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晚明“中西哲学对决”之主要格式

晚明"中西哲学对决"之主要格式有: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驳道家之"无"与释家之"空";以西洋哲学"实体-属性"之说驳中国哲学之"太极"与"理";用西洋哲学中之"发生论"释读"理生天地万物"之"生";以西洋哲学固有之"白板说"反驳儒家之"性本善"及"复初"说;以西洋"三司"知识论释读儒家之"仁"与"义";以西洋"生死"说置换儒家之"生死"说;以西洋哲学之"成见"颠覆中国"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观念;以西洋哲学中之"材料"与"形质"释读中国哲学之"气";以"物之元质"释读"太极";以西洋"原罪"说释读中国哲学之"恶";以西洋"定性论"驳中国"随性论";以西洋哲学之"本体论"驳中国哲学;等等。     

对“天人合一”观念应进行科学的辩证分析

陆贵山在《人民日报》2006年8月31日中撰文指出:"天人合一"究竟"合"到哪里去呢?是人"合"天,还是天"合"人呢?道家主张"合"到"天"即大自然那里去,据此形成"以人为本"或"自然中心论"的理念,有的往往把"人"理解为"自然人";儒家主张"合"到"人"那里去,据此形成"以人为本"或"人类中心论"的理念,有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与"不是什么"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必须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与"不是什么"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仅指"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西方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通俗化",而不是"精英化"、"学术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而不是"教条化",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整体化",而不是"图谱化"、"肢解化".     

谈谈"堵"与"疏"

"堵"与"疏"都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方法,对于这一点,人们已经有所认识.但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堵"与"疏"的辩证关系,在努力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宣传功能、组织功能和教育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其批判功能和疏导功能,在实践过程中往往不是那么顺利,因此,必须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加以重视. 一我们所说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堵"和"疏",是从广义来讲的."堵"是指"堵塞"、"抵制"、"批判"、"斗争"而言;"疏"是指"疏通"、"引导"、"调解"、"化解"之意.     

设“月”别议

近年来,各种各样的"宣传月"、"活动月"俯拾即是。若从年初往后数:"计划生育宣传月"、"文明礼貌月"、"3·15宣传月"、"传统教育月"、"安全生产宣传月"、"拥军爱民月"、"尊师重教月"、"敬老月"、"送温暖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谓:一年之中越来"月"多,没有一个月"闲"着。应该承认,有些工作,为了引起足够     

论中国哲学中的"和"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与陶德麟先生讨论"和"与"矛盾解决方式"

中国哲学中的"和",包含"协和万邦"、"保合太和"、"和与同异"、"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实生物"等一些基本命题,这些命题中的"和"都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分别代表不同的矛盾解决方式,而不是只讲"融合"这一种方式."和"本身就是多样性,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将"和"的思维运用于事事物物,就可得到各种不同的矛盾解决方式.既包含"求同存异"的解决方式,也包含"保存对立面"的解决方式、"增损对立面"的解决方式、"拒斥对立面"的解决方式、"在矛盾双方此消彼长时不偏倚彼此"的解决方式、"双方同归于尽"的解决方式,等等.所有"矛盾解决方式","和"都可以容纳,因为这正是"和"之本义所在.     

老子“啬”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啬"思想是老子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收敛、积蓄、慎用的丰富内涵。它引导人们回归本性,自觉服从于"道",从而达到"长生久视"。"啬"的践行之道围绕"去"与"取"的选择展开,包括个人行为的"去"过度欲望"取"合理物欲,社会风尚的"去"虚华"取"朴实,国家治理的"去"有为"取"无为。老子的"啬"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也极具价值,它启示人们须直面社会现实,提倡以"啬"为荣,以"啬"来理事、养德、制欲。     

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历史规定性

分配正义的历史规定性是指"历史"对于"分配正义"的"规定性"﹑"生成性"﹑"决定性"意义。既包含着对"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认识对于"分配正义"认识的"规定性"意义,也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方法论对于"分配正义"认识的"规定性"意义,且对"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认识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因此要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角度去论证"历史"对于"分配正义"的"规定性"。唯有此,才能在"分配正义"的认识上,避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才能驳斥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上的"拒斥"论,才能真正认识"分配正义"在马克思理论里面的本真状态。     

简论中华"礼治"的六大核心理念

中华"治道"之核心,是"礼治".而"礼治"并非一种单独"治道",它只是"天治"、"君治"、"民治"三种"治道"之循环.三种"治道"循环相济相生、相制相克,就是所谓"礼治".三种"治道"之循环,由六大核心理念支撑:天下主义、和而不同、广土众民、兴灭断绝、执两用中、返本开新.其中"天下主义"与"和而不同"偏向"天治"一方面;"广土众民"与"兴灭断绝"偏向"君治"一方面;"执两用中"与"返本开新"偏向"民治"一方面."天下主义"对治"民族-国家主义","和而不同"对治"同而不和","广土众民"对治"小国寡民","兴灭继绝"对治"殖民主义","执两用中"对治"单边主义","返本开新"对治"弱肉强食".前六大理念,共同指向"王道";后六大理念,共同指向"霸道"."民族文化"之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核心理念"之复兴、古老"王道"之复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路径的分析——从价值理性、目的理性、工具理性到社会行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价值",其内涵是为社会行动确定"目标"和"依据"的"信念",包括"价值追求"和"价值律令"两种形式。现代社会大部分社会行动都是个体经过"价值理性"、"目的理性"与"工具理性"思考后的选择。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通过"价值认同"、"利益奖惩"、"舆论压力"、"行动指南"四种力量,对个人物质利益的"价值信念"、以交换为核心的"市场逻辑"与"个人本位"的"价值律令"、等级观与特权意识等与之相悖的价值观进行批驳和抵制,引导公众进行"理性"思考,将价值观转化为实际行动。     

生存与反思——当代大学生“媒介迷”本源研究

"媒介迷"是当代高校最重要的群体,深入探究当代大学生"媒介迷"生存现状等本源性问题,从媒介转型与融合中"迷"之景观、新媒介场域中"迷"之形塑、媒介迷文化创生中"迷"之共生方面揭示媒介境遇中"迷"的自我呈现状态。立足于"媒介化生存"的桎梏、"媒介化"公共交往中的"双重标准"、"媒介成瘾"中"媒介迷"的心理遮蔽等方面审视当代大学生"媒介迷"生存现状;从大学生"媒介迷"媒介观的构建、教育者与大学生"媒介迷"的"对话"旨趣、媒介迷文化生成及传播过程中"微治理"的实施方面创设当代大学生"媒介迷"生存环境。     

“流行词”背后的社会生态

<正>近几年来,中国每年都会产生很多流行词,比如"打酱油"、"躲猫猫"、"被就业"、"房奴"、"周至尊"都曾火爆一时。今年已经产生了不少流行词,如"尊严"、"分蛋糕"、"公平"等。应该承认,很多词语之所以     

“中国道路”哲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之辨

中国道路哲学研究的"元问题"首先就是核心概念的辨析。"中国特色"、"价值共识"与"中国价值",不仅是其中最为核心的重要概念,也是最充满歧义和质疑的理论困难。"中国特色"不是每个公民的主观任意,它是中国道路践行中的"公民意识总和",即"中国道路"的"价值共识"。作为中国公民"精神路标"的"价值共识"不能脱离"中国特色",换言之,"价值共识"是"中国特色"的"精神路标"。"中国价值"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也是具有"世界价值"意蕴的"价值共识"。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是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吗?

学术界有学者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界定为"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这种观点颇值得商榷。凯恩斯主义的确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但其所主张的"干预"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短期内、在危机时、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地干预经济。将"凯恩斯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这种观点仅仅看到了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这一"政策主张",却恰恰忽视了这一"主张"的"条件"。事实上,凯恩斯设定的"条件"正是运用这一"主张"的"前提"。关于"凯恩斯主义"的表述,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是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而不是"全面干预"。     

重建学习观

重建学生学习观需要从"学会"到"会学"的转变;从"独立学习"到"合作学习"的转变;从"要我学习"到"我要学习"的转变;从"全面学习"到"选择学习"的转变;从"学知识"到"学做人"的延伸。重建教师学习观需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要成为研究性学习者。     

林东城“义利观”与明代新“义利说”

儒家"义利之辩"是儒学的核心学说之一。从孔孟延续至明代,对士和士大夫阶层而言,一直奉行"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相对立的"义利离"之思想宗旨。林东城的"义利观"从"道殊相济,趋利义行"出发,遵循"尚义好礼,以义主利"的原则,进而认为"义利之辩"是"君子进德之几",若能"知止之几",足以"励世廉贪"。林东城是明代新"义利说"的重要代表,突破了传统义利观"义利离"之旧说,由以"士和士大夫"为立教对象转向对"四民"立教,由"义利离"转向"义利合"。士商"异业而同道",士与商社会阶层的交互影响,促进了新的价值观念的产生,对明清儒学的内在转向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论“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我国残疾人政策的时代转向

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为适应新时代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要求,中国残疾人政策必须实现全面转向:在理念上,从"他者"转向"以残疾人为中心";在目标上,从"物质生活"转向"美好生活";在水平上,从"保基本"转向"适度保障";在重心上,从"就业"转向"康复";在体系上,从"碎片化"转向"系统化";在评估上,从"技治主义"转向"获得感";在供给上,从"单一政府"转向"社会化";在定位上,从"国际模式"转向"中国方案",进而构建"以残疾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可持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残疾人政策体系。     

消解“存在自由”与“理性自由”差别的“生态自由”

自由问题是元哲学问题,并不仅仅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存在自由"认为"人的诞生"本身就蕴含"自由"的存在,具有本体论意蕴,意指"自由"根源于人的存在。"理性自由"认为"自由"应该被理解为个人追求私人利益的理性行为,依然是具有本体论意蕴,意指自由根源于人的理性意识。"自由哲学"的逻辑前提选择"理性自由",在一定意蕴上忽略了"存在自由"的自由逻辑。现实生活世界的"存在自由"的缺失与"理性自由"的虚幻,使得"自由哲学"更具彼岸世界般的"抽象哲学"意蕴。西方国家的"生态哲学"研究发现了"自由哲学"的理论困难,试图用"生态自由"消解"理性自由"的理论困难,但"生态哲学"本质上依然从属于西方"自由哲学"研究的范畴。     

中国增长理念的传承与超越

"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对发展模式认识上的提炼和升华。"包容性增长"理念是对以往中国"单一性增长"理念的传承与超越。"包容性增长"超越了以往"单一"关注经济增长,更加关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包容性增长"超越了以往"被"增长,而是更多地关注"参与"、"共享";"包容性增长"超越了改革开放以来"单一"的扶持"强"者的政策,更加关注"弱"者的受益。     

加快领导方式转变 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制度创新——郑州市网格化管理探索

网格化管理,是针对现行管理制度弊端开展的一次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机制创新,是"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的体现,其主要特征是管理理念从"以官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管理人员由"高高在上"向"主动下沉"转变;管理方式由"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管理手段由"传统化"向"信息化"转变;管理体制实现了由"阶段性"向"长效机制"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