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政务服务数字化的三点对策

数字化技术对于提升乡村政务服务水平具有显著效用,实现乡村政务服务的数字化需要基层政府依托乡村发展的实际和数字化治理思路谋求创新。一是以数据应用为基础,推动数字治理与乡村政务的融合;二是以破除信息壁垒为手段,实现乡村政务服务再造;三是以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推动数字化政务服务的落地。     

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的三维透视

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乡村振兴的保障。而数字技术与治理的结合，能够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乡村善治提供强大驱动力。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具有数据整合、联动协作、敏捷便利、全景敞视等四方面优势。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而言，诸优势内蕴实现乡村治理资源的供需衔接、实现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简约复归三重作用机理，从而促进国家治理的一般知识与乡村地方实践知识的协调，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因此，解决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行政替代自治、技术异化等问题，实现数字助推治理有效，必须从技术适配、机制保障、理念驱动等三个路径整体推进数字技术在治理中的运用，才能发挥数字化在乡村治理中的正向效用，实现中国式治理现代化。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面对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运行中存在的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整体治理能力与基层群众综合性需求契合度不够、治理的现实基础和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等新问题新挑战,要健全农村组织体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支撑保障;增强社会治理主体合力,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体系保障。     

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多维融合的理论机制与实践方略

重塑城乡关系、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经济数字化转型作为驱动经济新动能集聚的核心要素能够为乡村建设提供内生动力，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数字经济通过数字要素促进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数字产业驱动城乡产业结构优化、数字技术带动公共资源共享，为实现以城乡经济融合、社会融合以及空间融合为主的多维融合提供动力。现阶段，数据要素共享、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数字治理水平提高以及数字政策保障等有助于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多维融合。为此，需要通过切实可行的实践方略引导，夯实数字经济在城乡发展之间的联结作用，探索赋能效力充分发挥的途径。     

制度、技术和理念: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何以有效——以浙江省N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为例

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弥合了城乡数字鸿沟,激发了乡村社会内在活力。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础,搭建“制度—技术—理念”的分析框架,剖析浙江省N区数字赋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案例。在制度供给方面,N区通过成立监管机构、搭建数字平台、完善奖补考核等手段,形成长效机制;在技术支撑方面,实现装备智能物联、数据互联共享、引入AI识别技术,推进平台更新迭代;在理念塑造方面,通过组建宣传队伍、打造宣传品牌、实施积分制管理、提升民众数字素养,营造文化氛围。N区的实践经验折射出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治理逻辑。即在制度变革层面,治理模式由碎片化转向整体协同;在技术保障层面,由技术匮乏转向统一标准;在理念转化层面,治理理念由模糊治理转向精细治理。     

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城乡比较——基于场域理论的分析

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仍面临适应性困境。为应对社会基础的结构性变迁,“枫桥经验”正在积极顺应城市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治理内涵、治理空间、治理功能上不断拓展完善。基于场域理论,从治理资源、关系结构、治理空间、制度供给的角度界定城市和乡村基层治理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适用差异,进而提出新时代在城市基层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优化路径,以期在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回顾与评论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革命政权在各地陆续建立,乡村治理工作已经展开,与乡村治理有关的研究也已开始。对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与研究方法、中国学者关于传统乡村社会的主要研究进行归纳总结,把乡村治理研究文献的浩繁内容凝聚为关于乡村治理的公正性目标的研究,并且对我国乡村治理基本制度相关研究进行评述。对新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进行回顾与评论,能推进乡村治理创新和转型,有利于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研究——基于“中国大棚第一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

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VR）和区块链等数字元素的嵌入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治理共同体建构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面向。以信息网络为载体的数字技术形塑新的乡村公共秩序,但也面临着治理“碎片化”的难题,成为掣肘乡村治理效能发挥的重大障碍。采取个案考察的研究方法,以“中国大棚第一村”的数字乡村建设为研究对象,系统探究技术赋能背景下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和运作逻辑。研究发现：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数字社会发展中乡村治理体系优化、治理结构重组、治理能力提升和治理秩序重构的产物。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运作逻辑在于以社会网络融合深化共同体参与、以全要素生产率拉动共同体建设、以协调多方利益推进共同体发展。文章有助于深化“中国之治”话语体系的建构,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地。     

迈向智治：数字乡村信息平台技术赋能的整体性治理进路

数字乡村信息平台的技术赋能,彰显了技术治理和工具治理的双重耦合效应。整体性智治将数据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结构中,重塑了数字信息传递的流程。数字乡村技术赋能的政府改革是一场集技术驱动、数据平台和农户协同参与的信息革命。数字乡村信息的平台化运作,导致了技术治理的形式化、政绩化和行政化等多重限度。从技术赋能的整体流程来看,数字信息平台由立体协同的治理结构所构成,要围绕赋能主体、赋能平台和赋能领域,建构具有整合式创新的整体性智治框架。具体要立足于农户的数字化能力,激发工作人员的自我效能感。围绕“线下”迈向“线上”的数字化赋能布局,搭建“技术供给+农户体验”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实现乡村数字化发展的特色化赋能。     

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约束与智慧路径

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数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了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理念的根本性变化以及乡村治理技术的突破性变革。新时代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场域是科技发展的资源前提、人口流动的场域空置、智能数据的技术支撑。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约束有数字鸿沟与技术主义的技术约束、数据短板与“数据烟囱”的工具约束、数据挑战与思维局限的嵌入困境、人才缺口与制度滞后的治理局限。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路径在于范式转变与政策设计的治理更新、数字生存与网络协商的治理完善、网络平台与网络素养的建设提升、网络民主与人技共治的措施创新。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德治的实现机制与治理效能——以浙江省H村“功德银行”为例

德治是传统时期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也是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传统乡村社会特征发生改变，德治在乡村面临的内外环境和实现机制也相应发生变化，成为新时期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通过以浙江省H村“功德银行”案例研究，探讨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德治的实现机制和治理效能。研究表明，数字动员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关系整合，数字积分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规则重塑，数字监督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内生调节，为当前德治在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提供了借鉴。     

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探论

区域社会数字治理以数字信息为支撑，全面推动数字技术与区域社会治理方式深度融合，使数字化转型这个“最大变量”成为驱动区域社会治理的“最大增量”。在区域社会协同治理中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数据动态分析，能够重构区域社会治理范式，促进线下线上融合的协同治理创新，推进区域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治理机制的创新、制度机制的协同，以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应对跨域数字治理的复杂性。在探讨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必然性和基本特质的基础上，可从进一步优化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结构、构建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规范体系、夯实区域社会协同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等方面探寻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进路。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结构、过程与结果

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既是推动乡村振兴的主要手段,也是拓展乡村公共服务惠民空间的有效路径。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应以价值共创为行动方向,价值共创需要借助数字技术寻求生成和持续的机会。“结构-过程-结果”框架有助于系统分析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的内容特征与运行机理。在结构维度上,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参与、促进组织技术同化、创新服务生态系统;在过程维度上,乡村公共服务价值共创通过数字技术驱动的主体互动与资源整合得以实现,可将其视为“价值共识-价值共生-价值共享”的系统过程;在结果维度上,数字技术分别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促进了数据能力、连接能力与决策能力的提升,实现了个人价值、平台价值与公共价值在多层次网络结构中的交互跃迁。     

数字乡村建设的原则、问题及路径——以西部欠发达地区为例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持续提供乡村振兴动力引擎的战略选择。区域差异、目标偏离和主体差异是西部欠发达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客观上存在的问题。推进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需要注意区域性差异、注重分类性要求、重视主体性培育，采取理念创新、因地制宜、逐步推进等方式，坚持以特色产业发展为引领，充分激发农民内生动力，不断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着力构建数字乡村建设共同体之路。     

金融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新时代呼唤新金融，金融科技正在深刻改变传统的商业和金融体系，是践行新金融的新动能。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科技凭借技术优势可助力高质量发展，如移动支付重构了商业形态，改善了产业结构；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区块链及大数据技术重构了信用体系，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传统金融机构借助金融科技加速了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快速的创新和发展也带来数据安全、头部企业数字权力膨胀、底层及核心技术创新不足等问题，可从完善监管体系、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大基础技术研发等方面入手，发挥金融科技的积极作用，赋能高质量发展。     

现代性构建中的乡村技术治理演化逻辑

技术的深度嵌入是传统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区别之一，技术化也是现代性构建的重要内容。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乡村治理需求、治理组织能力、可用治理资源充裕度的变化，技术日渐深入地影响着治理格局并逐渐嵌入其中。目前，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技术运用在民主活动和内生性公共事务管理中仍显不足，但是在社会流动性增加和有效治理需求增加的背景下，乡村治理组织对技术的综合运用能力正在提升，技术治理将超越政策执行过程，成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要件。     

新时代乡村善治之路生成的四重维度北大核心

乡村善治以构建符合国情特点、更加完善有效、多元协同共治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为主题,其生成有其理论之源、文化之根、历史之基及时代之变等逻辑维度。其生成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深刻体悟与创新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治理智慧的继承,对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积淀的历史经验的学习借鉴和传承赓续,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特征新要求的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通过上述四重维度构筑新时代乡村善治之路,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乡村治理实践的科学指南,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     

乡村治理环境的变化、问题及对策

随着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运动的发展,我国乡村面貌,乡镇政权,乡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城乡关系的统筹力度都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在推动乡村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使我国乡村治理必须面对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在今后的乡村治理中,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适当控制乡村社会变化的节奏、按照乡村社会的新治理任务的要求建设乡镇政权、提高乡村社会的制度化水平。     

走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道路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首次将乡村振兴写入党章，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走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道路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逻辑，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可靠保障，还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     

大理镇与喜洲镇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及路径研究——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美丽乡村建设是现代化乡村治理的重要模式,民族乡村可以利用其丰富的人文社会资源构建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逐步实现乡村振兴。本文以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镇和喜洲镇这两个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区为研究对象,在治理现代化的视角下,分析其多元化美丽乡村创新模式的特征及构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