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方式的私人性与公共性——以民间信仰与基督教为例

中国社会中公私关系的结构性特征,使得宗教信仰方式具有私人性与公共性表达的双重性。其私人化的体现,仅只是因为公共化表达方式所需条件的不足而不得不局限于私人层面;而在宗教本身所包含的公共性层面则因制度支持的缺失,未能在公共领域中建构公共性的信仰方式。这就构成了欧洲社会中因为宗教的多元化所导致的那种私人化信仰方式的基本差异。民间信仰与基督教分别所具有的私人性、公共性及其二者之间的相互转换,表明了公私关系界定模糊的社会结构对于这两种信仰方式的深刻影响。     

协商致“公”——基层协商民主与公共性的重建

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公共性重建的根本命题,公共性阙如是当下社会治理面临的深层困境。发展基层民主是培育公共性的重要途径,公共性是协商民主的目标和"试金石",协商致"公"为两者的统一。公共性体现在个体、社会和国家这三个不同层面,基层协商可以按照是否涉及决策和决策权力主体划分为四种类型,它们在促进不同层面公共性的成长上作用也有所区别。基层协商的主体确定、议题选择、程序设计等环节均蕴含着公共性的载体发育及建构途径问题。新的公共性既保障个体权利和自由,又超越个人偏好,利益指向公共理性和公共利益。公共性的重建一方面需要国家权力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也需要公民从私人领域迈向公共领域。     

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及其对公共治理的实践价值

基于对德国纳粹极权统治和"领袖原则"的反思,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这一独具内涵的概念。哈贝马斯力图将西方近代以来具有个人主体性的"市民社会"概念改造成具有公共性的"公共领域"概念,从而把分散的个人力量凝聚为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舆论,以抵制国家权力和领袖权威对社会力量的排挤和公民权益的侵蚀。但这一理论努力却遭受来自社群主义者沃尔泽、新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多元主义者麦卡锡等思想家的理论质疑。尽管公共领域思想也存在理性共识达成和公共舆论去私人化的困难,但它决不是远离现实的"乌托邦"概念,"公共领域"内涵的一系列积极的观念(包括具有经济力量和理性能力的公众参与、基于公共舆论力量的公共批判、超越于私人利益博弈的公共性立场)为公共治理实践提供了推动力量和思路指向。     

政府公共性的多维度分析

政府公共性具体体现在政府执掌的是社会公共权力、政府贯彻执行社会公共意志、政府谋求的是社会公共利益、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政府承担公共责任和政府的行为应公开透明这六方面。政府公共性的理念支点是公共精神,现实载体是公共政策,物质保障是公共财政。政府公共性从历史看经历了一个产生、丧失、膨胀和转移的复杂过程。现代社会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第三部门的崛起,出现了私域公共性的觉醒,政府公共性逐步向社会转移。政府公共性的丧失和政府公共性的转移虽然表面上都表现为政府公共性在量上的减少,但其实两者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政府公共性的丧失是强政府弱社会的必然结果。而政府公共性的转移体现出社会在力量壮大之后,要求政府将一部分管理的公共事务交给社会,实现部分权力向权利的回归。     

公共性:现代公共事务治理的价值回归

现代公共哲学努力践行在多元共生理念统合下实现互利共赢和价值共享。它是基对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缺陷及其后果的反思,其目的是通过强调公共理性,建立社会共识,崇尚公共精神,重构共同体和公共领域来摆脱社会治理困境。公共性意味着在一个敞开的公共领域因他者的存在而获得自我在场的真实体验。公共性是以凸现人的主体性和社会公平正义为基础,是为了消解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对立。自主性、多元性和共同体是现代公共性的核心概念。我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之中,公共性问题也日益突出。在重建公共性过程中,要注重公共性与市场性的融合、宪政秩序的构建、公民社会的培育、公共精神的构建、公民参与的扩大。     

多重逻辑下的网络公共领域建构

公共领域的建构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主要包括媒介、主体与商谈这三大结构性要素,以及公共性与批判性两大价值性要素。网络作为一个开放与平等的话语表达平台,推动了公共领域在虚拟空间的延伸,催生了传统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网络公共领域在技术逻辑、权利逻辑与权力逻辑等多重逻辑作用下得以建构。     

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内在意蕴

公共政策是适应社会公共生活而产生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构成了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政策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以公共权力为依托、以公共秩序为归宿。这构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内在意蕴。公共政策在公共权力的支撑下,通过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来实现公共利益,从而也为社会公共生活建立起新的公共秩序。这是公共政策对社会公共生活的价值所在。     

日常生活视角下的社会公德建设

社会公德是公共生活道德,它不仅能够有效地化解公共场所可能产生的各种矛盾,起到社会人际关系"润滑剂"的作用,而且有助于提高社会个体的公德素养,进而形成群体性的社会精神能力,形成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整个社会的公共精神. 现代日常生活的公共性使日常生活与社会公德存在密切关系.因此,研究日常生活中如何加强社会公德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构建社会建设的“共识”和“公共性”

公共性是提升社会自我协调能力的基础。“公共性”作为一个学理概念,有其复杂的理论渊源和不同层次的指涉。简单地讲,其涉及人们从私人领域．中走出来,就公共问题开展讨论和行动,在此过程中个体实现从私人向公民的转化。纵观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公共性是激发公众参与意识、培育“公平正义”社会价值、提升社会自我协调和管理能力的基础所在。     

论国家官员的隐私及其伦理限度

国家官员所据有的公共职位使其身份具有公共性并由此而有了与公共目的实现相关联的公开性要求.与此同时,国家官员所具有的公民身份则使其呈现出私人性的一面并由此而形成了隐私利益及与之相应的不公开要求.虽然国家官员基于其公共身份所导致的公开性要求与其基于公民身份而发生的不公开要求互为反向,但由于国家官员的公共身份与其作为社会单个成员的公民身份都是不可否定的,因此,这两种互为反向的要求又都各自有其存在的正当性根据.然而,国家官员的隐私利益,只有在不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才具有受到保护的合理性.而一旦国家官员的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则国家官员的隐私利益就应当让位于公共利益,即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国家官员的相关私事或个人信息就是正当的.     

私法与公法：体系的对立与规范的混合——兼以民法的公私法属性为视点

为有助于化解公私法划分及部门法公私法属性之争议,用历史实证的研究方法,呈现近代私法、公法的体系划分以及公私法与民法等部门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律传统的历史性自然延续,经历了从规范、学说体系到部门法的演变;借助于现代法学方法论,解释现代法学家对公私法分类传统的质疑,实质上是揭示出以法律文本为表征的民法等部门法内在规范组成要素的公私混合性,这是自罗马法以来的一种法律文本之常态;要合理考量公私法之间的关系及它们分别与部门法的关系,应立足于三个视角加以区分：传统与体系;规范;本体规范。     

刑事预审程序的理论研究

文章对预审程序与公诉权的关系 ,预审程序的性质和功能及当代世界各国的预审模式等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 ,认为预审程序是对公诉权滥用的有效制约机制 ,它本身不是裁判权 ,而是一种司法审查权 ;起到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和分流案件及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研究预审程序有助于完善我国的诉讼机制 ,使刑事诉讼朝民主、经济的方向发展。     

人类“公共利益”正当性的探求与“公共悖论”的有效化解

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作为一种"价值两难",是人类自身生存和实践的常态,是受生存规律的制约而形成的人类不得不面临的基本现实;对公共利益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抽象的道德原则向具体个体的共同福利转变的过程。在现实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通常表现为所谓的"公共悖论":多数选择与正义原则之间的冲突;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等。     

当前我国公共行政范式的构建与发展

当前服务型政府建设遇到很多技术问题,特别是大部制改革背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要求必须对当前我国公共行政范式建设深入思考。根据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及西方政府的发展经验,我国公共行政范式处在旧范式的基础正在破碎,新范式基础尚未建立的阶段,该阶段的范式构建要以现代管理型政府为基础与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并重,借鉴西方政府建设实践,关注我国政府发展的实际状况。     

从公法性角度对劳动法律关系重新定义

我国劳动法律关系概念存在公法性考量的不足。以劳动法是公私混合法为出发点,从公私二分法新角度对劳动法律关系概念进行重新界定,这样概括出的劳动法律关系的新概念,可以帮助解决一些劳动法中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难题。     

工会公益性研究

工会的公益性,是指工会为广大职工全方位发展所提供的服务与引导,它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非强制性和社会性等特征。为使这种公益性能得到最大化发挥,应从法律和经济上确保工会的独立自主,促进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构建服务性工会。     

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探讨

公民的政策参与是现代的公共政策的基石。尤其是非营利组织兴起以来,这种参与由公民的个体参与转变为组织性的活动。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也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虽然它本身还有很多局限性。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的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并主动吸取非营利组织参与政策制定。     

迈向统一的公诉政策——以实践中两类公诉政策的适用为分析对象

在对几个基层检察院的调查中发现,实践中存在基于某方面公诉政策的公诉裁量,但检察官在适用公诉政策时有不同的行动机制。这一行动机制在表面上与检察院推行的业务考评机制有关,但更为本质的原因在于实践中一些公诉政策的不明确性与非统一性,甚至非正当性。检察官在公诉政策不明确与非统一的情况下,绝对地排除其适用并不符合现代公诉制度发展的趋势,而且还会引发其他一些问题。基于此,有必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明确与统一的公诉政策。这除了可以实现通过公诉政策调控公诉制度运作的目的之外,更为现实的意义还在于可以阻隔种种非正当性因素对公诉制度的渗透以及增强公诉制度运作的透明性。     

公共利益的双重构造——基于公法与私法区分理论的分析

公共利益的法律意义,是关系到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划分的宪政问题。以公法与私法之区分理论为分析框架,是实现公共利益含义具体化的重要进路。在公法、私法两个法域中,公共利益分别体现为：价值定位上的内在根据与外部界线,规范模式上的命令性规范与禁止性规范,法律后果上的法律制裁与行为无效。     

现代公益事业法人治理结构研究

公益事业单位既是中国事业单位集群的主体,也是分类改革后能够继续保留在国家事业序列内的唯一类型。现有公益事业单位虽然在职能目标上符合国家事业的要求,但在组织形态上还需要进一步转变成为"现代公益事业组织"。在法人自治基础上的科学管理是现代公益事业组织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特征,公益事业单位内部治理模式改革的核心是构建与组织属性相符合的法人治理结构。公益事业单位由于其职能范围的广泛性、组织地位的独立性以及行为目标的公共性,适宜采用"理事会+执行负责人"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还应建立一个由利益相关人广泛参与的共同治理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