"比较钟情,在讨论改革路径和手段的过程中,总有人不断地提出。在"改革共识破裂",需要"重新凝聚"的当下,又再次有人提出要对特权腐败和国企改革进行赎买和赦免。所谓赎买,是指为了获取既得利益者对进一步改革的支持,减少他们对新体制转变的阻碍,对他们既已形成的特权进行经济上的补偿,让他们放弃进一步行使其特权的"权力",退出历史的舞台。赎买政策上世纪50年代曾被用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民营资     

拒绝高考

2011年的高考依旧新闻不断,最引人注目的是南方科技大学的45名学生,他们集体拒绝参加今年的高考。在教育部明确通知这45名学生必须参加高考的情况下,他们勇敢地选择了拒绝,这样的行为和南科大历经4年筹备终获批准一样,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真刀真枪的进步。从4年前的筹备开始,南科大就面临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局面,一边是各种文件要求教育改革,开辟教改试验区,一边是在实际     

拒绝高考

2011年的高考依旧新闻不断,最引人注目的是南方科技大学的45名学生,他们集体拒绝参加今年的高考。在教育部明确通知这45名学生必须参加高考的情况下,他们勇敢地选择了拒绝,这样的行为和南科大历经4年筹备终获批准一样,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真刀真枪的进步。从4年前的筹备开始,南科大就面临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局面,一边是各种文件要求教育改革,开辟教改试验区,一边是在实际     

被忽略的常识和呼吁

改革开放30年,经济学差不多成为中国大陆第一显学,一系列影响巨大的改革举措,离不开主流经济学家的鼎力擎画。那么,作为很多重大改革措施的设计者、推动者和观察者,他们对自己、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到底是如何认识和反思的?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中国改革目前这种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尴尬?读罢《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一书,     

专家学者谈收入制度分配改革

收入差距大制约经济发展 收入差距的拉大不但带来了社会的不公,也在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而《意见》的出台,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有效办法.如:当前我们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是我们中低收入者支付能力受到了限制,老百姓没有钱去购买,现在就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来增加广大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他们的购买能力,来解决我们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媒体

在中国,把自己的职业生涯用在打那些明知很难胜诉的官司的律师数量虽然不多,但在不断增长过程中。虽然他们的维权行为远算不上一次运动,但是他们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小的维权力量。从非法占地、污染、性骚扰,到火车票定价、对矮人的歧视等一系列案件中,他们帮助弱势群体打官司。     

户口再松绑

"暂住证"时代即将终结,与之相关联的歧视、不公正、漂泊感能否一同消匿,则是居住证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处于"人户分离"状态,离开生长之地,去寻觅更有吸引力的财富和生活。大都市的优越和迁徙自由的实现却并没有带来期望中的幸福感。因户籍而产生的门槛,使他们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方面成为"二等公民"。2012年2月,新一轮的户籍制     

人与制度,哪个重要

法治是在各利益攸关方的选择、权衡、妥协之中曲折前进的,是一个在流动中寻求平衡的制度。戈尔尊重最高法院的判决,林肯违抗判决,但他们都能成为受人尊重的人物,是因为他们都将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核心利益置于最重要的位置。     

廉价的反思

年终整理杂物,翻出一摞厚厚的举报材料,想起了一群人,两年多前,我采访过他们,但稿件后来因其他原因没有刊发,我对他们一直心怀愧歉,写下这点文字,权当是迟发的采访手记。他们是刘欢那首《从头再来》的歌曲里描述的"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的一群人——1997年至2003年间那场大规模国企改制风潮中的下岗工人。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为国企改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和职工权益受损问题维权,在那个湖南的某地级市里,他们被视作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群人,是维稳的对象。     

微天下

@朱坤岭:【改革能改变生活】昂山素季:"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让改革从体制内走出来

中国当代公共领域的改革者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大权在握、有危机感和进取心的国家领导人,一种是个性鲜明、具有理想主义气质的基层"一把手"。目前比较成功的改革者是第一种类型,他们利用自己的威望,利用民众对改变现状的渴望,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邓小平、胡耀邦等人都属于这种类     

“君”民联手,县政突破

中国的县很大,比很多小国家还要大。它们治理得如何,关系到民众对国家和中央政权的认同。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办法是从县政做起。几千个县委书记和县长,中央政府应该像黄埔军校那样,不断地培训他们,让他们和中央政府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反智的“精英主义”

在中国,"精英"或自认为是"精英"的人对他们眼中所谓的"民粹"一直骂骂咧咧、捋袖揎拳,构成了一个光荣的传统。今天,当各领域的改革在政府主导下又深入推进,但面临着"公众如何参与改革"的大问题时,他们又登台表演,围剿"民粹"。     

贪官为什么喜欢王安石变法

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他们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不做。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公元1067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这一年农历正月，36岁的宋英宗病逝，20岁的皇太子赵顼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算是步人中年，而新皇帝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     

国有企业工会维权几点认识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劳动关系、经济关系的变化和调整,工会组织的维权难度越来越大,企业职工追切希望工会组织能为他们撑腰说话,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工会组织必须     

“失落的”租金

这些年来这么多的利益集团依靠免费享用国有资源,而且租金归己,靠吃人民的租金过活,但他们并不领情,反而形成了一个观念,认为这些租金就是他们的,并借此来与国家、人民利益博弈,从而在光天化日下颠倒了社会的基本产权原则,既不符合要素报酬说,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一种公正社会的想象

人对权力和名利的过度重视,往往令政治改革寸步难行。政治哲学的首要工作,是思考人类应该如何好好地活在一起。我们希望了解,怎样的政治秩序才是合理公正的。为了让讨论变得生动一些,让我们设想以下故事:一群游客乘坐邮轮环游世界,途中不幸发生海难,剩下数百生还者漂流到一荒岛。由于通讯隔绝,他们唯有在岛上开始新生活。岛民了解到,要一起生活,就必须合作,而合作需要一些规则,否则会乱成一团。于是他们聚在一起召开全民大会。     

企业改革中工人的自尊--对一种工人社会行动的考察

实证考察表明,在中国企业改革中,工人相对于其他阶层获得的利益相对下降,然而他们的社会行动(尤其是社会心理)在总体上却保持着自尊.与自身利益的刚性相比,自尊具有更大的张力.在这个意义上,自尊对利益的实现起着调节的作用.自尊可能成为改革的阻抗力,但在新体制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也可能成为缓解与新体制阻抗的亲和力.工人的自尊使利益的实现有了调节的空间,工人的社会行动不是单向度的,是可以与社会之间相互协调的.而社会关系的协调,需要建立和健全经济民主机制.     

积极推广成功的青少年犯回归社会试点与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实施法制改革，尤其是刑事司法改革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在为司法部门的改革制定计划和政策的过程中，中国在始终保留中国特色的同时，已经开始了解和研究外国的主要司法制度。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的法律专家与他们的外国同行和朋友之间就各自的理念和最佳实践进行了频繁而充分的交流。中国的研究者们也已经开展了广泛的比较法律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对于中国人理解外国的法律制度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