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尔敏论证模型在指导性案例中的运用及其限度——以指导性案例23号为分析对象

作为一种应用广泛的法律论证形式,图尔敏模型由六个基本要素构成,能够比较细致和全面地应用于司法案件的分析。指导性案例23号的裁判理由对该案两个核心争议的解决方式非常符合图尔敏模型。在将该模型引入到分析指导性案例时,需要注意其实质和形式上的限度。前者的主要表现是不能完全消除实体争议,以及容易忽视相关主体的能动性及其互动关系;后者则主要表现在模型的基本要素之间难以形成完整的融贯关系,以及在法律漏洞出现时难以运行等方面。只有充分确定图尔敏论证模型的价值及其限度,才能够准确地将其引入到指导性案例的分析之中。     

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体系化的构建——以指导性案例131、132号比较分析为切入点

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制度发展至今仍然存在体系不健全、规范不完善等困境。通过对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131、132号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这两个指导性案例性质相同、案件相似,但存在赔偿额度确定上的多层规则、虚拟成本计算不确定性、赔礼道歉适用方式多样性等问题,以至于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在审判实践中并未完全产生预期效果。究其原因,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中存在概念尚须进一步统一、司法解释与行政规范性文件有待进一步衔接、遴选和清理程序还可进一步完善等因素。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体系化能够实现规则的可预期性、构建司法适用的统一性、强化守法的通融性。因此,完善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体系化的规范路径在于确定其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推动法律规范的有效衔接、优化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创制程序等,从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案例法治保障。     

侦查机关撤案权研究——以审判中心为视角

侦查机关撤案权的有效行使能节约司法资源,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侦查机关的撤案权在行使过程中仍然存在法律规定宽泛、权力行使不到位以及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中,为了更好地兼顾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权,提高司法效率,应该转变对撤案权的认识,完善撤案权的法律规定,保障撤案程序的公开与参与,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尝试通过撤案决定审查备案制度加强对侦查机关行使撤案权的监督。     

公安机关指导性案例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依据公安部通知选编的公安机关指导性案例具有分级选编、逐级下发的地域性,不公开发布的内部性,发布数量的固定性,效力的非强制性,发布周期的不确定性等特征。其注重对案例定性的指导,以取证指引为重要组成部分,由多个相似案件组成并列举不同观点分析。当前的公安机关指导性案例无法解决裁量权带来的执法问题,选编案例滞后、选编种类模糊,可能异变为一种行政任务而无实际效力,基层民警也缺少学习的精力和时间。欲摆脱此发展困境,应取消选编案例的硬性指标规定,明确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扩展选编主体、区分下发主体,赋予指导性案例公开性,及时更新案例,汇总反馈应用情况,组织民警学习使用。     

指导性案例的文本论证策略

为了获得地方法院的认可和接受,指导性案例必须合理安排自身的文本论证策略。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形式上的策略包括通过相关正式司法文件进行造势,并对指导性案例的具体文本进行剪裁。此外,从实质策略的角度来说,指导性案例中还援引和借鉴了法律规范内外的多种权威资源来加强论证。但是,以上的论证策略中还存在着不少缺陷,表现在效力定位不明、缺乏配套规定、内容过于简略和忽视过程分析等方面。这些缺陷和不足也为完善指导性案例的论证策略指明了方向。     

深入准确理解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蕴含丰富的思想理论以及现实依据,其创新意义堪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这一发展思想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思想框架内,对改革开放40年发展思想的反思与调整,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突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指南。     

热点案件遴选为指导性案例的意义及其运作

以于欢案为开端,最高人民法院遴选了一批近期发生的热点案件作为指导性案例。这种做法不仅是丰富指导性案例类型的需要,还有其他深层原因,包括积累热点案件中形成的制度效果,有效对民众开展普法教育,打破司法者的思维定式,以及提升和扩展案例指导制度自身的影响力等。并非所有的热点案件都适合被遴选为指导性案例,符合相应特征的热点案件才具备了被遴选的基础,这些特征包括社会公众的观点得到充分而全面的表达,审判的过程和结果确保了核心法律问题的合法性底线,生效裁判文书的写作妥当吸收了社会舆论中的道德评价,以及在法律适用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创造性。在被确定遴选之后,热点案件的正式文本也关系着其后的参阅和适用,应当细致编辑:裁判要点应注意将道德评价转化为法律评价;裁判理由部分应当全面分析社会舆论的影响;整体行文在保持细致法律分析的主体地位基础上,应当尽可能地通俗易懂。将热点案件遴选为指导性案例,体现了对民众诉求的尊重,是指导性案例深入人心、提升权威和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     

审判中心视角下审判委员会的职能重构——以审判委员会实体裁判权改革为核心

作为中国特色司法制度之一,审判委员会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能因其弊端而对其全盘否定。目前对审判委员会的改革存在逻辑混乱、法律冲突等问题,尤其审判委员会的实体裁判权面临改革空间不足的问题。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之下,审判委员会应实现功能重新定位与调整,将其在个案中的实体裁判权改革为法律咨询功能,同时激活其宏观职能,即实现审判委员会微观的法律咨询功能和宏观的总结审判经验、审判管理工作职能的协同发展。     

“以审判为中心”视域下我国预审制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断推进,改革的目标无一不与我国预审制度的职能高度重合。在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格局下,应重新审视并引导预审职能的有效发挥。为使预审的应然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应加快制度顶层设计并出台相关规定、设置"主办预审员"、由"侦查中心主义"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化,这是完善预审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     

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侦查办案机制研究

目前,公安机关侦查办案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1997年6月公安部作出的侦审合并决定没有完全执行,整体上影响了侦查办案质量;二是侦查力量分散,侦查人员办案意识不强。20多年来,公安机关一直在积极探索提高侦查办案质量的途径和办法,如开展"命案卷宗评比"和"剖析命案讲教训"活动,成立办案质量检查指导小组,举办提高办案质量培训班,成立办案指导科或案审中队,任命"刑侦审讯专家",在法制部门内部增设专门案审机构,推行刑事案件相对集中办案机制,等等。为构建以审判为中心提高侦查办案质量的机制,应当:多措并举,固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办案思维;建立侦查人员准入制度、培养制度、淘汰制度、主办侦查员制度、职业保障制度;在法制部门内部增设专门案审或预审机构;建立、完善证据收集、审查、判断、保全工作机制;探索建立公安机关办理重大、疑难案件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的制度;完善刑事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做到有章可循。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下庭审实质化改革研究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实现庭审实质化。实现庭审实质化要求贯彻证据裁判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法官客观中立、控辩平等对抗,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实现庭审实质化面临着观念、体制和制度上的障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克服。实现庭审实质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合力推进。     

论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从最高人民法院一则指导性案例说起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未区分二审期间,上诉人因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而撤诉,义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与不完全按照和解协议履行义务的情况,存在一定的缺陷。立法应明确民事执行中和解协议的效力,并详细规定当事人对和解协议反悔的问题。     

“援引半衰期”视角下的我国指导性案例援引问题研究

"援引半衰期"是关乎指导性案例援引活动的司法规律,不仅可观测单个案例对后续司法裁判的影响程度,更蕴含着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司法管辖区域内的司法需求和司法效度的趋势与走向。援引半衰期规律可作为对指导性案例遴选与发布机制的反馈,检验指导性案例的质量与效果,评估指导性案例援引政策干预度,又可作为指导性案例的自动退出机制。可见,援引半衰期与指导性案例的发展密切相关。顶层设计者应当在"援引半衰期"规律的指引下,推动案例指导制度日臻完善。     

如何建立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以刑事案例为例

作为司法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案例指导制度是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实现法律统一适用、确保司法的稳定性的重要保证。鉴于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不统一等问题时有发生的现实,公布指导性案例,推行案例指导制度,对于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性,确保法律统一适用,维护司法公信力,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哲学意蕴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丰厚的哲学基础,它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观的实践与发展,传承于中国文化传统优秀的民本思想,实践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全过程,它使中国共产党的人民主体哲学发展到新境界。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下刑事速裁程序之考察

追求公正与效率是各国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基本方向。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旨在推动庭审实质化来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然而,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对于某些轻微刑事案件,按照庭审实质化要求办理必然会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挤压其他案件办理的效率,最终影响公正的实现。应当推进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将刑事速裁程序定位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应有之义,大胆尝试,不断完善,从而保证公正与效率两大诉讼价值的实现。     

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多维解读 ——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实质上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成逻辑,并主要依循现实、历史、理论与实践的四重维度而展开。具体而言,在现实维度上,表现为深度观察人民群众的实际生存境遇;在历史维度上,表现为激活人民群众深层的文化基因;在理论维度上,表现为洞悉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在实践维度上,表现为日益走向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     

检察指导性案例中法律监督政策的法理透视——基于法治功能主义的实证研究

检察指导性案例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政策落实的重要载体,有效衔接了监督立法与政策的二元体系。以检察指导性案例的实证分析为路径,全面厘清检察指导性案例中直接或间接体现的监督政策,是实现指导性案例制度由“工具性托付”转化为“价值性托付”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基于法治功能主义形成检察指导性案例与监督政策的“循环式监督”系统,是实现宪法赋予人民检察院根本定位,有效突破指导性案例存在“权威稀释”“制度阙如”和“绩效减损”等法治挑战的关键所在。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下司法鉴定启动权之配置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对于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构建,控辩审三方关系的平衡,刑事诉讼程序的完善,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法鉴定启动权是在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和诉讼参与方依法享有的开启司法鉴定活动的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包括申请权、决定权、委托权等。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下,司法鉴定启动权的配置亟需调整,做到科学化、合理化,并完善必要的救济制度,使司法鉴定在诉讼活动中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而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