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地主与农业革命

英国农业革命是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桥梁。英国地主发起圈地运动,逐渐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他们亲自从事农牧业试验,提倡农业改良和投资,使英国农业生产力在19世纪位居世界前列。这是英国有别于西欧的独特之处。     

革命与国家：“文革”宣传画的性别传播

新中国初期的性别实践是一种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文化资源”,还是需要引起警惕和批判的矛盾体？考察“文革”宣传画所体现的性别实践及其传播,可以看出其所描绘的新女性尽管具有时代性的进步意义,但其作为国家主义性别实践的局限性也值得我们引起警惕和批判：它更多地表现的是一种革命化的性别和无性化的宣传;其性别观念及其宣传是为社会主义生产与建设服务的;本质上它以国家、阶级和单位替代了以往的父权和夫权。     

人民民主与自我革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支撑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这两个答案也构成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个基本支撑。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地蕴含着对人民民主和党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人民民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制度基础和群众基础,自我革命为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淬炼政治品格和执政能力。因此,必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筑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基;必须不断进行党的自我革命,筑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     

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再探——回应西方学者对《国家与革命》的质疑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泰克西埃质疑列宁背离了恩格斯思想,忽视了国家的治理职能;诺曼·莱文质疑列宁背离了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才是社会立法和管理源泉”的思想。然而,列宁不仅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阐明了剥削阶级国家的根本职能,而且阐明了无产阶级国家作为“半国家”的重要职能及其与资产阶级国家职能的区别,以及无产阶级国家的专政职能与治理职能的辩证关系。     

智能革命背景下的疫情防控与国家治理

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下,新科技可以广泛应用于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提升了抗击疫情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智能技术有效推动了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然而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中国广阔优质的消费市场和扎实的信息基础可以促进未来社会从物理流动向虚拟流动转变,从而为未来的社会形态和新型工作模式积累经验和塑造规范。     

孙中山文化：一个重要的国家命题

孙中山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不言而喻。我们一直非常崇敬孙中山先生,也十分重视对孙中山的纪念及其学术研究,并把他与毛泽东、邓小平一起并称为＂20世纪三大伟人＂。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孙中山,似乎始终处于一种说不尽道不完的＂尴尬＂状态。     

论信息技术革命对发展中国家国家安全的挑战

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革命给国家安全的内涵及其维护途径都注入了新的内容。信息革命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便捷和进步的同时,发达国家利用其先进的信息技术也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中国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应对信息技术革命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     

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与国家能力分化

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处于相互作用之中: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使围绕技术展开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资本+新技术驱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新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迅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新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人类社会无法预知的各种风险,不仅对各国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战,也从客观上要求国家治理机制不断创新,而这一切正在推动世界各国国家能力的分化,塑造着各国的未来。     

《新青年》的革命话语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的生成

《新青年》杂志中的“革命话语”承续近代中国知识界关于“革命”的理解与认知,随后则聚焦于“文学”,掀起“文学革命”,揭开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之序幕。然而,在面临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时“文学革命”的力量显得过于苍白。《新青年》“革命”话语遂从“文学革命”渐转向“社会革命”,即“十月革命”“阶级革命”以及“劳工革命”等话语形式。1923年后,在国共合作的大局中,《新青年》之“社会革命”话语具体表现为“国民革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科学途径——阶级斗争——亦随之成为《新青年》革命论述的核心话语。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亦随之得以生成并融入革命实践,并且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内容与结构。     

《国家与革命》柯柏年译本与五四时期社会主义之争的终结北大核心CSSCI

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之争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容忽视的界碑。基于对论争中"革命主体"和"革命对象"的不同诠释,论争双方为中国指出了截然相反的"革命进路",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然而,囿于历史和主体的阶段性,社会主义之争仍存在诸多"被遮蔽"之处,由此引发了国人的探索和争鸣,在此基础上,《国家与革命》柯译本的问世实乃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从互文性视域看,"社会主义"之争是《国家与革命》柯译本"着陆"的"前提",相应地,《国家与革命》柯译本亦因应和再造了这一"前提",从而实现了国人在观念上、心灵上、学理上的"解放",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国家与革命》柯译本的问世标志着五四时期社会主义之争的终结。     

马克思的国家形态学说 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逻辑

马克思把国家划分为"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两种形态。它与四种国家类型说的区别在于,后者的划分是基于马克思的五大经济社会形态说而作出的,其经济基础的划分标准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生产方式,着重回答"国家是哪个阶级的代表";前者则是以社会三大形态说为基础的,其经济基础的划分标准则是生产力水平和经济运行机制,重点回答"国家如何代表这个阶级"。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国家是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基础之上、以人民主权为价值取向的代议制国家。然而,资本支配劳动的逻辑使现代国家的价值原则和制度安排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而需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继续完成。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东方大国,其现代国家建构,必须遵循人民民主根本原则,必须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必须与增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同步伐,必须建立和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的国家制度体系。     

《国家与革命》中民主概念的双重属性及其现实启示

民主是《国家与革命》中的核心概念,列宁在文本中阐述了民主的双重属性。作为暴力统治工具,民主具有历史暂时性,具体表现为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与无产阶级民主的过渡性;作为和平改良工具,民主具有历史进步性,具体表现为资产阶级民主的进步性与无产阶级民主的超越性。新时代,深入研究这部著作中的“民主”概念及其双重属性,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思想：生成逻辑、核心要义与分析范式

社会革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理论探索中关注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生成逻辑看,经历了发轫、确立、发展和进一步完善四个时期,构成以历史唯物主义演进为主线,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目的,不断形成总体性研究思维的过程。从其思想要义看,形成了以革命生成论、革命主体论、革命形式论和革命目的论“四位一体”为架构的理论逻辑体系。从其分析范式看,形成了现代性批判、人民性取向、世界历史视角“三位一体”的研究逻辑。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当代发展,将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开辟伟大社会革命新境界。     

从部落社会到“剧场国家”:人类学视野下的非洲身份

作为一门以探讨人及其文化为重的学科,人类学在对非洲的探索中发掘了非洲身份,丰富了学科内涵。鉴于非洲特殊的历史进程,即与西方相较而言工业化生产短缺的"事实",人类学赋予并将非洲置入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谱系中,制造了非洲从"部落社会"到"剧场国家"的续集。这是线性时间在政治上的表达,是西方扬弃"他者"的自我再生,更是一个包含着压抑与反弹的纵向投射。现实的发展表明,人类学对非洲的探索,需要形成一种以非洲为中心来看待其历史、社会和文化的"非洲中心论",从而匡正一直以来欧洲中心主义在非洲研究上造成的偏见、执拗,甚至扭曲,以克服人类学理论的自我限制。     

功能学派与英国人类学的国家传统

人类学存在不同的国家传统几乎是业内的共识。英国人类学的国家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功能学派所塑造的。这种传统有若干明显的特征:功能主义的田野作业,个人魅力型的领袖人物,家族特色的学术圈子,伦敦—剑桥—牛津三角的学术霸权,与殖民主义的密切关系,等等。这一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起逐步形成,并在整个20世纪一直维持对内对外的深刻影响,成为英国社会人类学当代发展和创新的重要基础。     

“强国家、燃”：现代国家构建之理想形态——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之分析进路

“现代国家构建与成长”可以作为人类告别中世纪以来政治发展之“主轴”加以演绎。而且这一进程必须同时以国家职能的范围和国家能力的强度为支点。进行双向的、多维的良性建构。仅就发展取向和未来图景而言．“强国家、大社会”将是现代国家构建之理想形态,它将在防止国家权力对社会权利的侵吞和扼制的同时促进国家能力的提升,最终实现国家所维护的普遍利益和社会所捍卫的特殊利益之和谐共生。     

杨凌：一个小镇崛起的农业科技城

一位出落得十分水灵的姑娘,领着记者们一边走,一边按动她手中的摇控器。轻轻一按,水管中的水就喷洒出来。按动不同的按钮,出来的水呈现不同的形状,有伞形的,有柱形的,也有一滴滴地顺着植物的根部滴出来的。如果把各种喷洒器都开动起来,就会形成一幅与蓝天、白云、绿草、花卉为一体的千姿百态的美妙画图。     

中国国家利益视野中的环境安全：地位与作用

全球化的新发展使国家利益在生成机制、内容及维护方式和手段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国家利益也具有了新的特点。在此背景下,环境安全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和重要性日益凸显。环境安全事关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国家声誉及我国的政治形象,因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乡村社会中的国家遭遇：一个文化的视角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不能从想象中的国家概念出发进行一系列理论的推演,而首先应当进入国家与民间社会碰撞的具体场域中去真正地理解“国家”。事实上,在乡土社会中,国家权力并非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而是弥散在乡村文化之中。一方面,乡村社会的文化规则建构了权力运行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在实践状态中又不断地从地方文化规则中寻求价值援引和意义象征。而这种权力实践又因为权力客体的能动作用而进一步凸显出地方文化和国家权力运行之间互动、交融的复杂格局。也正是对国家和民间社会本体论的重新认识,为我们理解民族国家在现实乡村社会中的真实存在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