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才立法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正> 目前我国知识界、科技界和人才理论界对“人才立法”的呼声甚高,普遍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人才问题需要从法律上制定一系列有关人才问题的立法,使人才问题制度化、法律化。但是涉及到人才立法应该怎么立、立哪些法,它的立法原则是什么这样一些具体的法律问题,这就需要法学界作深入的调查分析和理论研究。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从法学的角度作初步的探讨。     

宋代检验制度探微

宋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重视法制建设的朝代。为了适应司法检验的实际需要,宋代统治者运用编敕的立法形式,在继承前朝立法成果的基础上,对检验制度进行了许多补充和创新。宋代检验制度的特点有二:一是检验的规则完备、系统,实现了制度化、法律化;二是重视程序的价值和功能,设定了严密的程序约束检验官吏权力的行使。     

论动物福利立法的限度及其定位——兼谈动物福利立法中动物的法律地位

从道德和道德法律化的角度看,给予动物福利其实就是科加人对动物的道德义务,而动物福利立法的实质便是把这种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即实现动物道德的法律化。不过,动物并未就此获得法律主体地位,它只是一种"物格"弱于一般客体物的"准物"而已。由于道德法律化是有条件的,动物福利立法也应有限度,只有那些获得社会普遍认同和共同遵守的基本动物道德,才可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规范。对此,我们可用"利益关系分析法"和"利益层次分析法"来大致界定"基本动物道德"的范围;用自卫原则、对称原则、最少损害原则、分配正义原则以及补偿正义原则,来对动物福利立法进行较明确的定位,以妥善处理动物福利和人的利益的关系。     

从立法角度解读道德的法律化

如何解决“道德滑坡”现象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在立法领域,道德的法律化自然成为现实的需求.中国传统法律中所蕴含的天然血缘性,为当前我国道德的法律化提供了批判的思路.通过简单回顾和梳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脉络,以期在现代立法中实现道德法律化的有效性.     

从中西立法看道德的法律化

道德的法律化是中西立法实践中常见的现象 ,其实质是把一些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 ,把道德原则转化成法律原则。但在把道德法律化的实践中 ,那些被法律化的道德必须是能够为社会的主流所接受和践行的道德 ,应注意避免把过高的道德义务转化成法律义务。     

关于建立我国立法助理制度的探讨

立法助理制度是随着近代各国立法工作专门化和立法机关职能不断强化而发展起来的、协助立法机关工作的一项制度。从美国立法助理制度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立法助理制度在现代立法实践中的意义。我国的立法助理制度虽已有初步尝试,但离规范化、法律化和制度化相差甚远。为提高立法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我们有必要借鉴美国等国家的有益经验,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立法助理制度。     

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一概念首次见于我们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其中写道：“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此后，党和国家一些领导同志的报告和讲话，多次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问题。     

社会保险立法述评

历经16年艰难立法历程的《社会保险法》终于在2010年10月28日出台。《社会保险法》采用了"五险合一"的综合立法模式,彰显了保障社会保险权的立法理念,体现了借鉴国际经验与从国情实际出发相结合的立法原则,采取了规范性立法和纲领性立法相结合的立法技术。《社会保险法》的颁布是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法律化的标志,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法制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论宪法的人民主权原则

人民主权原则是近现代民主国家赖以构造的根本宪法原则。本文阐述了宪法原则的概念和特征,论述了人民主权原则与其它宪法原则的关系,认为人民主权是宪法产生的重要思想根源,人民主权的制度化、法律化是宪法的精神实质,人民主权是宪法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     

中国的法治建设: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

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中国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人权保障事业不断法律化,制度化.     

知识产权通则:立法进程中的一种尝试

在中国知识产权的立法进程中,存在“单行立法”、“一般性规定”和“法典化”三种进路,它们基本上沿袭了世界上既有的知识产权三种立法模式。“单行立法”模式容易导致条文之间的矛盾、冲突与重复,“一般性规定”模式面临着逻辑上和实践中的困难。在中国语境下,“法典化”具有一种比较优势,但不具有现实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制定一部知识产权通则的构想。     

刑事诉讼中的亲属拒证权制度研究

亲属拒绝作证权制度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证据制度,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刑事证据立法中都有明确规定。我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亲亲相隐"制度规定。确立亲属拒证权制度,对于弘扬传统的伦理道德,充分保护公民人权,提高法律效益,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推动我国法治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部门利益法制化”的遏制

政府部门立法或人大委托政府部门起草法律法规时，政府部门往往会将自身权利最大化、自身义务最小化，把不正当的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夹带进来，从而导致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出现。部门利益法制化使得当前相关的立法质量得不到切实保障。在中央和地方立法中，部门利益容易导致权力与权利关系的不平衡，权力与责任关系的不协调，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不一致。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社会多元化和利益格局多元化，其必然又带来中国立法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利益博弈。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保持法律法规公正、集中地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遏制“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而拓宽法律法规起草渠道、规范法律审议程序、立法公开透明化等具体措施可以从源头上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     

西方社会管理模式的发展变迁及启示

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背景,世界各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管理模式,“大社会、小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之一.西方社会管理的发展变迁及成功经验显示出,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分权与自治、管理方式的市场化以及广泛的公众参与已成为各国社会管理模式的主要创新要素.我国社会管理应当坚持深入地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市场化与公众参与的制度化.     

论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的合法性问题

计算机软件产业的发展对各国的知识产权法体系提出了挑战。从各主要发达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看 ,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的合法化已经成为趋势 ,我国应借鉴这一思路 ,在计算机软件保护立法中规定反向工程问题 ,以使软件权利人的权利与对其的限制达致平衡。     

内地与香港移交逃犯合作之法律障碍及对策分析

迄今为止，我国内地与香港两地之间尚未签订任何刑事司法协助协议。由于两地法域之间存在明显的法律冲突，为司法实践中准确快速缉捕和移交逃犯设置了诸多法律障碍。因此，有必要对内地与香港有关逃犯移交方面的立法现状进行梳理比较，就两地在移交逃犯合作中存在的法律障碍，从签订两地移交逃犯协议中应遵循的原则、适用的程序和执行主体的角度探讨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尽快实现两地移交逃犯合作的法律化、制度化。     

提高金融包容:一个银行法的视角

通过提高金融包容促进人类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未来金融法改革,无论是立法还是监管实践应充分考虑金融包容.从银行法改革来看,提高金融包容应与维护银行体系稳定和保护存款人利益共同作为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作为法定的权利,公众获得生命线性的银行服务,可以通过银行社会责任的法定化来实现,并通过私法和公法强制实施.从激励相容和成本效益监管原则出发,对提供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必须实施差异化监管.     

论行政立法中的利益表达机制

利益是人类实施一切社会活动的内在因素,利益表达是利益实现最首要、最重要的环节。利益表达作为立法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决定了立法活动能否顺利进行。行政立法中畅通的利益表达,能够缓和行政机关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冲突,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推进我国法制化进程。     

地方创新性立法的限度及其规范化

地方创新性立法是推进地方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手段,鼓励地方立法创新是完善我国立法体制的应有之义。为实现地方创新性立法的规范化,应明确地方性事务的判断标准,引入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立法决策量化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