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思想家对法治问题的卓越认识──兼论现代社会有效法治的保证条件

论古代思想家对法治问题的卓越认识──兼论现代社会有效法治的保证条件马俊林历史实践证明，有法与无法的社会不同，“劣法”与“良法”不同，而立了法与执行法也是两回事。要使“良法”发挥实效，既要确立正确的执法意识，又要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作为保证。一、重在执行...     

论青年毛泽东留学观念中的核心问题意识

青年毛泽东对留学问题的思考,蕴含了两个具有关联性的核心问题意识,一是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探索改造中国的有效路径。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的认知开启于全球化进程推动下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时刻,并深植于中国近代以来各种思潮和争论的知识网络中。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上述两个问题意识开始融合,认识和实践层面完成统一,成为其独立自主意识形成的思想基础。     

论“三个代表”是良法的标准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法治为良法之治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什么样的法才是良法?人类历史上,学派林立,观点各异。笔者认为,“三个代表”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成良法的客观标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构成良法的主观标准,良法的标准应是主客观标准的统一。     

论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的构建

依法行政是现代国家奉行民主和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其内在地包含着权力法定、法律优先、信赖保护、责任行政、合理行政等法律原则.法治政府与依法行政在内涵上基本是一致的,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构建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和主要途径,而法治政府则体现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理念和价值追求,但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形式上做到了依法行政并不意味着法治政府目标的真正确立和实现.基于我国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建设的推进现状,应当从提升公务人员的法治意识、制定完备的良法体系、构建有效的法律实现机制等方面促进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进程.     

论“三个代表”是良法的标准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法治为良法之治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什么样的法才是良法?人类历史上,学派林立,观点各异.笔者认为,"三个代表"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成良法的客观标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构成良法的主观标准,良法的标准应是主客观标准的统一.     

毛泽东评点商鞅

<正>“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这些精妙文字,出自1912年一位国文老师对一位19岁青年撰写的作文的高度评价。这篇作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这位青年便是毛泽东。这篇距今已有110多年的文章,今天读来依然如雏凤振羽、清越初鸣。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不仅直接表达了他对于商鞅及其变法的态度与评价,同时也借商鞅变法间接表达了他对于良法的初步思考、对于国民性的初步认知。这篇文章,是读懂毛泽东早年思想的一扇重要窗口。     

论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

法治文化建设有赖于道德的支撑作用,因为法治文化的生成需要理性与道德的契合,而法治治理中的局限性也需要道德治理加以弥补。道德对于法治文化的基础培养以及法治文化的认同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道德对我国法治文化建设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道德法律化,培育民众对于法治文化的情感基础;其次是通过提升法律适用者的道德素养,提升民众对于法治文化的认同;第三则是通过道德的宣传提升民众的守法意识来推动法治文化建设。     

论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表述变为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治道之变。鉴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基,其中法治思维是社会治理基本思维模式,法治方式是现代社会的最优治理方式。所以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是社会治理范式的历史性飞跃,它是民主+法治的完美组合升级版,是社会治理的简单化智慧,可挈领提纲的制度性化解问题;其终极目的是善治的达致。需明了的是,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立基于"法律主治"的治理模式,承载着民众对生活世界幸福的美好向往,但它绝不是公民幸福的全部。     

论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的冲突与平衡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根本保障,而舆论媒体由于其在民众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被称之为"第四种权力",二者缺一不可。因此,构建协调二者关系的平衡点,以充分实现各自的价值,是现代法治社会所必需的。     

对“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民粹主义关系”的再认识与思考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极具复杂性、依附性和多变性的国际化政治社会思潮,自产生便争议不断,在其诸多流派中,“俄国式民粹主义”最为典型,而近代中国民粹主义也滥觞于此。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民粹主义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20世纪末的一场激烈争论更是将这一问题推向高潮。无论是青年时期还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民粹主义的关系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思考,而其汲取与批判的辩证思维也为我们今天如何对待民粹主义提供了指引。     

对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培养的理性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客观上要求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具备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现代法律意识。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整个社会形成合力,努力实现良法的制定、法律至上和司法公正的社会氛围,高校要遵循依法治校的规范并把握法治教育的终极目的,如此才能有效地帮助大学生树立现代法律意识。     

论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表述变为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治道之变.鉴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基,其中法治思维是社会治理基本思维模式,法治方式是现代社会的最优治理方式.所以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是社会治理范式的历史性飞跃,它是民主＋法治的完美组合升级版,是社会治理的简单化智慧,可挈领提纲的制度性化解问题;其终极目的是善治的达致.需明了的是,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立基于“法律主治”的治理模式,承载着民众对生活世界幸福的美好向往,但它绝不是公民幸福的全部.     

现代国家建设视角下的政党领导和依法治国

走向现代国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条逻辑主线。在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政党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法治建设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础性建设,体现在法治体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执政是现代政党的基本执政方式。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中国政治生活中政党领导和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可以重新思考政党和法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试论德治在农村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仅仅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威慑,禁止民众做坏事,那么,民众充其量也只能做到不触犯法律,但不会有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用礼节来规范民众的行为,民众不但会有羞耻之心,而且能逐渐成为有道德的人。江泽民同志在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同时,提出了德治和法治的关系问题,在今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要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以德治国”重要     

镜头下抗日根据地民众的日常生活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认为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是进行革命战争的整体力量，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在这里，毛泽东把发动民众的力量与发展军事力量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     

法治精神是规范与管理信息网络的合理内核

法治精神是信息网络危机管理的一个重要基石.在信息网络危机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中,"良法善治"可以充分体现法治精神的根本属性和深刻内涵."良法"和"善治"应当是探讨如何切实有效地弘扬和光大法治精神的两条研究主线.科学的信息网络法律、法规意味着"良法",是衡量信息网络危机管理的重要价值尺度和理性渴求;客观的信息网络空间治理措施即电子治理意味着"善治",是信息网络危机管理操作的基本范式.在信息网络危机管理中应该坚持法活性原则:正义性原则、可行性原则、反馈性原则和全球化原则.应当建立充分体现法治精神的信息网络危机管理系统:信息网络法律、法规体系和依法电子治理方案.     

论/错/法/如/何/纠/正

现代法治是遵循主流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受其评判和约束的一种善治状态,它不能满足于"有法可依",而更应关注法的功能和绩效."错法"是指立法者脱离实际制订的,在实践中轻则形同虚设、重则祸国殃民的各种规范性文件.适当地对待、处理错法,是我国法治建设取得根本性进展的一个关键而重要的突破口.现有的法定纠错进路受制于整体法治水平不高而很难奏效,民众则通过规避和变通来表达对错法的异议.限于主客观原因,立法者主动纠错的几率很小,因而纠正错法的根本途径是确保在民主和法治的框架下集中民意,并依靠主流民意对立法者、执法暨司法者形成强有力的约束,令错法形同虚设并得以纠正.而合乎社会整体及长远利益的主流民意的形成,最终有赖于政府与民众以及民众内部的充分沟通,商谈和博弈以形成包括现代法治理念在内的社会主流价值观.     

青年毛泽东“湖南共和国”构想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本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政治曾一度深受西方宪政共和政治思想的影响,“地方自治”思潮与运动就是其实践上的表现。其中,青年毛泽东的“湖南共和国”政治构设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它体现了代表民众权利的民主宪政理念及治国的制度选择。本文拟从政治发展理论的视角对这一问题作一分析与探讨。     

毛泽东早期“民”观

面向民众，这是毛泽东早期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不仅因为他有着与民众同甘苦共患难的命运，而且还因为他常常是通过对民众命运的探讨去完成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追问和对国家前途的确认。透过他早期的“民”观，我们可以把握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政治思...     

行政程序法的价值与功能

行政程序法是现代国家规范行政权力的基本法,它的制定对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有着深远影响。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重实体、轻程序法律传统的国度里,在一个民众权利意识尚薄弱的社会中,要想构建植根于西方文明中的现代行政程序制度,面临更多的困难。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行政法治发展水平、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研究状况等因素,我国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应定位于公正、效率和秩序。行政程序法具有以下功能:控制行政权力,防止行政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充分实现程序正义;促进依法行政,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我国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应当体现其价值,发挥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