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与漳州月港的崛起

十六世纪是中国海外贸易发生大变革的时期,广东地方官无视朝贡贸易的原则,准许非朝贡船入口贸易,促进了私人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东来的葡萄牙殖民者在福建、浙江沿海的走私贸易,不断对海禁发起冲击,倭寇的骚扰与掠夺,迫使明朝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在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海到国外贸易。本文拟对这些变革,以及漳州月港的崛起作一初步的论述。一　　明初厉行海禁,“申禁人民无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1。对于海外国家来华贸易,明朝政府则采取鼓励政策,要求他们以“朝贡”的形式来华进行贸易,史称“朝贡贸易”。这种贸易由明朝政府直…     

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

明太祖立国之初,为了防御倭寇侵扰,为了羁縻海外国家,实行了一种海禁与朝责贸易相结合的对外政策。一方面,禁止沿海居民私通海外诸国,规定“片板不许入海”;另方面,鼓励海外诸国入明朝贡,随带方物进行贸易。因此,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基本是限制在朝贡贸易这唯一合法的渠道上。     

清初中日海上贸易

清政府入主中原后,为了解决铸造钱币所需要的铜斤,一反明朝对日本实行海禁的政策,鼓励商民到日本贩运洋铜,遂使清初的中日海上贸易迅速地发展起来,即使在实行海禁以至迁海期间,中日海上贸易仍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本文拟对迁海时期以及康熙开     

清代中国与苏禄的贸易

苏褥(Sulu),位于今菲律宾群岛的南部,为古代东南亚著名的商业岛国。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与中国正式建立通商关系。其后,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彼此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交往甚为密切,并一度在明朝初期达到高潮。鉴于史学界以往多侧重于研究明朝中国与苏禄的关系,尤其是政治上的友好关系,本文拟对清代中国与苏禄的贸易关系作一初步的考察。一、贸易的类型与特点清代中国与苏禄的贸易,大体上可分为民间帆船贸易和官方朝贡贸易两种类型。自从明隆庆元年(1567年海禁开放后,福建沿海每年就有三至四艘商船直航苏禄贸易。降至清代,这种民间帆船贸易关系依然维持着,其规模亦不相上下。每年冬季,以     

清初的中暹走私贸易

1684年以前的贸易人们应该注意到,在实行海禁的几十年里,走私贸易并未完全禁止,因为中国的海禁并不认真,也不象1636年以后的日本人那样闭关排外。清朝当局所以不能完全禁止非法贸易,主要是国为他们缺乏有效的管理,加以商人和某些地方官员的勾结无处不在。在那莱王朝的头十年里,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中国私商在阿瑜陀耶、曼谷(阿瑜陀耶的南部门户)、六坤、宋腒劳和庄他武里贸易。这些中国商人主要来自广州和福建南部。     

介绍李金明新著《明代海外贸易史》

明代在我国海外贸易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明史上一些重大问题,如明代初期实行海禁政策,郑和七次下西洋,明代中期以后的倭寇之乱,明代后期的海盗商人等等问题,无不与当时海外贸易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这很需要有系统地加以研究和论述。李金明同志所著《明代海外贸易史》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对上述这些问题,给以     

明代隆、万以前海寇商人的实质及其活动特点

从明初洪武年间以至明中叶的隆庆、万历之交,在这长达二百年的时期内,“寸板不许人海”,始终是明朝封建政府藉以遏制民间海外贸易活动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明朝海禁专制政策的长期限制之下,民间海外贸易活动步入了艰难发展的道路。至嘉靖以降,随着民间海商纠番诱倭私市贸易活动的日益兴盛,明朝封建政府对此采取了严厉的武装镇压措施,从而激起了民间海商的顽强抗争。海寇商人应运而生,层出不穷,采取亦寇亦商的     

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

很多东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长期存在的“朝贡贸易与宗藩关系”,实际上并不具备“朝贡”和“宗藩”的实质。将到中国者统称为朝贡者,基本上是中国统治者以及历代史官、文人的一厢情愿。中国朝廷通常没有也不打算利用这种表面上的、自我安慰式的“朝贡宗藩”关系来干预东南亚地区事务。实行“朝贡体制”数百年的明清两朝,其海外政策基本上是不作为的自我封闭政策,并没有获得对东南亚的实际政治影响力。     

葡萄牙人在浙江沿海的通商与冲突

嘉靖元年(1522年)西草湾之战后,葡人被逐出广东,在中国私商的导引下,占据浙江双屿港作为国际走私贸易的据点。起初,葡萄牙人在双屿主要从事中国沿海的走私贸易,后发展成在日本、闽浙和满剌加之间从事三角贸易。随着走私贸易的发展,双屿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葡萄牙人居留地。然而,由于葡人在浙江沿海从事海盗活动,以及中葡商人的“商欠”纠纷,促使中葡关系不断恶化,并导致中葡之间的大模武装冲突,其结果是葡萄牙人被逐出浙江沿海,结束了在那里的通商活动。     

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前期中国海外贸易航运业的性质和海外贸易商人的性质(上)

十六世纪以来一直到了鸦片战争之前，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商人──海商，是否已经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自由商人的性质？当时的海外贸易的航运业，是否就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初期资产阶级的航运企业？这两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有人说，十六世纪中国沿海一带的走私贸易商人的“海寇”，可以称得上是资产阶级先锋队（注/A）。有人认为明朝后期的海外贸易的性质，是“有促使资本主义萌芽生长的性能”（注/B）。也有人认为明清之际的中国对外贸易的海商，已经是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自由商人”的性质（注/C）。有人认为明末之时“尽管…     

明代市舶司的沿革与市舶司制度的演变

我国历史上的市舶司制度开始于唐代,发展于宋、元,至明代又有了较大的变化。明朝统治者为了加强海禁,招徕海外诸国入贡,承继了前代的做法,在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设置了市舶司,其职责在于“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这同宋代市舶司的职责“掌番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相比已有了较大的差别,因此,有必要对明代市舶司的沿革以及市舶司制度的演变作一番考察。     

郑和下西洋与中国东南亚的海上贸易

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主要是以朝贡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东南亚各国把造使者附载方物来中国进行朝贡，而明政府则以赏赐的方式收买其“贡品”。这种所谓的“朝贡贸易”到郑和下西洋时发展到鼎盛，出现了海外16国、遣使1200多人同时入贡的盛大场面。郑和下西洋不仅加速了中国与东南亚海上贸易的发展，而且增进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一）明太祖刚刚建立明朝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同东南亚各国搞好关系，他于洪武二年（1369）正月、二月连续两次派出使者到占城、爪哇等国，颁赐诸国王以玺书、大统历、织金绮缎、…     

十六世纪后期至十七世纪初期中国与马尼拉的海上贸易

十六世纪后期,西班牙殖民者占据了菲律宾群岛,在马尼拉开辟了通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以把中国的手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南美各地。此时在中国,正值明朝政府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商申请文引出海贸易,于是,数以千计的中国海外贸易船满载着各种货物涌向马尼拉,使中国与马尼拉的海上贸易遽然达到了繁盛时期。本文拟就这一时期中国与马尼拉海上贸易的发展情     

明代海外朝贡贸易中的华籍使者

明代对海外诸国的贸易采用了一种“朝贡贸易”制度,即寄市舶于贡舶,“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这种朝贡贸易有不少是由华籍使者来承担的。这些华籍使者为什么到国外定居呢?他们在朝贡贸易中起着什么作用呢?明政府对他们采取了什么政策呢?这是值得探讨的一些问题。本文拟以史籍中明确记载为华籍的使者为例,作一初步的论述,以求为华侨、华人史的研究提供点滴素材。     

明初海禁与东南亚贸易的发展

明初厉行海禁，规定“片板不许下海，禁革双桅大船”。从表面看来，似乎把一切海外贸易都给切断了，其实不然，明初的海外贸易不仅没有停止过，而且与东南亚的贸易还有所发展，正如谢杰在《虔台倭箕》中所描述的：“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1]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当时与东南亚的贸易是如何发展呢？它对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些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明初海禁，指的是禁止国内百姓到海外贸易。明朝政府曾三令五申：“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习、“禁濒…     

试论明朝与东南亚各国朝贡关系的性质

朝贡关系是明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发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主要形式。明朝朝贡关系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则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它的性质也是不同的。这个变化过程实际上是明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演变的缩影。一洪武、建文年间(1368—1402年)是朝贡关系逐步建立的时期,明朝政府在朝贡中实行“例不给价”制度。朝贡关系作为明初统治者羁縻远人,巩固统治的手段,基本上     

试论明代琉球中介贸易

明代,琉球是一个与中国关系极为密切的藩国。在明朝长达二百七十七年的统治时期,中国向琉球派遣使者共有二十余次,而琉球入明朝贡达三百余次,频繁的中琉交往引出了琉球的中介贸易问题。以琉球为中介,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与朝鲜、日本都进一步开展了海上贸易活动,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之间在这一时期的海上贸易活动也通过琉球起中介作用。那么,琉球的中介贸易在明代中国海外贸易史上所处的地位与作用究竟如何呢?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试论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与东南亚的朱印船贸易

本文主要论述了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与东南亚地区朱印船贸易的发展状况。朱印船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讲,是为了对内巩固幕府的统治,对外打破葡萄牙商人对日贸易的垄断地位;朱印船贸易的终结,是幕府采取禁教和锁国政策的必然结果。在西势东渐背景之下,朱印船贸易刺激了“日本—中国—东南亚”贸易圈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性。     

隋唐时期的中日贸易与文化交流

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在隋唐时期显得格外频繁，远远超过了前代。隋朝是继汉开唐的重要朝代，隋文帝统一中国南北后，国威大盛；而唐朝又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朝代之一，其稳定的政治和繁荣的经济吸引了不少海外商人来华进行贸易。日本统治者为了学习当时中国的文物制度和优秀文化，不断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到中国，这在当时已成了日本的基本国策，日本史上称之“为祖先之贻谋”，亦称为“祖法”‘”。这些遣隋使、遣唐使的频繁来华，既繁荣了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又增进了文化交流。（一）在隋朝建立之时，日本亦进入飞鸟时代，推…     

福建移民与中华文化在泰国的传播

中泰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汉武帝时,中国海船就经过泰国境内的邑卢没(华富里)、谌离国(佛统),航往印度的黄支国(康契普拉)1。在素可泰王国建立(1238年)之前,泰国境内有许多小国,各自为政,但都与中国有外交、经贸关系,如盘盘、罗斛、堕罗钵底等等。宋元时代,闽粤海商已频繁到泰国贸易,元代的泉州舶商“其所涉异国……若婆、罗斛,……”2因贸易原因滞留或移居泰国的东南沿海人也随之增多。明朝前期,因与暹罗阿瑜陀耶王朝正式建交,由暹罗王室垄断的对中国的“朝贡贸易”发展迅速,而明后期因月港开禁,中暹私人海上贸易十分繁荣,导致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