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视野中同一认定理论的修正与诠释

当前对于同一认定理论的阐释侧重于应用层面,但从侦查学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更应关注同一认定理论的建构层面。同一认定理论的建构始于对犯罪侦查的同一认定活动中如何解决特征组合相同及唯一问题的探索;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关于同一认定理论研究的准则与假设体系,即成为一种范式;这一范式最早确立于对指纹同一认定的研究,并被后来各类客体的同一认定研究所遵循。同一认定理论体系由相应的硬核、保护带和启示法构成;在同一认定理论中,客体的特定性可以通过模式(特征体系)来表征,模式之间的差异决定其表征的客体是否同一,构成了同一认定理论的“硬核”,这一“硬核”是不容反驳与否定的;模式的特定性、相似性、稳定性、可复制性、模式所包含的特征组合相同性和唯一性等组成了围绕“硬核”的辅助性假说,是同一认定理论的保护带;而启示法则引导着人们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同一认定理论体系,并禁止同一认定理论的“硬核”受到经验事实的反驳与否定。     

安德烈·弗兰克“低度发展”理论的提出、内容及评价

探寻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是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与经典现代化理论将原因归结于这些国家自身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内部因素不同,安德烈·弗兰克提出了“低度发展”理论,认为不发达国家的落后是由这些国家在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的依附性地位导致的.“低度发展”理论看到了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困难,为认识发展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但是这一理论过于强调外部力量的决定作用,带有激进性和片面性.     

国家发展：超越“国家建设”理论

基于西方经验建构的“国家建设”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我们应该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出发,提出“国家发展”理论概念体系,超越、替代既有的“国家建设”理论。在国家发展理论中,国家权力的作用是“造福于民”,国家体系的发展并不是国家权力尤其是强制力的片面增长,而是通过国家机构提供一系列公共产品,包括法律、政策和公共服务,更好地满足社会大众的生活需要。国家体制越是健全,国家提供这些公共品的能力就越强,国家治理就越有效。国家发展理论为国家治理实践奠定了基本理论前提,同时也解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保持政治的稳定。由于中国国家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强大生命力,这一理论模式将为进一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打造更为和谐有序的人类家园创造更为完善可行的指导路径。     

十八大以来理论界关于“中国X”概念的阐发及其价值

十八大以来,诸如“中国梦”等“中国X”造词模式的概念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讨论.文章对“中国X”概念进行了分类解读,认为这些概念之间存在内在逻辑联系,以“中国梦”为核心,从基础、路径、动力、来源、传播、目标等层面形成有机框架,这对于促进党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可从强调社会主义到挖掘“中国性”,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将党的理论创新置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强调现代与传统的关联;通过巧妙的意识形态与突出“中国性”,体现世界眼光,有效应对文化霸权等.     

坚持“两个结合”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正>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深层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七个着力”的重大要求。“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七个着力”重大要求之一,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怎样实现这样的“转化”与“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要求,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给出了实现路径与具体方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内在关系的时代表达,明晰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的时代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贡献。     

文化“出海”的中国底色与传播策略

文化“出海”是展示中国形象、影响国际舆论、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路径。面对国际偏见误读、西方文化霸权、全球治理赤字等问题，新时代文化“出海”要勇于承担讲好中国故事、宣介中国声音、彰显中国价值的使命任务。中国底色是文化“出海”的民族根魂和基因密码，必须充分挖掘、传承发展以突出的连续性、包容性、统一性、创新性与和平性为特色的中华文化。文化“出海”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出海正确航向；构建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高国际舆论引导力；培养国际传播复合人才，增强中国话语说服力；推动文化内容转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延伸数字文化产业链条，扩大国家传播影响力。     

“生态环境过载”作为一种“文明变量”：一种生态文明史观

自工业革命打破地球碳循环平衡，人类社会进入高碳时代。科技的发展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速了资源消耗和碳排放，这使得人类文明日渐陷入“生态环境过载陷阱”。从长时段文明史的视角来看，人类文明作为命运共同体正面临着严重的可持续性危机，这也对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紧迫的要求。尽管中国率先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提供了一个普遍性的解释框架，但由于世界范围内国家中心主义的深刻影响，使其在实践中难以超越全球治理目标与现代民族国家利益优先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面对全球日益紧迫的“生态环境过载”危机，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核心的生态文化史观和数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日臻成熟，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探索可实现路径。借助中华文化“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传统生态文化观念，结合日益发达的人工智能技术，探索培养文化观念和技术相融的结构性文化生态理论，建立人类文明体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共识以及全球性的生态环境治理观，方可形成21世纪创新全球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基础。     

“八世”与中国国家安全的思考

“入世”在为未来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本文在对国家安全危机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就如何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入世”与中国国家安全的思考

“入世”在为未来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本文在对国家安全危机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就如何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政治学视域下“人民至上”与“以民为本”的高度契合和深度融通

从“第二个结合”的视角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人民至上”的内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具有全方位的融通性。笔者从政治体系构建、政治文化塑造、政治行为本质、政治关系处理和政治发展方向等五个角度,初步探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民至上”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高度契合和深度融通。“人民至上”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思想在激扬中的继承、在拓展中的光大。     

《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源流”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坚持和正确运用<资本论>理论的"硬核",继承和发展了<资本论>的一般经济原理和规律,拓展了<资本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古典美学“奇”范畴的逻辑生成

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具有家族性、连锁性和自我丰富性等特征。“奇”范畴的形成具有道家和兵家思想特色，经过儒家的整合，形成了一个以“奇”为核心的范畴家族和序列。“奇”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必须充分考虑其历史性和逻辑性的结合。“奇”范畴家族是一个动态发展且开放的半系统结构，具有中国诗性文化特有的伦理性、崇高性和超越性特征。     

论“三个代表”的哲学基础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深厚的哲学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文化理论、群众史观理论是提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哲学基础。     

论“共同富裕”概念

“共同富裕”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从概念提出到诉诸实践、再到变成现实,经历较长历史时期。这个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意蕴和作用。从基本内涵来看,它是一种自我意识、发展理念、政策制度、治国思想和国家话语。从文化意蕴来看,它展现中华文化和谐伦理,彰显中华文化天下境界,凸显创新时代共享特征。从发展作用来看,它能够和合中国式现代化,和解中西文化,和美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内在结构来看,它具有与国家主体、政府主体、企业主体相对应的组织结构、分配结构和生产结构。从根本上看,“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制度、文化和实践的总体成果。推进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同一个历史进程。     

“文化中华”与“文化东亚”

值此新世纪揭幕之际 ,东亚、中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时期。在东亚与中国 ,现代化是“外启”式的 ,但同时又是“民族”式的、“国家”式的和尊重“传统”式的。西方现代化“个人”色彩重 ,而东亚现代化总显示出醒目的民族聚合与国家参与特征。东亚的现代化起步于“边缘” ,其大部分国家 ,包括中国至今仍处在世界体系的“边缘” ,都在一种不平等的环境中求生存与发展。处在当下严峻的世界商战“战国”时代 ,一个后进东亚国家突入战场 ,必须集合精锐的经济大军。引领这个“经济的大军” ,组织、法制和渗透人心的国家利益追求是必要的。另外 ,还需…     

从“直译”与“意译”到“归化”与“异化”的转变

在中西方翻译理论史上对于“直译”与“意译”有过几次争论,从“直译”与“意译”到“归化”与“异化”的发展以及转变的过程,可以看出发生转变的原因既有翻译理论自身发展的要求、其他学科对翻译理论发展的影响,还有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因素。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高价值诉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学术与社会现实的内在统一中,揭示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生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价值指向性。“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深刻内涵体现在正确揭示了现实的个人与一般人、真正的共同体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职业分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共产主义实践的内在关系。“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具有实践性、历史性和超越性维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主题和理论硬核,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高价值诉求。深刻领悟“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思想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入宪的意义

李占荣在《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载文《论“中华民族”入宪》认为，民族是一个基于自然存在的社会历史范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已经不再专指汉族，而是指当时中国境内所有民族。大陆学者长期专注于文化意义的民族研究，对作为政治民族的“中华民族”的研究甚少。“中华民族”入宪是指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写入宪法，在宪法中确立“中华民族”的政治法律地位。这是中国各民族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重要意义。从国际法看，“中华民族”入宪对台湾问题具有重要的国际法意义，它从宪法的高度确立了中国是“中华民族”的政治组织形式，表明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为国家统一提供了理论和宪法支撑。     

内发型发展视角下农村“空心化”治理研究——基于皖南B村的田野调查

内发型发展是致力于探寻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其理论与农村“空心化”治理存在适契性。通过对皖南B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其存在人口流失、文化式微和村落共同体衰微等“空心化”现象。B村“空心化”问题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真实性。B村“空心化”的深层根源主要是城乡缺乏互助协同、政府缺乏指导规划、村庄缺乏本土特色以及农民缺乏自主发展等。受内发型发展理论的启示，笔者主张，应对农村“空心化”需从城乡融合发展、国家与社会互动、确立农民主体地位和培育村庄精英等方面着手。     

“三个代表”的核心是推进社会全面进步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论断,不仅从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出发,直接丰富了党的自身性质的理论,而且是一个推进当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全面进步的理论。 我们把“三个代表”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来看,全面推进当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全面进步,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总体目标;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全面进步的基础和中心;发展先进文化,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