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立学术道德的根据

学术道德建立的根据主要有三点：以学术独立为前提，以探索真理为宗旨，以造福社会为归依。从这三方面着手，我们有望建立起一套科学、客观、公平、公正、有效的学术道德规范，以利于当前学术活动的顺利开展，以及学者和学术功用的充分发挥。     

论指挥官责任的法律根据

指挥官责任是武装冲突法中由指挥官承担的、因不作为引起的一种特殊的刑事责任。这种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包括客体、客观、主体和主观四方面。客体中的主要客体是武装冲突法保护的国际人道关系，次要客体是武装冲突中正常的指挥秩序；客观方面表现为不作为，其中上下级关系的确定和排除合理且必要的措施是关键；主体包括军事指挥官和其他上级；主观方面表现为间接故意和过失。     

法律之内在道德：一种纯粹的愿望道德

关于法律与道德之关系这—命题,一直都是法理学研究中所无法回避的课题。20世纪中期的一场著名论战将关于这一命题的讨论推向了最高潮。朗·富勒教授与H．L．A．哈特教授两位法学巨匠,就这一问题的争论持续了12年之久,直到朗·富勒教授的《法律的道德性》一书的再次出版。在这本书的第二版之中,朗·富勒教授对于H.L．A蛤特教授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提出的质疑作出了最终回应。文章主要阐述了笔者对于这两本法学巨著之中个别问题的一些思考及读后感想。     

论刑事责任的根据

刑事责任必须具有合理的根据，否则刑事责任的追究是不合理、不正义的。合理、正义的刑事责任根据应该是一个包括哲学根据、实质根据、法律根据和事实根据四个层次的立体组合。从事实根据到哲学根据是一个由表及里的递进过程，也是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     

试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客体思想

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构成人的历史活动对象的事物以及人自身是历史的客体。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以主体为核心而建立的自觉的对立统一关系。     

西方道德和政治的内在张力及历史演变——兼论德性政治的内在不足和逻辑困境

道德和政治的关系是西方德性理论内部构成中无法绕开的核心议题。古希腊至近代以来两者间的内在张力不断促使其关系形态发生演变。古希腊时期两者在其理论设计和现实生活方式中相互融合为一体化形态,两者间的内在张力、矛盾和冲突等被刻意压制,潜藏着分离危机。古罗马时期道德的内涵和功能进一步政治化且两者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深化。中世纪时期道德发展到宗教神学的巅峰,世俗道德和政治已被宗教神学超越,开启宗教神学统领道德和政治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隐晦而自觉地公开挑战了两者传统的虚假“亲密关系”及整个传统德性理论,揭示了两者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为其适度分离而又相互影响和支持的新型关系形态奠定了理论基础。历经三次重要转变反映出德性理论对道德和政治相统一融合的理想政治追求,两者间在演变过程中的形影不离表明,彼此间既存在不可通约的价值又存在永不可分割的“共主”和“共域”,既互为基础和目标,相互影响和支持,又各有其特点,两者的适度分离才能更好地助推社会秩序的生成和构建。     

论道德的本质

关于道德的本质问题的争论,在伦理思想史上,主要表现为道德本体论与道德工具论之争;在当今学界又表现为道德规范说与道德主体说之争。道德的本质应该是在规范性和主体性的矛盾统一中,非强制地反映和调节社会性利益关系的具有伦理价值的一种实践精神活动。     

论道德的超验根据及对当代德育的指导意义

在西方哲学史中,道德形而上学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领域。无论是柏拉图、斯宾诺莎还是康德,其道德哲学体系中总是有一个超验的根据作支撑,从而使得道德本身更具有崇高性和说服力。这种现象绝非源于偶然,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惟有以超验的根据为道德附上一种超越尘世的崇高感与终极价值层面的必然性,才会使“有理性的存在”在两大法则中做出更理性的抉择。简单说来,超验根据是道德力量的终极来源和最高支撑。这种理论建构的方法对于我们当代德育工作有着启发意义：惟有借助对超验领域的信仰才能让个体真正践行道德法则,实现德育的根本目的。在高校德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中,我们都有必要通过重塑信仰来保证道德理念的现实贯彻。     

再论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根据

本文分析了大陆法系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根据 ,旧过失论是建立在心理责任论和道义责任论基础上的 ,新过失论主要采取了规范责任论。我国刑事责任的根据有三层 :正义根据 ,本质根据和法律根据 ,并以此为指导讨论了我国过失犯罪责任根据的有关问题。     

论侦查权的根据与性质

侦查程序同时兼具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的双重性质,因此理论上应当认为,侦查权在宏观上的存在根据是双重的,即侦查权部分来自行政权,部分来自司法权;侦查权在微观上的配置和规制根据具有其特殊性,即必须要兼顾好公正与效率两项诉讼价值,并且兼顾好惩治犯罪与保护人权两大功能。     

低碳经济立法及其伦理基础

低碳经济作为＂后危机时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际国内关于引导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践表明：低碳经济呼唤立法。发展低碳经济,立法是保障也是关键。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上,就成为低碳经济立法的伦理基础。     

企业管理伦理研究浅析

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企业伦理管理推行，诠释着人性之律的认识，演绎着管理伦理结合之路。在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上，应充分认识道德因素的重要性。了解企业管理伦理研究的进程、学科归属和定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提出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旨在探寻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企业管理伦理转型的突破口和现实途径。     

侵权损害赔偿的客观与主观计算

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问题兼具事实和法律双重性质。要探讨损害这一事实问题,需要借助一定的法律方法,即主观和客观计算方法。主观和客观计算的区别在于计算损害时是否同时考虑普通因素和特别因素,前者同时考虑,后者仅考虑普通因素。通过若干案例阐释,可以看出侵权损害的计算,分别通过主观和客观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有可能不同,也可能相同,但并不影响对二者本质上的区分。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第19条的规定也可以运用主观和客观计算的理论做出相应的分析。     

土地行政伦理有关问题的思考

经济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离不开可持续利用的土地资源。我国政府多年来努力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国策。然而,随着政府角色的转变,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自利性日益膨胀,驱使其在土地行政中违法违规。这些不合乎伦理的土地行政行为对我国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性影响,也损害了我国政府形象,甚至恶化了与公众的关系。因此,政府在土地行政时,必须通过法律和伦理的双约束,真正保护和控制好宝贵的土地资源,进而处理好人地的矛盾。     

论客观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依据

客观要素本身不创造财富和价值 ,但它们能促进价值的创造 ,对财富和价值的创造有贡献。在以往社会参与收益分配的依据不是其贡献 ,而是其所有制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客观要素参与分配除了依据其所有制关系之外 ,还要依据其贡献 ,要确立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思想道德教学新方法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强有力地冲击着当代大学生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影响其行为选择。作为整个思想道德教育体系的核心和主干的高校“两课”教师,必须研究这些新变化,探讨教学新方法。     

论刑法中的危险概念

刑法中的危险概念有多重含义。在我国,刑法中的危险应当是一种行为的危险,而不是行为人的危险。这种行为的危险是指作为行为属性的危险,是结合了主观危险与客观危险的概念。我国刑法中的未遂犯不是危险犯,未遂犯中的危险不是结果发生的现实可能性,而是法秩序对该行为所作的一种规范性评价。行为人的行为只要符合构成要件,那么就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抽象危险性。     

为奠定“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而努力奋斗——试析“三大”对增强、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思想、实践和意义

中共"三大"提出建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的任务,并作出采取了相应的决议和措施,尤其是主张要"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取具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的思想,具有历史特点和时代特色,对"三大"之后党的队伍的发展和政治影响的扩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与时俱进地巩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的思想与实践.     

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伦理基础——约纳斯责任伦理学的现代效应

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当代意蕴所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就要求我们尊重自然的价值基础地位,为自然负责.汉斯·约纳斯的责任伦理学倡导一种对自然、未来、后代的责任,这种责任伦理学不仅具有深刻的本体论论证,而且试图通过对责任的效用性论证和责任的实施方式把责任原理运用到现代技术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三论

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保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必要条件。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深刻总结党80多年来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作出的正确决策。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会改变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而准确理解和在实际工作中正确把握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必须科学认识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必须准确把握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必须积极和稳妥地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