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博弈：冷战后的中美俄关系

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三个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和反作用的现象。冷战时代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极大地影响了国际局势的发展。冷战后,苏联解体、两极对抗格局不复存在,然而中美俄三国仍然在当代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中亚已经成为中美俄战略、安全、经济关系的交汇点,本文拟沿用大三角关系的模型和理论,以中亚地区博弈为切入点分析当前中美俄关系的特点、影响和启示意义。     

试论冷战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互动——以中国为例的初探

本文认为，只要存在国际社会，就必定出现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间的互动。而冷战后的互动，其广度、深度、频度均为前所未见。各国学界当重视开展对此课题的研究，以促进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走向良性互动。本文将冷战后国际政治与中国政治间的互动划分为两大方面围绕总体问题展开的互动与围绕具体问题展开的互动，并分别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与阐述。在此基础上，概括与分析了“互动”的五项特点。本文指出，从全球范围看，“分权”、“人权”、“主权”是当前也可能是未来一个长时期中，引发“互动”的三个焦点(热点)。各国如若能正确认识与处置这些焦点(热点)，就能处置好世界民主潮流与各国民主制度、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权的绝对性与有限性的关系，那就有利于促进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走向良性互动。     

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

冷战后东北亚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及诸多的现实威胁,使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成为必然;而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朝鲜半岛的缓和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使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成为可能。在东北亚已经逐渐形成了“两个轨道”下的安全合作。中国应积极参与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     

战略约束、规范扩散与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

冷战之后,东亚维持了一种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秩序.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对自身权力的战略约束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东盟规范的扩散成为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秩序得以维持的根本原因.未来的东亚地区秩序将有赖于中国战略约束基础上的区内国家良性互动与东盟规范的继续深化,而非美日联盟,亦非大国权力均势.     

美俄关系的变与不变——兼议美俄"新冷战"说

美俄关系经过近十年的磨合大体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框架,但这一框架未能根本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伊拉克战争终于将这些矛盾催生出来,于是引发美俄关系新的紧张,也诞生了所谓“新冷战”说。笔者认为,与其说美俄关系处于“新冷战”,不如说是回归其本应有的面目。未来美俄关系的发展将取决于国际环境、双方各自战略走向及两国领导人的更迭三个层次的因素,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算法政治“三角”关系的构建：稳定性逻辑与可能性建构——以抖音算法为例

资本、权力和权利是算法政治“三角”关系构成的基本要素。网民对算法政治编程、算法政治画像、算法政治建模、算法政治“瞄准”、算法政治推荐的无知使其在“三角”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政治权力与资本在算法上的运用，强化了“弱三角”关系。“弱三角”关系导致强化政治思维与弱化政治思维并存、强化政治价值与弱化政治价值并存、推动政治利益实现与阻碍政治利益实现并存、普及政治忠诚与固化政治圈层并存、算法黑箱与算法透明并存、精准投喂与算法失误投喂并存。应通过“强三角”构建、“强三角”粘连、“强三角”牵引、“强三角”移动建构“强三角”稳定型关系。     

当前中国在周边安全环境中面临的挑战

当前,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较为严峻,表现为:美日同盟深化,中日关系紧张,中国在中美日三角中处境不容乐观;美印关系实现新突破,日印相互借助,美日印“新三角”发展态势令人关注;“法理台独”威胁进一步增大,美日台三边安全“准同盟”暗流涌动;美朝矛盾加剧,致使“朝核”久拖不决,美韩、美蒙关系的发展为东北亚局势增添新的变数;伊朗核问题临近“摊牌”对中国的挑战。总之,大国互动、“台独”、核扩散是中国在周边安全环境中面临的三大挑战。     

南亚小国的战略对冲与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选择

在中国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美日印澳借“印太”框架制衡中国的大背景下,南亚地区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重要性凸显。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受到中印关系调整及小国战略对冲等因素的影响和挑战。本文以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的战略对冲为案例,分析三国面对中印竞争的心态以及进行战略对冲过程中的差异性选择。本文认为,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是影响小国战略对冲的主要自变量,而地区结构、大国竞争的性质和强度、小国相对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小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在双向对冲的语境下,小国战略对冲的策略组合主要有四种,分别为双向合作、双向制衡、偏向型合作与偏向型制衡。由于南亚小国对中印两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不同,陆锁国尼泊尔倾向于“偏向型合作或制衡”,海岛国家斯里兰卡经历了从“偏向型制衡”到“双向合作”的转变,未来有进行“双向制衡”的趋势,陆海复合型的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奉行较为稳定的“双向合作”策略。对此,中国应在实践中进一步明晰南亚政策选择,在协调中印巴关系的同时,强化与南亚小国的多领域合作,并超越美印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的冲突与竞争逻辑,通过消极安全配置谋求积极经济利益,推动与南亚国家的制度...     

南亚小国的战略对冲与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选择北大核心CSSCI

在中国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美日印澳借“印太”框架制衡中国的大背景下,南亚地区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重要性凸显。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受到中印关系调整及小国战略对冲等因素的影响和挑战。本文以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的战略对冲为案例,分析三国面对中印竞争的心态以及进行战略对冲过程中的差异性选择。本文认为,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是影响小国战略对冲的主要自变量,而地区结构、大国竞争的性质和强度、小国相对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小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在双向对冲的语境下,小国战略对冲的策略组合主要有四种,分别为双向合作、双向制衡、偏向型合作与偏向型制衡。由于南亚小国对中印两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不同,陆锁国尼泊尔倾向于“偏向型合作或制衡”,海岛国家斯里兰卡经历了从“偏向型制衡”到“双向合作”的转变,未来有进行“双向制衡”的趋势,陆海复合型的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奉行较为稳定的“双向合作”策略。对此,中国应在实践中进一步明晰南亚政策选择,在协调中印巴关系的同时,强化与南亚小国的多领域合作,并超越美印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的冲突与竞争逻辑,通过消极安全配置谋求积极经济利益,推动与南亚国家的制度化合作进程。     

浅析冷战后美国东亚大国战略嬗变下的中日关系

冷战后美国成为东亚大国力量结构中的关键角色,在美、中、日三角关系中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冷战后美国东亚大国战略的核心是如何平衡与中日两国的关系,其战略的嬗变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制约中日关系的外部因素。美国东亚大国战略由均势战略转向优势战略不仅破坏了地区力量均势,而且进一步加剧了中日两国间在安全、历史等问题上的分歧。中日关系的趋冷将对东亚的安全、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亚太大国关系的历史变迁:单极?两极?还是多极?

亚太大国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变迁。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是亚太惟一“超级大国”,在亚太居于支配地位。第二阶段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亚太形成发育不完善的多极结构,这一时期是亚太最动荡的时期。从1945年到冷战结束,亚太大国关系进入第三阶段,其特征是两极结构。以冷战结束为契机,亚太大国关系结构进入第四阶段。第四阶段,亚太大国关系既不是单极结构或“新两极”对峙,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多极结构,而是一种单极、两极、多极结构的混合体。其中美国拥有全面优势,中美关系是亚太支配性的战略关系,但日、印、俄、东盟等力量也将起重要的平衡作用。     

论中日关系的历史与未来

影响中日关系的实质性问题并不是复交与否,而在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怀抱大国之梦,与中国有着深层次的分歧。在热战时代,两国是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水火不容;在冷战时代,演变成了两个阵营的对立;冷战结束之后,综合国力趋近,而国家利益趋远。只有强强共处才能够确保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     

对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安全环境的分析与思考

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没有卷入世界战争及外部入侵的危险,但卷入局部冲突的可能性加大;虽然陆地上总体比较安定,但海洋方面面临的问题增多;虽然传统安全问题方面没有多大的变化,但非传统安全问题增多。今后10年,台海问题、东海问题、南海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将加剧中国卷入冲突的可能;中国与各大国之间战略博弈会加剧,中美的分歧与矛盾仍将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传统安全问题基本平稳,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地位将得到提升。为此,中国需要更好地进行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加强同各大国以及周边国家地区的安全合作;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及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能力。     

印巴冲突的历史根源

印度是个宗教盛行的国家,教派门类繁多,民族矛盾由来已久。17世纪初英国人开始涉足南亚次大陆,英国殖民统治加深了印穆民族矛盾。印巴分治之前,国内党派之间争斗使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在决定印度民族独立时继续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不顾民族感情,随心所欲地划定印巴两国疆界,导致克什米尔问题悬而未决。半个世纪以来,克什米尔成了印巴两国争夺的焦点。印巴长期对峙局面难以改观。     

犹太民族的现实主义世界观与国家安全战略

“生存至上”的原则是以色列独立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基本原则。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理论架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思想同中东国际政治斗争历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半个世纪的阿以冲突和冷战对峙为这一战略提供了得以实施、检验、修正、完善的历史实践舞台,赋予了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强烈的军事冲突特点和冷战斗争色彩。其中的均势外交和武力威慑两大战略构成了冷战时代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的两根支柱,对于以色列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历来被以色列政治家和军事家所倚重。     

中国海权发展战略问题的若干思考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一方面要考虑陆地安全环境改善为相对集中力量发展海权提供的战略可能性,同时更要从海疆安全面临的压力考虑海权发展的必要性;在发展海权与综合国力的关系上,不应如何盘算降低本来已经非常低的海军国防投入,而是应该寻找思路提高海洋经济的综合国力贡献率,进而为海权发展提供动力;在海权发展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关系上,中国海权的发展并不构成导致冲突并阻碍中国和平发展的结构性因素。     

对21世纪初国际环境的几点看法

21世纪初,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态势将有所变化,世界格局多极化将有新发展.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的风光不再,各主要力量经济增长相对均衡化.欧盟、日本寻求独立定位的倾向更显突出,俄罗斯民族主义上升,对外政策强硬面增加,次力量中心进一步活跃.单极与多极的矛盾仍将是21世纪初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它们之间的互动构成21世纪初世界政治发展的主轴.世界各主要力量围绕建立21世纪国际秩序的构筑进行的斗争将全面展开.我国外部安全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军备竞赛不断升级,重要地缘战略地区的动荡增加.美国对我遏制力度明显加大,周边某些国家也出现借超制华倾向.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势力汇聚中亚,对我国西北安全与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论国际形势对当前国内稳定的影响

冷战终结后,世界力量对比变化与中美复杂互动、全球化加速和经济危机交织、互联网发展及多元文化融合,使"中国特色"、"中国制造"、"中国声音"格外醒目,并在客观上导致我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稳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