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子昂与白居易诗学的审美价值取向

陈子昂与白居易都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诗论家,从其出身、经历和所处的时代来看都不尽相同,但他们却有相同的文学主张,都是“现实派”的诗论家和诗人,又都是在革新诗歌的旗帜下,搞诗歌的复古主义。因此,在诗歌的审美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重功利的美刺讽谕。陈子昂、白居易的诗歌复古理论,从客观来讲,是顺应时代政治思想的产物;从主观来说是为了维护儒家正统的诗教原则。他们的创作成就,远比其诗学理论更高。这说明文学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的理论并不能限制他们在艺术上的出色创造。陈子昂和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和所产生的影响都远在他们的诗学之上。     

论"张王乐府"与"元白乐府"之不同

中唐时期,在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推动下,翻开了乐府诗史上壮丽辉煌的一章--新乐府运动.他们提出系统而明确的理论主张,强调诗歌的讽喻作用,提倡质实直切、浅近晓畅的艺术风格.诗人张籍、王建开始创作乐府诗的时间稍早于元稹、白居易等人,他们之间的创作精神是相通的,都是关注民生疾苦、反映时政的缺失和贻误,现实意义很强.但张王二人的乐府诗与元、白的"新乐府"存在着明显差异,不能等同视之.     

“居大不易”与“农转非”8000元

作为中国农民,要想跳出“农门”,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城市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长安未贵,居大不易”——这虽说是唐代诗人顾况调侃初到京城的白居易的戏言,但也反映了乡下人进城立足之不易。可白居易毕竟能拿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瑰丽诗句,获得了大诗人的击节赞赏:“有才如此,居     

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唐代大诗人。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其先祖为太原人，后迁居下（今陕西渭南附近）。他自己和好友元稹、陈鸿诸人，都说他是太原人，李商隐给他作墓志铭，也称“太原白公”。白居易出身于贫苦家庭，幼年刻苦读书，很早就会做诗，十六岁时写《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引起当代诗人的重视。贞元十五年，他考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历任翰林学士、左拾遗、左赞善大夫。白居易是继杜甫之后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早期创作了一百多篇《讽谕诗》，深刻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他的代表作有…     

白居易与《长恨歌》

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唐诗中不可多得的名篇，也是白氏最负盛名的代表作，问世以来，广为流传，它与白氏的另一名篇《琵琶行》堪称双璧，辉耀古今。据《唐摭言》载，唐宣宗李忱在悼念白居易的诗作中就有这样的句子：“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一个古代诗人的创作成果，能够如此普遍地为广大社会所接受，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在我国文学史上，似乎并不多见。虽然白氏自己宣称，对《长恨歌》并不重视，但却正是它，为诗人赢得了蜚誉千古的巨大名声。     

从先锋到本土,苏童小说语言的变与常

人们习惯上以1989年《妻妾成群》的发表为界,将苏童的小说创作分为先锋和本土两个时期。在这一转变中,苏童招牌式的语言是否也经历了裂变呢？本文试图从语式、语调、语象三个层面对前后两个时期苏童小说文本的语言进行分析,发现其变中之常,揭示出苏童在创作转变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恒定的语言风格及写作姿态。     

试析丘逢甲诗歌的艺术特色及其诗歌理论

近代台湾省籍杰出爱国诗人丘逢甲的诗作,早在清末民初已名震遐迩。黄遵宪称丘诗“真天下健者”;梁启超誉之为“诗界革命之巨子”。众所周知,清末“诗界革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思想在文学观念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活动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诗界革命”的创作纲领,就是要“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要求在内容上反映新的生活和新     

以理见长：白居易“甲乙判”

前几期向大家介绍过一个唐代的张麓和他的《龙筋凤髓判》。宋代的洪迈在他的《容斋随笔》批评张麓的判词，却颂扬另一个人的判词，说他的判词百读不厌，越读越喜欢。他就是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作为一个大诗人怎么会去写判词呢？上次咱们说过，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为“身、言、书、判”四项，其中的判就是写判词。白居易也要参加科举，他的判词就是他为了准备科举考试而写的。当然，这里的判词都是拟判。这些判词收录在他的《白氏长庆集》中。     

苦酒自酿--前南民族问题上的十大教训

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存在45年之后,于1991年顷刻之间分疆裂土,一分为五。随后,相继爆发了五场战争,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伤亡人员之多、经济损失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并一度成为国际聚焦的热点和西方国家干预的重点。作为南联邦的“继承者”,由塞尔维亚和黑山两共和国于1992年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因内部矛盾分歧难解,新的裂变将在所难免。造成这种以民族分裂和族际战争为特点的“南斯拉夫现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从铁托时期到米洛舍维奇政权,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从理论到实践出现的严重失误,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此,其…     

江西庐山

赣北庐山,北枕扬子江,南抱鄱阳湖,素以“奇、秀、雄、险”闻名于世,主峰海拔1474米。庐山又是一座文化名山,历史上儒、释、道在此交融。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等历代诗人留下四千多首优美的诗篇。近代,     

诗中日月长——读顾浩同志新作《浩斋琴韵》

顾浩同志的新作《浩斋琴韵》(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他从领导岗位退下后的第一本诗集,也是他总共已出版的第五本诗集,其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邃、诗意之葱笼,令人振奋。顾浩同志酷爱诗词创作,从政之余,以创作为乐,已出《金陵春草》、《江海涛声》、《盛世风情》、《神州凯歌》四本,每本都是32首。这本新作却有100首,近乎此前已出版的总和。这说明他退休以后创作热情更为高涨,诗艺追求更为执著。林下浩歌多,是由于诗人之心与时俱进,仍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与世界人民同心当今世界和平发展成为主流,但是仍然有着不少人为的、…     

重读白居易诗《观刈麦》

唐代诗人白居易《观刈麦》一诗是初中时读过的课文。近日重读,终于读出点“新味”来了。 据史载,此诗写于诗人35岁出任陕西周至县尉之时。县尉是主管全县军事的“军官”,属从九品,相当今日之副团级。这位白先生也真古怪,在赤日炎炎的盛夏,不坐在衙内轻摇鹅扇,也不去名山大川避暑,偏要去南岗看农     

历史认知的真实——以西方史学为视角

历史之真可分为“现象之真”与“逻辑之真”，寻求“逻辑之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目标和方向。“逻辑之真”的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但以黑格尔为集大成者，之后马克思继承修正了黑格尔“逻辑之真”的思想。在历史本体论意义上逻辑之真高于现象之真，但在历史认识论意义上应辨证看待二者的关系。     

努力开创宣传工作新局面

2002年,全省宣传思想战线按照中宣部和省委的要求,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揽全局,紧紧围绕“一条主线”、“两个阶段”、“三个高潮”的工作布局,紧紧围绕“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转变作风中狠抓落实”的总体要求,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兴起了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潮,兴起了迎接、宣传、学习十六大精神     

金鹰相伴 平安相随——海南金鹰安保集团公司品牌建设工作纪实

鹰都有勇猛、激进、威武、雄健之意。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有文日：“鹰翅疾如风,鹰爪利如锥。”这说明鹰历来有强勇之喻,不但为丈人骚客所顷赞,其威猛之势,更为世人所景仰,成为一种力量的象征。     

论贾平凹商州小说中民俗世界的“中和之美”

贾平凹商州小说中民俗世界具备的“中和之美”是将其与别的作家作品区别开来的显著标志之一。这一“中和之美”主要体现在刚柔相济、动静相宜、虚实相应三大民俗特色上。“中和之美”之所以成为贾平凹民俗世界的主旋律 ,与他的思想根源和创作追求密不可分。     

刘禹锡乐府诗创作概貌考索

刘禹锡是中唐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他以深厚的文学修养和迥异于流俗的非凡气魄,在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创作了许多独具特色的诗歌作品,刘禹锡索来重视乐府诗的创作,存世的作品比较多,但历来对其总体创作数量的认定多有分歧,各执一说,至今没有明确统一的定论.这对客观评价和分析刘禹锡乐府诗的创作成就不利,因此,有必要对刘禹锡乐府诗创作概貌作进一步的考索.     

也谈公正地评价李白

白居易在《李白墓》一诗中说 :“但是诗人多薄命 ,就中沦落不过君。”李白博学多才 ,素有匡时济世之志 ,但命运多舛 ,两遭迁逐 ,报国无门 ,壮志难酬 ,遗恨终身。晚年到处漂泊 ,贫病交加 ,晚景凄凉 ,令人同情。他生前身后背负骂名 ,频遭谴责 ,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批评。在唐代诗坛 ,李白、杜甫齐名 ,但注杜诗者千家 ,注李诗者仅三家。李白受歧视、冷落 ,由此可见一斑。时至今日 ,我们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凭事实说话 ,辨伪存真 ,公正地评价李白 ,还李白以本来面目。本文针对有关李白评价的四种不正确的论调 ,加以分辨 ,以正是非。一曰“附…     

“执政为民”谱新章——就《行政许可法》的实施访自治区法制办副主任陈伟雄

《行政许可法》从1996年起草到在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再到2004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制定时间之长,讨论次数之多,改动幅度之大,参与面之广,在我国近年来的行政立法中是罕见的。这也就注定了它的不同凡响。它的实施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管理的创新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和管理理念将进一步凸显。     

东晋玄言诗的创作机制与文本解析

玄言诗 ,几乎可以说是东晋的“一代之文学” ,但它受宠于当代而见嗤于后世 ,其中必有其内在的理由与依据。从创作过程可以把握玄言诗的创作机制 ,从文本解析可以探究玄言诗风的意义生成。从诗人和诗题看 ,东晋玄言诗的作者皆为玄学名士 ,其创作动机来源于社交与仕宦需要。赠答诗与雅集诗的盛行 ,见出玄言诗特定的读者指向及其重“理”轻“文”的趣味诉求。名士诗人们先验地抱着“玄对山水”的心态 ,把注意力从具体的山川物态转移到抽象的哲学思考上 ,导致了“才义”、“文义”的喧宾夺主。东晋玄言诗的变革 ,并不始于“义熙中”。晋末诗坛 ,名士告退而诗人方兴 ,玄言诗才被山水田园诗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