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社会开始拐弯

对于一个社会的改变来说,烦闷是拐弯的开始。它也是大的风险正在酝酿的征兆。在2014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将面临着消除它的艰难挑战。2013年的中国社会,就社会结构而言,就像是一座山。这座有着"阶层固化"、"结构紧张"等醒目标记的山已耸立很多年,很难撼动。     

城市基层社会“ 技术治理”的运作逻辑及其限度

新时代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重心和难点皆在基层。在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型中,"技术治理"已成为推动城市基层社会建设的根本机制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实践逻辑。避险与避责是"技术治理"的基本动机和理性选择,化约主义逻辑是"技术治理"的行动哲学,追求工具理性是其主要价值取向。"技术治理"在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和创新的同时,其运作逻辑存在众多局限,使得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当前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转型须坚持以人为本,平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塑造基层社会的主体性和公共性,由碎片化、科层化的"技术治理"走向整体性、社会化的"社会治理"。     

社会企业是和不是什么

<正>"社会企业"对国人来说,毕竟是一个很前卫的概念,就算在香港,也是最近这三两年才开始较多人知道。所以包括报道"社会企业在中国"的记者在内,都不能简单地把它完全掌握。作为我国"社会企业"的一员,我觉得有责任澄清一下。首先,它不是一般所谓"企业社会责任"。不然的话,任何一家企业,只要它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没有作奸犯科、巧取豪夺,也算得上是社会企业了。其次,它也不是一般概念中的     

失意者正在走来

无论是"失意者"还是"既得利益者",都在心理上共同制造了"乱"的假想敌,把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看成是假想敌来临前的征兆。然而,这并不是这个假想敌即将到来的证据。最近,有媒体的声音,要一些"现实境遇不佳的网民"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骂,骂不倒党和政府,也骂不来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嗯。有些网民是要教育教育一下。这个声音概括了大家都体验得到     

给社会一个疗伤的机会

很多东西"再也不能这样了!"—包括社会治理的思路,以及社会群体之间的相处。中国社会,急需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中国社会能更好地转型吗?很多人都明白:就看未来的5年、10年了。这也是"两会"后,人们的普遍期盼。今天各种社会问题的确不少。它以普遍缺乏信任和不安全感为标志,来到了"是否变坏"的临界点。不下大力气进行"社会拯救"的话,也许会积重难返。     

2012年的“社会命运”

一个理性缺乏的社会根源于人们并没有多少机会,作为权利主体参与实际的政治-社会进程,从中找到尊严。对于中国社会来说,2012年就像英国人类学家特纳一本书的书名那样,是一种"象征之林"。在时间的轨迹上,这一年是这样走过来的:以年初的"城镇化率"达51.27%象征着社会结构翻开历史性的一页开始,以年末十八大后人们看到了     

社会企业在中国

在中国,用商业手段规模化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的兴起是最近这三四年的事情。但不能理解为换一个新的名头来解决筹款困难。中国目前最稀缺的是"社会企业家",而这些社会企业家也不是培训出来的,必须从"血淋淋的实战"中冲出来。     

欧美社会流动性危机

在纵向社会流动上,具有高度价值吸引力的,除了"美国梦",就是"北欧模式"。"美国梦"正遭遇危机,"北欧模式"则受到人们热捧。在全球化时代,一国之尖锐社会问题往往具有"国际性"。这既指一国之问题往往有国际层面的根由,亦指由此带来的一国问题的普遍化。社会流动性就属于这样的社会问题的范畴。美国仍然是一个可以参照的标杆。社会的高流动性,是所谓"美国梦"的核心,这一点从"五月花公约"开始就     

陌生人社区中的“广场舞大妈”

"广场舞大妈"和居民的冲突,是中国在"城镇化"背景下全面迈入陌生人社会后,因缺乏契约精神,对公共空间划分的权利之争。在中国的社会空间中,原本已经"退"下来,看起来对社会走向不会产生影响的大妈们,在聚集于广场跳"广场舞"后,突然变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她们因为在广场上制造噪音,频频地与那些休息权、正常居住权受到严重干扰的居民产生冲突。这一冲突似乎无解。     

德国政治发展的变与不变

作为世界上一种独特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自1948年问世以来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惊人的连续性,其"社会国家"因素在经历了40年之久的膨胀发展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深陷危机,改革势在必行。德国的改革不是要彻底背离原有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而是要针对社会国家发展的弊端实行纠偏,矫正"社会倾斜",以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挑战。这是德国政治60年发展连续性的另一种形态的体现。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体现出一种德国式的"中庸之道"和"难得糊涂"哲学,其发展进程中的"不变"与"变"是德国政党趋同的结果。     

系统论视野中有组织地教育未成年人研究——兼谈社会权力介入家庭教育的边界

在"系统理论"视野中,未成年人教育是一个有机组成系统,其中家庭教育是这个系统的一个互动单元,而"社会权力"介入则是这个系统中的另一个互动单元。有组织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就是使系统中各单元间形成良性互动。我们需要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把握家庭教育与"社会权力"介入这两个互动单元的结构安排,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教育的基础,"社会权力"介入是家庭教育的补充,二者泾渭分明,又相互渗透、影响和转化。"社会权力"对家庭教育的介入应当有其边界,遵循自愿性、补充性、不得已性及自律性原则。家庭教育与"社会权力"两个单元的良性互动、协调配合是未成年人教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途径。     

打破官本位

近日,人民论坛杂志就"官本位"问题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65.8%的受调查者认为当前官本位现象十分严重;68.5%的受调查者择业时优先选择"党政机关公务员"。而"官迷"迷"官"原因前三位是"灰色收入多"、"权力效用大"、"社会地位高"。人民论坛杂志在报道中认为,当一个社会一切决定于官、一切听命于官、一切为了做官,"官"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核心要素时,必然会     

社会管理创新之道

维护一个社会的秩序稳定,不仅仅是政府的本能,也是"社会"本身的先验渴望。故自有社会始,即有"社会管理"。自治,或政府以权力、制度、法律、政策等建构、维护一个社会秩序,辅以自身的改革消除社会稳定的隐患。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给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设置一个不可逾越的边界。在边界内,是安全的。     

权力失范的“现代性”风险

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     

社会管理新政的“贵阳模式”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发展到今天,一个由各界名流所组成的精英阶层已经发育。在早就存在的"政治吸纳"之外,如何让他们作为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实现一个稳定社会必不可少的"多元共治","贵阳模式"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观察点。     

霍布森的"自由(的)社会主义"

霍布森的"自由社会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其经济思想、工人运动和国家的关系以及社会有机体思想之上的.在此基础上,霍布森主张实行"有限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这种自由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二者的中间道路.他的这一思想是今天"第三条道路"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     

社会“结构性冲突”的形成与化解

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在恶化,一方面可以说是作为根源、逻辑原点的体制带来的,但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结构之间不匹配,甚至存在结构性冲突一直得不到消除带来的。2013年,中国社会已嗅到了"改变"的气息。但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所描述的那种"自然状态",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仍然站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诡异地招手。关于要"改变"的东西,可以列出一个清单,人们都耳熟能详:腐败、滥权、阶层固化、贫富悬殊、道德沦丧、诚信缺失、社会冲突、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经济结构畸形……这一清单还可以列下去。这显然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在恶化。它们并不是孤立地起作用,病毒已经传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扩散。也许,既要考虑"杀毒",也要考虑     

日本憧憬民生大国

在今天的日本社会,"民生大国"是与"普通国家"并行不悖的国家战略议题。就其内容而言,涉及社会福利、法治、教育等方方面面,有些属于人类社会尚无先例的社会实验。若成功的话,无疑将成为现代日本贡献于世界的为数极少、但却意义重大的价值之一。     

为什么人们热衷“搞关系”?

<正>每个国家的公民,不分职业、教育程度、年龄与种族,他们的行为本来均应受到法律的统一保护,亦应受到法律的统一限制,但中国的现实,常常是他们都受制于"关系"——大家都要"搞关系"。在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搞关系"势在必需。但随全球化和城市化而来的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们本应不靠"关系"而靠"规则"来打交道。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搞关系"之风愈演愈烈,跟之前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搞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重要活动或"产业",并且它的     

社会建设走向“现实主义”

<正>通过官僚机构的运作来解决社会问题,其实是孤单的。它需要一个有力的盟友:社会有机体作为权利主体的参与。中国社会处于一定程度的撕裂中,有待修复,执政党和政府对此有高度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毕竟,"社会"如果不行了,其它的都会失去根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因如此,执政党强调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把社会建设作为"五个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提出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有专门论述。这是一个宏大、深远的战略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