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防治匿税的举措、成效及其启示

中国税收历史古老而漫长。伴随国家税课之始,古人所述“匿税”即偷逃税行为便如影随形。针对形形色色的匿税行为,历代王朝严防严治之策陆续出现,并且多有实实在在之效,从而为维护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与进步奠定了良好的税收基础,也为后世完善税制尤其是惩治税收课管违法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成效及反思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创立、发展、成熟和强化四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这一制度不断完善,但成熟的监察制度并没有让中国历代王朝的吏治得以澄清,弄权、贪污、腐败的现象依然是屡禁不止。监察制度的失效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制度建设不可或缺

贪污现象,是个跨越时空、不分国界的一种全球性的社会弊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我国,一部二十四史,有关贪污的记载,可谓史不绝书。当然,历代的反贪斗争也是时起时伏,没有中断。时至今日,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时,我们也是年年反贪,年年贪污事件不断,可见反贪之难。反贪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治标,更要治本。从中国古代史上来看,反贪成功的经验不多,失败的教训却不少。其症结在于历代反贪的实质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     

公职人员贪污新动向

公职人员贪污新动向林代昭公职人员贪污是各国人民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国在铲除腐败，杜绝公职人员贪污方面可谓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应当看到，贪污行为仍是困扰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尤其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公职人员的贪污行为出现了一些值...     

中国历代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实践及其现实启示

历代王朝处理民族关系有三个支点,即政治上"因俗施治",经济上"天下主义"和文化上"华夷之辩"。这三个支点,深刻影响着历代王朝的民族关系和中华民族走向,对做好当前民族工作有重大的启迪意义:要因地制宜地开展民族工作;要维护民族团结,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共同奋斗;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狭隘民族主义。     

贪污若盛行吏治必败坏

贪污,是个很古老的话题。贪污行为起源很早,可能是伴随着私有制、伴随着权力的产生而产生的。由于贪污与权力联系在一起,所以历史上贪污盛行的时代,吏冶一定是败坏的,官场上以至社会上的风气一定是污浊的。历代圣君贤相,只要想有所作为的,只要想长治久安的,无不以防贪、反贪、惩贪为第一要务。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在即位诏书中就向全国宣告说:“国之安危,全系官僚之贪廉。官若忠廉,则贤才向用,功绩获彰,庶务皆得其理。天下何患不冶?官若奸贪,则贿赂肆行,庸恶幸进,无功冒赏,巨憝得以漏网,良善必至蒙冤。”因此,惩治贪官,法令极严:“官吏贪赃,最为民害……但有贪贿枉法剥     

中国古代对偷漏税的防范与惩治

偷漏税古来有之,是一种不良的经济行为,为了减少或免予交税,不同的社会群体会采取不同的偷漏税措施。历代王朝主要通过加强财政制度建设,防范偷漏税的发生,并对偷逃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同时,统治者也努力寻找"国富"与"民强"之间的平衡点,避免与民争利。     

所有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问题研究——以机动车所有权变动模式的重新选择为背景

无权处分问题困扰我国理论界及实务界数十年栽。至今争议颇大。本文拟在考察不同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下无权处分行为效力之基础上。对我国学界关于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不同论点予以解析,进而以机动车所有权变动为研究对象。提出我国无权处分行为之效力模式。研究认为。我国机动车所有权变动模式理应采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在该模式下,无论买受人是善意抑或恶意,无权处分行为即债权合同行为均采用有效性模式。     

贪污受贿罪的刑罚处罚标准应重新界定

我国贪污受贿罪的刑罚处罚立法存在处罚标准低、量刑幅度不均衡、量刑档次不符合反腐败斗争的形势需要、量刑标准不唯一等缺陷,因此,应该完善立法。修改刑法关于贪污受贿罪的处罚规定,有利于科学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有利于体现司法的公平正义,有利于严厉打击和惩治腐败,有利于发挥刑法的教育功能。完善贪污受贿犯罪的刑罚设置,应明确犯罪数额标准,制定合理的入罪标准;刑罚幅度应协调合理,切忌"牛栏关猫";加强对贪污受贿罪财产刑的适用;注重法规衔接。     

清代救灾制度为何效果显著

清朝吸纳历代经验,建立了系统完备的救灾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报灾、勘灾、筹赈、赈灾、善后等多个方面,基本覆盖整个救灾过程。清朝将救灾责任法律化,救灾立法体系严整灵活,从而确保救灾制度有效运行。清代救灾制度建设与王朝活动同步进行,存在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三苗南迁与湖南境内虞夏传说的发生

先秦、秦汉以来,今湖南境内保存有大量虞、夏之际的传说,舜葬苍梧和大禹在湘治水等传说多与历史事实相抵触,显然其中绝大部分并非信史。以上传说的发生可能与三苗南迁有关,这些被后人指斥为"荒唐谬悠"的"流俗妄语"实际上包含了先秦、秦汉时期今湖南境内民族渗透、混融和演变、分合的若干可信的历史素材。     

冲突和调适的界碑--湘西南长城之历史文化定位

湘西南长城是改主归流后民族矛盾再次加剧后,在平息民族冲突中,重新调适地区社会秩序的产物.明清政府修建南长城是为了从军事上长期有效地控制湘西地区的社会秩序.南长城保障了民族的有序交往,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促进了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在巩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它应有的历史作用.     

唐宋泸属东部羁縻州县研究

文章根据有关史料 ,重新论证了唐宋泸州所属东部各羁縻州的沿革与地望 ,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及补充考证     

宋辽夏金民族互动过程述论

中国民族团结的发展在经历了隋唐的第二次大整合之后,在宋辽夏金元时又进入第二次大冲突时期。     

论两宋时期贵州区域文化的变迁

两宋时期,随着中原文化的向南播撒以及贵州区域经济的发展,今责州地区与中原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在中原先进经济文化形响下,今责州境内各民族社会发展出现崭新气象,区域文化的发展为元明时期贵州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形成创造了条件。     

论唐宋时期茶业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我国的茶叶生产历史悠久。进入唐宋以来,茶业成为社会经济的新兴产业,发展十分迅速。茶业经济的异军突起,对唐宋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茶业不仅大大促进了唐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商品经济的力量,而且促进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文化的快速发展。     

论中国古代户籍管理制度的历史作用

中国古代户籍管理制度是我国古代国家行政管理的主要内容，它是历代王朝控制人民的重要手段，是封建国家征收赋税、兵役的重要考据，对我国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论矜老恤幼原则在当前刑法中的价值与发展——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是传统伦理道德在刑法上的反映,其在立法上追求简省宽宥,量刑上体现悯恤,对历朝的刑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传统法中极具民族特色的法律原则。刑法修正案(八)中若干老幼犯罪的条款传承了此原则,引发社会各界的热议。从《刑修(八)》视角,探讨矜老恤幼原则在刑法中的价值和发展,具有明显的意义。     

血缘制度和天命观的二元性——论中国远古国家意识形态形成中的内部张力

中国远古时期夏商周三代权力交替过程中呈现出意识形态的变化,在"祖灵崇拜"、"血缘制度"和"天命观"三者的不同解释当中,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内部压力。周在取代商的过程中强化"天命观"的意义,这个意义对现实政治无疑产生了影响。周人藉此不仅奠定了此后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格,而且也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城市等级制度的思想基础。     

论元明清时期国家刑法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适用

元明清时期国家刑法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适用以土官的犯罪行为为起点;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国家刑法逐步越过土官及其刑事管辖权直接进入少数民族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终极形态上与刑事习惯法一起构成云南少数民族刑事法律实践形态,表现出一种二元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