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民代言人制度——兼论对我国信访制度发展之启示

作为诉讼外行政救济方式的公民代言人制度,以其简便高效的特点,目前已经为很多国家所接受。日本于20世纪90年代引进了该制度并根据本国的国情加以修正,纳入了本国"苦情处理"制度中。我国的信访制度作为非诉行政救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日本的"苦情处理"制度有很大的相似性。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社会政治经济的飞速发展,目前我国信访制度出现了一系列的难题。面对这些问题,日本的公民代言人制度的发展模式,对我国信访制度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     

试论中国信访制度权利救济功能的完善——对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的考察与借鉴

信访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救济方式,在我国的权利救济系统中有着重要的补充作用。但是由于信访机构的地位不独立、人员素质不高、调查权限较小、信访建议权威不够以及与诉讼救济关系模糊导致信访救济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通过对国外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的考察与借鉴,吸收其合理因素,改革信访制度来完善信访的救济功能。     

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及其理性实现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频发，日趋复杂化、多样化。信访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中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已经不言而喻。但是信访外部环境的错综复杂和信访制度本身的内在缺陷的双重压力导致了信访困境日趋严重，这引起了理论层面上对于信访权利救济功能的热议。各种理论观点的提出促使我们对信访权利救济功能重新进行审视。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与其公民政治参与、意见表达功能不可分离。通过信访权利救济功能进行正当性论证，进而探求信访权利救济功能的实现路径，从而促使信访在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中承担更重要的责任。     

信访制度改革不应强化其权利救济功能

强化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不是信访制度设计的初衷,不利于法治国家的构建,也与国家权利救济机制建设思路不符合。信访制度改革不在于强化其权利救济功能,而在于规范现有制度,探索制度创新。     

欧洲监察专员制度对我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启示

针对不断扩张的行政权力对公民权利实际和可能的侵害,欧洲监察专员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我国信访制度在公民中的知晓率和利用率很高,但由于它并不是独立的监督机制,尚无法有效发挥在权力监督和权利救济方面的作用.借鉴欧洲监察专员制度,重新思考信访制度的改革方向,对于我国监督体系和公民权利救济体系的完善有着重要意义.     

涉检信访之宪政分析

涉检信访因其具有的权利救济功能而成为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重要环节。就实证考察而言，现阶段涉检信访在总量、内容、形式等方面的特点反映出涉检信访过度承载“权利救济”功能的事实；就宪政国家而言，涉检信访超负荷的权利救济功能与程序公正、司法权威、规则统治之间存在冲突。因此，综合考察涉检信访运行的制度环境和既有的制度资源，通过弱化涉检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重新确定其功能定位，不断提升其规范化程度，并确立司法救济的核心地位，可以不断完善涉检信访制度。     

简论信访制度功能的改进路径——以信访制度纠纷解决功能为讨论中心

信访制度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其所承载的公民政治参与、意见表达与权利救济功能不能截然分开,中央和省(市)级信访工作应以公民意见表达为中心,基层信访工作应以纠纷解决(公民权利救济)为中心。信访制度纠纷解决功能的实现机制而非这一功能本身,是造成目前信访困境的根本原因;为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化解目前的信访困境,对信访制度纠纷解决功能的实现机制进行法治化改造或许是改良信访制度的可能路径。     

信访制度的异化与化解路径：基于法治的立场

信访制度的异化是我国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是由于人治思想的深刻影响和现有权利救济制度的缺陷所导致的。从历史角度和现实角度分析信访制度的定位，可以得出信访制度异化的结论。信访制度异化所带来的弊端成为推动信访制度改革的动力。化解信访制度异化需要立足法治，具体分析废除论、强化论、改革论的主张，可得出结论：改革信访制度，矫正信访功能是化解信访制度异化的理性归宿。     

涉法涉诉信访困境、成因及治理研究

近几年来，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一直是我国信访案件的主力军。这既是司法救济制度的尴尬，也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涉法涉诉信访案件高发有其特定的客观因素和深刻的主观诱因。现有条件下，完善司法救济制度，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加强外部监督，杜绝腐败现象；建立健全信访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信访功能是适合我国转型期需要的明智之举。     

从行政救济的视角看信访救济制度的路径选择

探索信访救济机制，既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信访渠道在社会解纷体系中的作用，也能找到破解当前信访工作自身瓶颈的突破口。本文通过对信访救济制度的初步研究，从行政救济的视角正确把握信访救济的定位、分析阻碍其效力发挥的因素。进而从三大化解行政争议制度的平衡点、信访格局、工作方法、涉诉类信访与司法的衔接性和长效机制五个方面探讨信访救济未来的发展路径，以期可以为我国信访救济实践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当前涉法信访的困境及其克服

在法制建设进程中,涉法信访成为法治进程的强大阻滞力量,要实现法治就必须解决涉法信访的困境问题.而对信访制度的改革应与整个社会体制改革联系起来,采取渐进方式实现以法治为内容的信访制度改革,树立司法的最终裁判权威,应当是中国信访走出制度困境的根本出路.我们应深化信访体制改革,完善权利保障和救济机制,从而为民主法制建设的畅通提供必要的积极条件.     

论信访受理人在改革和完善信访制度中的作用

信访制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达和反馈机制,它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是人们参政议政的特殊渠道。信访受理人的工作效率高低,决定着整个信访制度的正常运转。本文对信访受理人这一群体进行分析,提出信访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探讨解决方案,促进信访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涉法信访结而不息案件的思考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的加快、利益格局的调整,各类深层次矛盾不断凸现,人民群众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大量涌现,较集中地通过信访这个渠道反映出来。对涉法信访结而不息问题,要从加强案件质量保障机制、提高执法机关诚信和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加以考虑解决。     

构建中国特色信访工作体制

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信访工作有利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构建中国特色信访工作体制，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坚持用群众工作的理念和方法指导和推进信访工作，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力量，形成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信访工作的合力，推动信访工作不断创新发展。     

浅析诉访分离对政法工作的新挑战

近年来,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居高不下,“群体访”、“越级访”、“重复访”情况时有发生,信访人及近亲属缠访、闹访情况比较严重.依法妥善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诉访分离是关键.诉访分离是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有效途径,政法机关唯有理性改革、整合资源、完善机制、正确面对,才能适应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和司法改革的需要,才能引导好、处理好、解决好涉法涉诉信访难题.     

信访工作的政府律师解决方案

信访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也是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具体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人们的利益关系也随之发生调整和变化,信访问题也日趋复杂.改革现行的信访制度,推进"依法治访"进程,让政府律师参与信访,确保民意上达畅通,实现信访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发挥政府律师的作用,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深远的影响.     

涉诉信访终结相关理论问题之澄清

对涉诉信访终结问题的研究应当结合我国法制环境的变迁。在目前诉、访分离的法制背景下,涉诉信访的性质与普通行政信访相同,涉诉信访终结的对象不再是“诉”,而只能是“访”,因而也不存在合法性的挑战。涉诉信访终结对于规范涉诉信访程序,提升涉诉信访机制的实效具有促进作用。操作中应坚持党委领导、多方参与、公开透明、保障信访人参与权、终结决定普遍有效等原则。     

涉检信访工作机制改革研究

信访是公民行使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的现实途径之一。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和检察队伍建设的加强,检察机关司法权威性逐渐提高,涉检信访业务量增大、难度增加,完善涉检信访工作,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成为检察机关有待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新时代基层信访工作的理论蕴涵与有力举措——以合肥市为例

信访制度是一项中国特有的针对诉愿权实现的制度设计。新中国成立后,此制度本身存在有很深厚的理论内涵,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新时代它在密切联系党群关系、发扬人民民主正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上等仍将发挥其重要的理论深意。着力于隐患排查工作的实践探索,着力于初信初访事项的化解工作,着力于“四重”信访矛盾的化解攻坚工作,着力于法治信访暨“三到位一处理”的推进工作,着力于网上信访宣传应用工作;着力于工作机制的规范细化工作,是新时代合肥市基层信访工作的经验做法。但也存在实践困境,为此进一步健全诉访分离制度,强化信访工作责任主体制度,完善信访考核评估机制,强化各单位之间的协调联动机制,加快建立信访的信用惩戒制度,加快建立信访工作人员的职业保障制度,多管齐下、广纳社会力量综合施策等,应成合肥市基层信访工作困境的破解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