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春秋决狱”的判例机制管窥

一《春秋决狱》散见的判例钩沉董仲舒是汉初公羊学大师，长于治《春秋》，《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其依据即《春秋》等儒家经典。《后汉书·应召传》载：“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任，朝廷每有政议，数谴廷尉张场亲至陋巷问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232事。动以经对，言之评矣。”可知董仲舒本人撰著了《春秋决狱》一书。《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录《公羊董仲舒治狱》16卷，《隋书·经籍志》、们B唐书·艺文志》均载有《春秋决狱》10卷。惜乎唐以后散佚失传。《…     

小国的大国心态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外交政策

近代历史上的波兰有过三次被他国瓜分的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重新在东欧建国。历史的机遇促使其推行“大波兰战略”，积极追逐在中东欧的大国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外交政策尽管有明显的转变，但无论“一边倒”还是“等距离外交”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大国心态的影响。然而，小国的大国心态又成为波兰陷入历史怪圈的因素，波兰后来还是没有逃脱被分割的命运。     

东盟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角色定位研究

冷战结束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在机制建设和具体经济成果方面成绩显著,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小国主导,大国积极参与。无论是在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还是在“10 1”、“10 3”发展机制中,东盟都发挥了主导作用。这是因为东盟针对东亚的战略格局而采取灵活的平衡大国战略;中日对东盟的“身份界定”基本一致;东盟倡导的合作机制为东盟的角色提供了制度保障。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东盟的主导角色符合东亚地区独特的环境,并将呈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小国领导大国”的奇特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继续。     

通信:当代大国行为发生了本质变化?

致编辑:在论文《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中,杨原提出了三个有趣、大胆的命题:1.当代(即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大国无战争;2.当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最主要手段不是使用武力和强制,而是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3.如果大国不能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则大国的实力越强,遭到的国际压力就越大.①命题1是一个显著的经验现象,具备一定的说服力.但是,杨原对命题2和命题3的论证缺乏说服力.     

东盟气候外交的“小国联盟”外交逻辑及其功能性分析

随着气候危机的加剧、非传统安全观的提出、全球化的影响、全球治理的兴起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气候外交在全球、地区、国家和地方多个层面积极开展起来。当前，全球气候外交呈现“群体化”趋势，在国际气候外交谈判中，大国集团处于主导地位，而小国集团尽管实力弱小，但在气候外交中展现出积极性和灵活性，争取最大的权益。东盟作为一个小国联盟，也顺应潮流，将气候问题提上东盟议程，通过东盟这一组织化形式参与气候谈判，使东南亚国家的呼声不被群体化格局所淹没。东盟气候外交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种形式。东盟各国具备“小国弱者”的特征，其气候外交遵循着特有的外交逻辑，即“东盟方式”与“权力平衡”。     

董仲舒《春秋》观新论

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献策表达了他的《春秋》观 :《春秋》元始而《春秋》大一统 ;“视天如父”而“溥爱”、“布德”、“施仁” ;“人为天本”而“为政宜民”。他对人的生命、形体及性情的研究 ,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本观念和对人的价值的重视 ,认为“为政宜民”是施政之本 ,顺应天命而“天下大治”。     

《左传》隐公记事的叙事立场

《左传》记事始于隐公的问题是经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古代经学家多通过“始隐说”将《春秋》说成是兴王之作。但是《左传》隐公记事却表达了不同立场。《左传》隐公记事虽然表现出尊王倾向，但突出的却是天下无王为势所必然。《左传》隐公记事对隐公的描写并未显示出后世经学家所说的“王鲁”迹象，对郑庄公的肯定态度则显示了《左传》认同霸主政治的思想倾向。《春秋》兴王说也是一家之言。     

试析《春秋》决狱在中国封建司法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

《春秋》决狱又称为经义决狱,是指在审判活劝中,直接引用儒家的经典,特别是《公羊春秋》中的伦理原则和事例作为判决案件的根据.《春秋》决狱是汉代出现的一种特殊审判方法,是汉武帝采纳了公羊派大师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家思想被确定为官方的指导思想后的产物.然而纵观中国封建司法实践的历史,如何解释盛极于汉时的《春秋》决狱的现象?《春秋》决狱在极力维护封建伦理的诉讼制度和诉讼原则的发展、完善过程中起过怎样的作用?如何评价其历史地位?正是本文欲分析之所在.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载:《春秋》的内容,主要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贼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被敞起为,大道之大者也.”就《春秋》的基本精神讲,强调“绝对的忠君”、“原心定罪”以及“亲亲相为隐”、“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以功过覆”等等.《春秋》决狱的实质就是用儒家伦理思想和道德原则来指导审判活动.《春秋》决狱兴起于西汉中期,绝非偶然.汉初经历了近70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具有雄才大略的武帝,当然不会仅满足于汉初以来的“无为而治”,为巩固建汉以来政治、经济建设发展的成果,武帝认为还必须在思想领域内实现大一统,而董仲舒     

试论规模困境与联邦主义

小国自由民主 ,但却因弱小而易被外国势力灭亡 ;大国繁荣强大 ,但却易出现专制腐败而灭亡。如何把国家之大而产生的好处与国家之小而产生的好处结合起来 ,解决规模带来的困境 ,联邦主义“运用许多共存的、相互交叉的政府单位”提供了解决的方法 ,既有统一的联邦 ,又有自治的州和各级地方政府 ,在自由、活力与统一、秩序之间达到了平衡 ,使美国“既像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 ,又像一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     

“两可之说”与以毒攻毒的反驳方法

“两可之说”与以毒攻毒的反驳方法谷振诣邓析（公元前５４５－前５０１年）春秋郑人。名家第一人，律师的鼻祖。《荀子·儒效》云：“邓析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列子·力命》云：“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吕氏春秋·离谓》云：“邓析……以非为是，以是为...     

关于诉讼时效的思考

诉讼时效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早在公元前的古罗马时代，已经有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的概念，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第一次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作为一个统一的制度作了完整而明确化规定，之后被作为民事立法的范本而广为西方国家仿效，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也部分地接受了这一制度。我国传统的法制观念中，不存在诉讼时效这一制度，我国传统的“父质子还”“人死帐不烂”等甚至都与诉讼时效截然相悻，但我国建国后，主要以前苏联为模式构建了自己的法律体系，在诉讼时效方面，也完全采用了《苏俄民法典》承认消灭时效，否定取得时…     

简论子产外交思想与艺术

简论子产外交思想与艺术宇文行我国春秋时期是一个大变革、大发展、大争夺的时期，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频繁，大国争霸，小国抗争，一大批有才能的政治家应运而生，而郑国子产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开春秋战国时期纵横家之先河，可说“纵横家的最初创始人”。①子产（约公元...     

南亚小国的战略对冲与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选择

在中国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美日印澳借“印太”框架制衡中国的大背景下,南亚地区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重要性凸显。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受到中印关系调整及小国战略对冲等因素的影响和挑战。本文以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的战略对冲为案例,分析三国面对中印竞争的心态以及进行战略对冲过程中的差异性选择。本文认为,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是影响小国战略对冲的主要自变量,而地区结构、大国竞争的性质和强度、小国相对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小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在双向对冲的语境下,小国战略对冲的策略组合主要有四种,分别为双向合作、双向制衡、偏向型合作与偏向型制衡。由于南亚小国对中印两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不同,陆锁国尼泊尔倾向于“偏向型合作或制衡”,海岛国家斯里兰卡经历了从“偏向型制衡”到“双向合作”的转变,未来有进行“双向制衡”的趋势,陆海复合型的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奉行较为稳定的“双向合作”策略。对此,中国应在实践中进一步明晰南亚政策选择,在协调中印巴关系的同时,强化与南亚小国的多领域合作,并超越美印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的冲突与竞争逻辑,通过消极安全配置谋求积极经济利益,推动与南亚国家的制度...     

关键性小国与中国的支点外交

在国际政治现实演绎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小国均处于被人忽视的地位，但小国特别是关键性小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在中国外交战略全局视阈下，可以把关键性小国作为中国外交的支点，实现“以点带面”以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实施以关键性小国为导向的支点外交，有着诸多的有利因素，也存在各种不利的环节。中国外交需要创造性思维以及转变思路，把关键性小国的支点维护好与夯实牢，从而实现中国外交的大突破与大跃进。     

南亚小国的战略对冲与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选择北大核心CSSCI

在中国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美日印澳借“印太”框架制衡中国的大背景下,南亚地区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重要性凸显。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受到中印关系调整及小国战略对冲等因素的影响和挑战。本文以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的战略对冲为案例,分析三国面对中印竞争的心态以及进行战略对冲过程中的差异性选择。本文认为,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是影响小国战略对冲的主要自变量,而地区结构、大国竞争的性质和强度、小国相对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小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在双向对冲的语境下,小国战略对冲的策略组合主要有四种,分别为双向合作、双向制衡、偏向型合作与偏向型制衡。由于南亚小国对中印两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不同,陆锁国尼泊尔倾向于“偏向型合作或制衡”,海岛国家斯里兰卡经历了从“偏向型制衡”到“双向合作”的转变,未来有进行“双向制衡”的趋势,陆海复合型的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奉行较为稳定的“双向合作”策略。对此,中国应在实践中进一步明晰南亚政策选择,在协调中印巴关系的同时,强化与南亚小国的多领域合作,并超越美印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的冲突与竞争逻辑,通过消极安全配置谋求积极经济利益,推动与南亚国家的制度化合作进程。     

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演变三阶段

薛兴国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载《军事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中指出，俄罗斯建国以后，其国家安全战略围绕大国复兴这一主线，总体上经历了从“消极防御”到“积极防御”再到“战略反攻”的演变过程。2009年5月公布的《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表明，俄罗斯已经结束过渡时期，     

董仲舒"《诗》无达诂"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董仲舒在解释《诗》、《春秋》的实践中概括出“《诗》无达诂”的思想。“《诗》无达诂”即《诗》、《春秋》没有恒常不变的通义,是常与变的对立和统一。变表明经典之义具有多元性、开放性,解释者可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解释经典;常坚持经典之义并非什么都行而具有经常性,解释者不能任意曲解经典而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董仲舒“《诗》无达诂”思想揭示了文本解释的一般特征,与西方哲学诠释学的基本观点一致,因而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意义

林宏宇在《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8期）一文中提出，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大国，对人类的发展事业理应负有历史使命。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民族理论工作中的指导地位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共产党宣言》里，对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作了明确的阐述。“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逐渐传人中国，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法》。但是，当今社会，西方大国到处推销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有些国家出现了“颜色革命”、“街头政治”。     

三晋文化与民族融合

“三晋”之称 ,最早约见于《战国策》。《赵策》有云 :“及三晋分智氏 ,赵襄子最怨智伯。”《史记·周本纪》也有“三晋距秦”的话。这个称谓源自春秋末年三家分晋的史实。原来 ,晋国是春秋各诸侯中最强的国家 ,《孟子》就有“晋国天下莫强焉”的论断。晋国的卿士中 ,赵、魏、韩三家最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前 4 0 3年 ) ,三家瓜分晋地 ,各自独立 ,成为历史上战国时期的开始。由于晋国原地主要在今山西 ,所以后人就用“三晋”指称山西。文题所谓“三晋文化” ,即指山西文化。“三晋”地处黄土高原东部 ,周秦以来就是汉民族与“戎狄”杂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