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团体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制度分析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将"完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并且提出"支持群团组织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即明确了人民团体在基层治理的角色与功能,为推进人民团体参与基层协商治理提供了具体的政策依据.从实践层面来看,人民团体协商在基层治理中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人民团体作为协商平台,各主体在人民团体这个平台上开展协商治理;另一种是人民团体作为协商主体,与其他主体开展协商推进基层治理.当前,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参与基层协商治理正处于制度建设与制度完善阶段,迫切需要总结其制度创新经验.基于此,本文着力于对人民团体参与基层协商治理进行制度分析,阐释其制度变迁的逻辑、动力和困境,并提出制度完善的目标和路径.     

治“摊”还是治“贩”：城市地摊治理之辨

城市地摊治理长期低效需要进行理论反思,包括治理的前提、治理的出发点等问题。城市地摊的治理应回归其空间治理的本质,即作为“摊”的小空间和城市大空间之间发生的种种对立,从而可以回答治“摊”还是治“贩”的逻辑问题。其启发在于确立了如何通过治“摊”,促使摊贩养成惯习和遵从规范,从而实现长期治理预期的总体原则。“摊”的治理作为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应以构建多元共治和开放共享的智慧治理体系为目标。基于此,一种基于空间治理思想的“线上约摊”治理机制将是城市基层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创新。     

老城街区改造展现民生关怀 北京市景山街道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

<正>如何在街区治理创新和城市空间优化中践行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实现老城区规划以人为本,以居民需求为出发点,一个重要前提是探索和构建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以功能调整为改革方向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景山街道针对当前面临的老城街区空间设计与人的发展不均衡不匹配等问题,探索出了新时代老城街区改造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是一种以"功     

宗教传播方式对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效果的借鉴研究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在宗教传播过程中,贴近实际的宗教文化、行之有效的传播技巧、通俗易懂的宗教典籍等因素是宗教传播取得明显效果的重要原因。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借鉴。     

城市空间区域功能转型与社会末梢治理创新研究——以上海市新华路派出所辖区治理为例

近年来，随着上海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城市原有空间区域功能转型重组，这不仅仅是城市空间形态的重构，也是社会结构的重组，包括居民结构调整、社会业态格局重置等多维度变革。其中，由于不同功能区域的物理空间重合、基层治理单元设置缺陷等原因，导致出现基层协商治理失灵、管理与服务错位等问题。对此，课题组以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新华路派出所辖区为例，深入分析该地区在城市空间区域功能转型重组背景下，基层治理面对的新情况、新需求和新挑战，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在此基础上，根据党和国家有关加强市域治理，特别是市域基层治理的工作部署，结合地区探索实践，从多元化治理主体挖掘、常态机制建设、回应民需等方面入手，总结提出了由党工委统筹领导、辖区派出所担当枢纽的社会末梢联动治理模式。     

中国小区演进与社会治理转型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目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小区"作为在一定区域内、具有相对独立居住空间和生活环境的居民住宅区,是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的空间载体和协同单元之一,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高效能治理的逻辑、困境与出路

基层治理作为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切入点和改革发展的突破口具有特殊地位。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的种种问题集中地反映在基层,逐渐形成了治理结构困境、运行机制困境和治理手段困境。对此,只有通过治理结构转型恢复基层社会的内生秩序、扩大民众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的自主空间,基于民意民情和民间规范实行弹性治理,基于法治处理治理矛盾和纠纷,才是实现基层高效治理的根本路径。     

创新网络空间治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的四大举措北大核心CSSCI

随着我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网络空间已经是人们重要活动空间,网络空间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网络空间发展还存在不少短板和问题,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利用网络从事虚假、诈骗,传播色情、暴力内容等违法违规活动;二是利用网络从事鼓吹推翻国家政权,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宗教极端主义等带有明显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目的活动。     

引领式协商：协商系统理论下党领导自治的新发展——以广西宜州木寨村为例

建党百年来我国基层治理体系日趋完善,自治作为党领导下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四十年出现了明显的新发展。以中国村民自治发源地广西宜州木寨村的自治实践为研究对象,运用协商系统理论,在结构研究基础上更多从过程层面对党领导自治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阐释,基于对典型案例中三种自治样态的比较分析后发现,在选举后的基层民主实践中,党领导自治主要表现为协商自治的过程。根据协商系统理论的构成要素,可以将党领导自治的过程概括为引领式信息交互的协商,主要表现为党组织将元协商性质的话语实体在公共空间的传播引导至授权空间,在一定的协商程序中达成决断性共识的协商结果过程,形成引领式协商模式。引领式协商中党领导自治的关键环节体现了责任与授权的双重治理逻辑,即党组织将责任与授权分别作为公共空间与授权空间信息交互的纽带,以此确立了党组织在其中的治理主体地位,延伸并拓展了党组织的治理范围。由此可见,党领导自治不仅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更要从过程上牢牢把握住党对自治的领导权,这可以为基层治理实践中党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     

让传统的成为流行的——访台湾云林布袋戏传人黄强华

<正>"布袋戏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我要让它走向强盛。"因为这个理想,黄文章改名"黄强华",开始了自己的布袋戏传承推广事业。那一年,他26岁,刚开始做布袋戏编剧。1955年,生于台湾云林的黄强华是布袋戏家族的第四代传人,也是台湾霹雳国际多媒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公司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制作发行了逾2600小时的霹雳系列布袋戏剧集,成为布袋戏领域佼佼者,不仅将这一原本小众的戏剧艺术推向大众,更让这一古老剧种走进年轻世代心中。布袋戏属于中华传统偶戏中傀儡戏的一种,起源于     

基层社会治理网格三重逻辑嵌入机制研究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网格化重新界定了基层社会的治理空间与半径。在网格化建构的过程中,科层、市场与专业是三种核心力量,科层建构了网格的框架,市场活化了网格内容;作为科层与市场之外的第三重力量,专业化一定程度上能够协调网格化中科层与市场的失灵。基于对新疆昌吉州流动人口“酒店式”管理个案的考察和实证分析,发现在借助专业化力量对网格化再造的治理实践中,通过模块化设置网格程序、清晰化任务分解以及选择性激励嵌入,使网格内嵌套科层、市场与专业三种力量,进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治理耦合与主体重塑——基于豫北花村组织振兴调查

不同的乡村治理时期会对不同的治理主体产生特定的结构性需求。在乡村治理步入现代化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显现出其巨大的基层治理优势。随着乡村事务逐步被纳入体制，基层治理同时遭遇行政内卷、自治乏力，以及行政与自治互为负担的困境。乡村治理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主体发挥组织村庄社会和回应村民需求的功能。基层党组织因其内含的组织性和政治性制度潜力，可以回应乡村治理实践要求，发挥精英重构与组织赋权、分类治理与分层动员以及政治引领与主动回应的作用。其弥合行政与自治裂缝、达至上下治理耦合的过程，也是在不同治理维度上将自身型塑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借助其实现体系效应和国家力量在场的优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时期，基层党组织将获得更大的治理效能释放空间。     

发挥政治优势,推进“村改居”社区文明建设

<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城乡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村改居"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村改居"的治理实践,对于实现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夯实基层治理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化的一种模式,"村改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将原有的基于地域空间和血缘伦理的"乡土文化",改造成为具有现代城市文明内涵的"社区文明"。改     

深化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党建引领作为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在加强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在一些具体实践中也存在党建治理“两张皮”等问题，亟需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意义、现实挑战、实践难题，通过不断提高基层党建质量，深入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取得新成效。     

协商民主语境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协商民主被有的学者概括为一种治理机制,内在的包含了"合作、互动、公开"等民主治理核心要素。而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底层微观设计,与协商民主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耦合性。因此,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协商民主理论更好的服务于乡村基层治理实践。针对当下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乡政村治共谋化价值困境、精英治村丛林化功能困境以及普通民众原子化交往困境,我们需要从协商民主的现实语境出发进一步探讨乡村基层治理的发展之道,主要包括:以协商民主保障乡村基层治理的公开性;以协商民主提高乡村基层治理的互动性;以协商民主增强乡村基层治理的合作性。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宗教传播及其社会稳定功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运作的基础背景存在着并对上层建筑产生决定性作用时,宗教作为被需要的特殊构件,再一次被社会发现并得到重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因为在这一时期宗教存在和发展的根源还没有被消除,宗教的传播对精神文明建设具有补充和促进作用,宗教的国际化发展有助于我国对外开放。宗教发展有助于巩固我国目前的社会稳定,它具有心理调节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群体整合功能。     

市县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强调要“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构成要素和重要支撑。市县政协作为人民政协的基层组织,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职能,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需求、价值取向、主体要素等方面高度契合。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优势并将其转化为治理效能,对丰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实践、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乡情治理: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

公共管理的现代性发展相对忽视了情感要素的治理功能,本文基于顺德案例提出"乡情治理"概念并探析其运作逻辑,以呈现传统文化和情感要素对县域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经验考察表明,乡情治理的核心是基于经济、社会纽带和共同文化符号的情感场域,并通过以下特征治理要素发挥作用:乡情凝聚下的"新士绅"和议题网络作为主体;传统节日和文化场合作为公共平台和议事空间;爱乡、奉献、共荣等地方价值内嵌为利益协调和集体行动规则;发达的民间和社区慈善作为内生治理资源。乡情治理是对基层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补充和催化,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加了"共荣"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内涵,为乡村振兴和城市化进程带来新的治理想象力。     

软考核激励：村级治理行政化中的治理动力实现机制——基于鄂中A镇的经验调查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级组织仍能保持治理活力，其核心在于村干部治理动力的合理动员。现代综合考评体系强化了村干部的行政化取向，村级治理唯上性增强。弹性化的考核安排可以释放自治活力。通过其内含的行政-社会激励式动员机制、类中心工作的精力配置办法和与社会条件相适应的检查强度，促使村干部积极回应村民诉求，实现“软考核激励”效果。作为一种治理管理工具，软考核激励机制可以重塑互动型的乡村关系，留存村级自治空间；并借助多重激励兼容功能，激发村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最后，在保持治理目标不偏移的情况下，实现行政体系对社会治理资源的总体动员。由于软考核激励机制可以形塑“国家”与“社会”双强的治理效果，是基层治理体系“三治”融合的有效实现形式。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优化路径

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是一种政党引领型的治理模式,该模式通过理念、结构、平台、功能及机制多个方面的引领,以实现多元主体共治的格局。在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中,还一定程度上存在引领理念缺乏共识、引领结构不平衡、引领平台重复建设、引领功能脱节、引领机制缺乏制度规范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凝聚共识、平衡结构、厘清定位、夯实功能、机制制度化等方面推动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体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