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专门性证据的扩张与规制

在刑事诉讼中,普通性问题与专门性问题之间存在严格界分,二者在认识结构、认知权力分配和相关证据适用标准上都有所不同。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确认了专门性问题报告和事故调查报告的证据地位,由此我国解决专门性问题的基本格局将逐渐演变为以鉴定意见为主、多元化证据形式并存。传统的鉴定意见规制模式存在表象化审查的问题;而新证据类型在基础要素质量控制机制方面较为薄弱,会导致裁判者对专门性证据的审查承担更多责任。这要求裁判者对专门性证据真正承担起看门人角色,由过去依赖鉴定意见的形式审查逐渐转向实质审查。目前针对新证据类型的规制框架,还存在参照模式定位不清、合法性不足、以鉴定意见为中心的审查框架与新证据类型之间潜藏诸多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应针对专门性证据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实质审查框架,在专门人员资质、专门性知识和专门性推理过程等方面进一步强化审查。     

英美法国家科学证据的历史沿革评述

从18世纪到20世纪,英美法国家有关科学证据的法庭运用,所表明的基本思想是,将科学证据评价的事实问题,通过三种方法转化为法律问题,以此保证法官在科学证据评价中承担更多的审查义务,以减少陪审团在科学证据判断上出错的可能性。这三种法律转化方法分别是,专家资格审查、专家证言的形式审查、专家证言的实质审查。这在20世纪的美国审判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英美法国家科学证据的历史沿革评述

从18世纪到20世纪,英美法国家有关科学证据的法庭运用,所表明的基本思想是,将科学证据评价的事实问题,通过三种方法转化为法律问题,以此保证法官在科学证据评价中承担更多的审查义务,以减少陪审团在科学证据判断上出错的可能性。这三种法律转化方法分别是,专家资格审查、专家证言的形式审查、专家证言的实质审查。这在20世纪的美国审判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研究

科学证据是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对证据分析所得的判断意见。因此,科学证据属于意见性证言。为防止不可靠的科学证据对法庭的误导,英美法系国家建立了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包括相关性规则、必要性规则、专家证人资格规则、排除规则、可靠性规则。美国科学证据可靠性规则经历了从Frye规则、Daubert规则到修订后的《联邦证据规则》702条的嬗变。我国对鉴定意见的审查主要限于相关性和合法性的审查。由于缺少对鉴定意见可靠性审查的指导与限制,导致了错误裁决的风险。本文提出确立鉴定意见科学可靠性规则的构想,以利于法官排除错误的鉴定意见,同时有助于法庭科学实验室的管理与制度完善,促使法庭科学实验室更严谨更科学地为法庭提供优质的法庭科学服务。     

专家辅助人制度之完善

司法鉴定是对被鉴定事项的一种肯定,专家辅助人则是通过辅助法官对之进行审查之后的第二次肯定。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规定少之又少,其对法官审查科学证据辅助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可以通过建立专家人才数据库、统一专家辅助人个案准入标准,为专家辅助人制度提供物质保障、明确专家辅助人违法责任,对专家辅助人制度予以完善。     

论司法鉴定结论证明力的审查判断

在诉讼活动中,当事人和事实裁判者除了要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即证据能力之外,还需要确认证据本身是否具有客观性以及与待证事实是否具有关联性即证据证明力。本文通过综合证据法学、诉讼法学和司法鉴定理论,从诉讼应用的角度,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关系、司法鉴定结论证明为审查判断的必要性进行阐述,并进而提出初步的审查方案。     

我国证据立法应当明确的几个问题

一些国家由于不信任法律的专家———法官 ,所以将审查证据的权利交给了不具备法律知识的陪审团。我国没有陪审团制度对法官的制约 ,全部查明事实 (即审查证据 )和适用法律的权利都由法官行使 ,这就要求我国的证据立法应当从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据资格、明确证据标准问题、证据的证明力问题、质证问题等方面给予完善。     

论我国刑事诉讼鉴定意见质证的完善

鉴定意见的质证包括对鉴定意见合法性的形式质证和鉴定意见内容可靠性的实质质证.专家辅助人出庭质证标志着我国刑事鉴定意见从原先重视形式质证向兼顾形式质证与实质质证转化.目前,我国依然存在实质质证规范较为笼统、形式质证的部分内容与鉴定意见可靠性无关,以及在实质质证时法庭难以判断双方专家的意见的可靠性三个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我国刑事鉴定意见质证可以进一步细化形式质证的审查内容、以案件性质为依据判断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选择适用的标准是否合理,并审查专家辅助人资格、确保具备质证能力的专家辅助人进入法庭审判.     

美国科学证据采信规则的嬗变及启示

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法庭科学的勃兴,也推动了科学证据采信制度的研究。科学证据采信的难题长期挑战着传统的证明方式。考察美国科学证据采信制度发现:诸如弗赖伊案、多伯特案等判例展现了美国联邦法院对科学证据采信的认识转变。其制度嬗变背后启示人们:重视对科学证据"科学"的实质性把关、通过判例不断调整可采性标准、以证据规则弥合法官采信科学证据的知识鸿沟、强化对抗为法官采信科学证据提供依据。考察我国科学证据采信的现状发现,可采性标准尚不完备,法官对科学证据的采信存有难点而说理少,忽视"科学"的实质性审查,科学证据审查对抗性不足等问题。科学证据采信的完善必须从强化审查鉴定主体、检样提取程序、鉴定原理等环节多管齐下。     

证据证明力之剖析

诉讼证明过程是裁判者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的一个思维过程，证明力应该是裁判者对证据证明功能的审查判断后所体现的能够满足其证明需要的一种证明价值。在具体案件中，由证据对待证事实证明的特殊性所决定，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证据审查过程是证明力得以实现的载体，因此，证据的证明力在证明活动中，应通过证据审查的整个过程来体现。     

审判中心下印证证明模式之反思

印证与自由心证并非证明模式,而是裁判者确定证据的证明力和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所遵循的裁判方式。印证应事实查明活动的要求而产生,以非实质化的证明活动为支撑:依据印证裁判,强化了查明事实真相的要求,忽视了程序正当性的保障;依据印证裁判,局限于证据之间关系的形式审查,亦加剧了我国庭审证明的形式化,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机械、僵化,严重挤占了其自由心证的空间。印证与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构造、追求案件客观真实的诉讼理念等具有共生关系,在支撑印证运转的制度空间中很难为自由心证寻找生存的空间。伴随着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以及庭审证明实质化的落实,应让法官的裁判方式回归自由心证,并通过弱化对证明力规则的依赖,强化控方的严格证明,强调辩护权的行使和保障,改造合议庭的构成,强化裁判文书的公开和说理等制度改革实现法官的自由心证。同时,印证应退出证明模式的舞台,作为一种证据分析方法,其本身的精细化、科学化应该得到特别的强调。     

专门性问题报告的证据法问题研究

2021年施行的《刑诉法解释》第100条赋予了专门性问题报告证据资格,以发挥其在实践中证明案件事实,对各类证据报告进行“兜底”等功能。目前,专门性问题报告包括鉴定意见类、检验报告类、价格认定类、专家意见类等。在实践中,专门性问题报告存在着出具主体“降格”、报告被混同适用、以外在形式审查替代内在实质审查等适用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专门性问题报告证据属性不清、“专门性”界定不明、报告类型模糊、缺乏科学审查标准等规范性问题尚未解决。鉴于此,应从增设“专家报告与专家陈述”证据类型、适度放宽对“专门知识”界定、建立对“专门性问题”审查的指导原则、规划专门性问题报告证据类型、构建科学审查机制等方面入手加以解决。     

不确定鉴定意见的证据属性及功能

鉴定意见作为证据应当符合“明确”的证据要求。现实中的不确定鉴定意见因与司法对证据要求的“明确”或者“确定”存在表达上的冲突，致使实践衍生出鉴定和司法之间实然关系的供需紧张。鉴定意见基于科学不确定性、鉴定技术局限性以及鉴定人主观性等特点，具有不同于其他证据的判断性特征。不确定鉴定意见因包含了特定程度的确定性，具有帮助法官理解专门性问题的功能或者协助其他证据证明事实存在（不）可能性的专家证言属性，发挥着审查判断其他证据和佐证等证明作用。其中，经验型和检验型不确定意见、倾向肯定和倾向否定的意见以及不同主体（控辩双方）提供的不确定意见具有不同的证明分量。区分不确定鉴定意见不同的证明功能，并附加作出不确定鉴定意见的鉴定人特有的说明、解释与论证义务，不仅能发挥不确定鉴定意见佐证以及强化或者弱化其他证据的作用，也能够消解其适用风险。     

论科学证据的概念

法官评价科学证据证明力知识不足的问题,正在挑战人类经过不懈追求才拥有的裁判智慧,其根本原因在于科学证据具有不同于其他证据形式的特定蕴含和证据规则。“语义结构与证据功能”的分析方法可以确定科学证据的含义、特征以及宏观定位,这是建构科学证据规则的基础。科学证据的语义、语法和语用分析表明,科学证据是运用具有可检验特征的普遍定理、规律和原理解释案件事实构成的变化发展及其内在联系的专家意见。     

第三层次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技术性构建——基于现代证明科学进路的探索

现代法治社会对案件事实进行精确认定以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无辜这一双重目标的需求,以及出于对事实裁判者的主观规制与提高证明标准可操作适用性之考量,使得第三层次有罪判决证明标准之构建成为迫切必要.现代证明科学的兴起与发展,为构建第三层次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与路径.基于证明科学进路,通过探寻并确立庭审证据分析与证据评价之科学有效方法和规则,能够找到满足证据分析与证据评价的科学且精细化之指标,运用这些指标最终能够塑造出第三层次有罪判决证明标准这样一个"动态模具".该标准在性质上属于或然性标准,具体包含四项科学且精细化的指标.裁判者通过运用有效的方法能够合理判断庭审证明是否符合这四项指标,并据此获得精确且正当可接受的裁判事实.     

民事专家证据司法采信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专家证据介入民事诉讼活动已成为法院解决纠纷的新常态,但裁判者在运用专家证据发现真实、化解纠纷时往往面临多重难题。在认识论维度,法官对于专家证据的采信困境源于其作为求知者与裁判者的双重身份悖论、专家的分歧与偏见以及法律与科学的品性差异等方面。在价值论维度,当事人利用专家证据"制造真实"的空间亦大大提升了裁判者采信专家证据的难度。为提升专家证据司法采信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应以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的改革为载体,充分挖掘诉讼主体(包括专家)作为理性人的自治性和能动性,在正当法律程序中寻求主体间的共识,既使诉讼所建构的事实在正当程序中达致"似真",又最大限度地融贯司法的价值选择。     

死因鉴定意见审查判断规则之反思与重塑

司法实践中,存在多份重复性甚至冲突性死因鉴定意见的刑事个案频发,确认死因往往成为核心争点,如何审酌鉴定意见证据、认定实体事实继而成为法庭裁判的重心.但现行法并未识别死因鉴定意见较之其他类鉴定意见的特殊之处,以致一般性审查判断规则在具体适用中显得僵化.法庭对死因鉴定意见的“遵从”导致质证缺乏对抗性;死因鉴定意见所隐含的经验性、知识性、传闻性表明其并不自证其可靠性;死因鉴定意见具有间接证明属性,自身无法充足对死亡相关事实的完整证明,需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死因鉴定意见要求鉴定人对尸检过程、尸检操作规程、意见作出的依据及意见认定等作出解释说明.为此,有必要在反思现行法不足的基础上,重塑死因鉴定意见审查判断的体系性规则:以审判中心主义为统摄性要求;确立被告人对质权,使其有权质疑并挑战控方证明;鉴定人出庭就死因鉴定意见做出解释与说明,此为死因鉴定意见可采性的程序性要件;明确专门知识人及其意见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其成为增强质证充分性、有效性的手段.     

印证证明模式在实践中的运用探析

印证证明模式在实践中的运用可以归纳为:首先对具有证据能力的单个证据进行审查,区分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后,对单个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审查,区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再审查有罪证据中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接着审查无罪证据中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最后综合全案证据,审查最终结论是否具有唯一性。     

刑事司法证明中大数据相关关系的局限作用论

大数据相关关系形成于归纳逻辑,且经由心理建构的本质,与作为司法证明证据外元素的一般经验知识相类似。但是,意图控制一般经验知识选择及适用的英美道德约束机制抑或我国释法说理公开机制,在面对算法参与产生的大数据相关关系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不仅如此,意图使大数据相关关系在刑事司法证明中发挥逻辑黏合作用的构想,还面临难以逾越的技术难题与道德忧虑。而当大数据相关关系以意见证据样态出现时,无论是基于英美科学证据制度还是我国“准鉴定意见”的证据定位,均需对其科学可靠性进行重点审查。然而,以实证检验为核心,加之同行评议的标准体系,尚不能充分评估大数据算法分析的科学可靠性。可参考英美证据有限可采性规则及我国类似实践,仅出于特定证明目的,使用以意见证据形式呈现的大数据相关关系。现阶段,大数据相关关系仅能在刑事司法证明中发挥局限作用。     

民事社会科学证据的中国图景

司法证明方法从神证到人证再到物证,呈现科学化发展的趋势,科学证据成为司法证明方法的必然选择,以社会调查为主要方法的新型诉讼证明方法逐步被应用于诉讼实践。社会科学证据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等证据属性,应赋予社会科学调查报告以法定的证据资格,并将其界定为鉴定意见。社会科学证据频现于我国诉讼实践中,但由于规则缺失,法院对待社会科学证据的态度差异较大。社会科学证据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应确定其法律依据,对社会科学证据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及技术标准实行统一管理;应限制法院决定是否同意社会调查的自由裁量权,赋予当事人程序性救济权,对重新调查程序的启动予以具体化规定;应建立技术性出庭制度、法官技术顾问及专家陪审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