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平台的个人信息“守门人”义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8条规定了大型平台的个人信息保护特别义务,即“守门人”义务,该条款也可以称为“守门人”条款。“守门人”条款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体系中具有显著的特殊性,《个人信息保护法》以规制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为中心;但第58条规制对象是大型平台,大型平台在第58条语境下并非个人信息处理者,而是一种管理者的角色。第58条仅规制大型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管理行为,而不规制其自身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这种特殊性对第58条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大型平台违反第58条的法律责任上。《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法律责任部分是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进行设计的,大型平台违反第58条时,其法律责任的确定不能简单套用相关条文。     

刍议我国P2P网贷平台的监管--以“东方创投案”为例

P2P网络借贷平台兴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它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混乱的局面也产生各种风险。文章通过对“东方创投案”的分析，来揭示我国网贷平台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借鉴“支付宝”的成功监管经验，从明确P2P平台法律地位、明确业务范围、明确监管主体等方面入手，促使我国P2P网贷平台健康的发展，成为经济前进的推手。     

“网络亮政”促服务型政府建设

近年来，江苏省靖江市以深入推进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为契机，加强政务信息化建设，搭建三级政务服务电子平台，形成了一套“以政府门户网站为窗口，以电子政务平台为基础，以行政权力网上公开运行为核心”的“网络亮政平台”，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平台经营者“相应的责任”认定标准及具体化——对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2款的分析

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2款为平台经营者规定了“相应的责任”.但责任性质、归责原则、举证责任的分配等均未明确,法官判案没有统一标准,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的问题,有损法的可预见性和公平性.平台经营者充当市场秩序维护者时,承担的应是侵权责任,其对应的主观过错是过失,且举证责任倒置.如果平台经营者履行职责就不会发生损害,那么由其承担不真正的连带责任;如果平台经营者尽到义务也会发生损害,则在其未尽到义务时,由其在未尽义务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此外,还应明晰平台经营者的“资质审查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同时课以“监控义务”.     

平台用工关系中的“经济从属性”:形成机理、外在表征与司法因应——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

数字经济革新劳动用工形式，经济从属性标准的解释功能弱化，已不足以支撑司法机关定性平台劳动关系，导致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的司法确认陷入困窘，新近颁布的“典型案例”中“个案分析”或“综合认定”标准亦难以一锤定音。平台关系经济从属性的形成机理在于平台对生产资料，即数据信息与算法技术的占有与控制，这就决定了平台有权管控、分解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致使平台劳动者在控制支配之下从事片面性劳动。流量作为平台劳动的主要劳动产品由平台独占，平台劳动者并不对其享有所有权。平台用工关系的经济从属性应表征数字社会平台劳动特点，以“生产资料依赖性”学说为逻辑起点，以马克思劳动价值基本理论为指引，解锁更为一致、有效的司法因应方案。     

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的相关市场界定问题研究——以“阿里巴巴”案和“食派士”案为视角

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损害竞争。规制“二选一”垄断行为，首先要解决界定相关市场的问题。因多边市场构造下平台具有锁定效应、传导效应、交叉网络外部性等特征，传统界定方式面临商品功能界定困难、平台相关市场划分困难、假定垄断者测试界定法失灵等困境。尽管如此，相关市场界定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其筛选功能有助于明确竞争关系、确定市场参与者、评估市场力。完善相关市场界定，一是区分“应用层面”与“平台层面”以保护创新；二是以平台核心业务界定相关市场；三是从典型案例中总结启示，包括需求替代定性分析与假定垄断者测试定量分析相结合、坚持透明度原则、探索线上与线下市场替代关系问题。     

平台企业的双重面向及反垄断监管因应——兼论我国“守门人”制度的构建

作为反垄断监管的对象，平台企业基于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建立了自治秩序，赋能或辅助反垄断监管；但平台企业市场力量的形成、维持、强化又致使其脱离了反垄断监管，出现“大而管不了”的问题。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的宽松化，造成平台经济领域中“破坏式创新”理论失能、市场自我修复机制失灵、传统反垄断监管工具失效，市场竞争出现严重失序；其他司法辖区试图以“守门人”制度监管平台企业，但这种严苛监管引发创新弱化的隐忧，其局限性亦是显而易见。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应确立“反垄断合规指引+反垄断法威慑”的路径，一方面，突出反垄断合规指引的价值，通过倡导性规范引导、激励平台企业实现自我监管；另一方面，强调反垄断法的规则底线，通过严厉责罚威慑平台企业实现他律监管。     

深泽县人大：开通“县人大代表短信平台”

为进一步加强与县人大代表的沟通、联系，拓宽代表知情知政渠道。深泽县人大常委会正式开通了“县人大代表短信平台”，     

论“网约工”劳动权益的数据法保护路径

“网约工”由于身份属性多元不能全部被认定为劳动者，现有的劳动法机制无法完全解决平台用工中算法管理和数据处理带来的新问题，所以需要另辟蹊径，探索通过数据法保护其劳动权益。为了保障算法透明，设置平台算法信息披露义务有其必要性。预防算法压榨则需将“网约工”的劳动权益保障作为算法的核心指标，并提供工作条件影响评估等制度支持。而应对算法歧视，不仅要从算法设计入手，避免对“网约工”的透视，还需要有对重大决策的人工干预和审查机制。平台用工的整个过程伴随着各种“网约工”个人信息的处理行为，“网约工”可通过主张各项数据权，包括就“黑箱”行使知情权和算法解释权、就违法差评行使删除权、就用户评价行使可携带权、就证据材料行使查阅复制权，依法与平台抗衡。     

广西首个“警鸽”警务智能短信平台启用

广西南宁市青秀公安分局取名为“警鸽”的警务智能短信服务平台今天正式启用。据悉，这是广西首个“警鸽”的警务智能短信服务平台。“警”取公安、警察之义，“鸽”取传递、和谐之义。通过该平台，该局辖区内14个派出所在民警接到报案和群众办证并对数据进行录入的同时，就自动同步对关键数据进行抽取编制成相应短信，民警只需轻轻一点就可以将信发出，将案件办理以及户籍办证进展情况及时通知当事群众，群众的报案办得怎么样，到了哪个程序阶段，是否立案、破案，处理结果如何，以及户籍办证信息等一些群众非常关心的事情也都能通过这一短信平台得到及时反馈，为警民搭起沟通的桥梁。目前，该警务智能短信互动平台已经能实现对区内外手机用户（含移动、联通、电信）实时的发送和接收短信，做到与手机用户的无障碍沟通。     

“个人信用报告”真的可信吗

个人信用报告尚是“单方报告” 个人信用报告是个人的“信用档案”，客观记录了公民个人的信用活动，比如偿还贷款、信用卡透支等情况。我国的个人信用报告建立在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基础之上。数据库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依法组织商业银行建立的个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其所有的数据由信息产生的源头提供，具体有提供贷款的机构（如各商业银行）、提供先消费后付款服务的机构、     

“去劳动关系化”下平台劳务提供者保护的反垄断法介入

在数字劳工平台企业用工“去劳动关系化”趋势下，具备一定从属性的平台劳务提供者难以被认定为从属性劳动者，其劳动法保护陷入困境。当平台劳务提供者以独立承包人的身份与平台企业达成用工合同时，平台用工关系作为经济活动中经营者间的交易关系，应当属于反垄断法规制对象。反垄断法介入平台用工关系具备现实必要、理论基础和规范依据。分析数字劳工平台企业的市场力量和用工行为可知，平台企业对平台劳务提供者的用工“控制”涉嫌构成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行为，但为平衡平台劳务提供者保护和平台经济发展之价值冲突，应当审慎对数字劳工平台企业实施反垄断处罚。     

聚合平台深层链接:以“链接服务”掩饰“内容提供”

深层链接是互联网的一项重要技术,网络聚合平台的出现使其法律性质变得扑朔迷离.聚合平台深层链接行为定性的关键在于“提供作品”的认定,在梳理和分析现有认定标准的基础上,从行为的主、客观方面以及利益关系出发,认为聚合平台深层链接行为实质是以链接服务掩饰的内容提供行为,并建议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提供行为”进行扩大解释,从而将聚合平台深层链接行为纳入直接侵权范畴.     

不能把“村委会主任”“称作“村长”

不能把“村委会主任”“称作“村长”翟桂范在我国农村，人们常把“村委会主任”叫作“村长”，笔者认为，这种叫法是错误的。我国《宪法》第１１１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     

植根安防沃土 倾力打造“四个一”工程

“一本杂志、一个展会、一个论坛、一个网站”——“四个一”是中安人倾15年之心血铸造出的精品。四大平台资源共享、联袂互动，就像四架连环马车，并驾齐驱，让《中国公共安全》形成强大的集群和阵列优势。     

“人大代表直通联络制度”落实监督权

北京昌平区检察机关制定出台“人大代表直通联络制度”，面向所有代表开展三项服务：一是“桌面式”集成服务，做到“一网一册”、“一进一出”。依托信息平台网络发布信息，编制发放《检察视窗》，反映检察动态，邀请代表走进来，中层以上干部走出去，广开言路。二是“菜单式”个性服务？为代表的个性需求制定特色化服务产品，摸情况、问需求。三是“路径式”程序保障，以保障联络工作的有效性．     

析“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作为民事再审事由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了五种民事再审事由，其中，第二种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第三种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与第一种“新证据”事由、第四种“程序违法”事由、第五种“审判人员枉法裁判”事由，在许多方面有着质的不同。然而，我们现今大多数对我国民事监督程序或再审程序改革的讨论、分析，无论是着力于理论层面的，还是实践层面的，     

神农架林区司法局开展“148”宣传月活动

“拨通‘148’，法律服务到您家”。一条电话线拉近了群众与法律的距离，为群众寻来法律帮助提供了一条便捷的渠道。广西区柳州币“148”法律服务专用电话自去年10月份全部开通以来，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由市“1600148”法律服务电信平台及2县5区组成的“一个平台7条专线”，截至今年4目份，就接到电话咨询5176人次；接待来访208灾；受托办理法律事务784火灾；避免挽回经济损失25619万元。“148”的开通，在田务社会、维护稳定、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季a解群体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去R8目Ic日，柳江县“148”接到里菜社…     

北京房山区人民法院创办“讲堂”践行十八大精神

为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该院作为“北京市理论教育基地”和该院干警厉莉作为十八大代表的独特优势，创办了开放式大讲堂，搭建起一个“以讲促学，以学促十”的贯彻十八大精神主题的实践活动平台。     

应以“公务人员”代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我国刑法第277第一款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综观该法条的其余二款内容，可见，我国妨害公务罪的对象除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以外，基本上都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笔者认为，从司法实践以及妨害公务罪立法本意出发，应以“公务人员”代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引入妨害公务罪法条，作为妨害公务罪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