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合法化资源与农民工的利益表达——基于农民工1733份领导留言的文本分析

农民工的利益表达一直是地方政府非常重视的议题。但是,其表达方式尤其是他们是如何把自己的利益赋予合法性仍缺乏中国化的研究。论文通过对1733份农民工领导留言的文本分析,深入观察到诉求者“利”的合法化方式和策略,以及内化的“情”“理”“法”的文化心理结构。研究发现,在“重义轻利”为主导的文化心理框架下,诉求者需要把“利”合法化。通过“情”“理”“法”来赋予“利”以道德涵义和逻辑,从而形成了“情”“理”“法”的交互关系。由此,论文根据“情”“理”“法”的三者关系把合法化结构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的情理法模式、理想型的法理情模式和现实型的理情法模式。以“理”作为评判底层民众利益表达行为的标准和尺度存在模糊性的风险。现实型的理情法文化心理模式意味着诉求者的心理结构仍然处于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过程之中。为此,政府在处理诉求者的利益表达时需要加强法治化的引导。     

论妨害货币犯罪的立法完善

一、妨害货币犯罪的对象 关于如何界定货币范围的问题,各国刑法的规定不一,大致有以下几种立法形式;(1)从广义上把作为伪造货币罪对象的货币,规定为包括硬币、纸币和银行券。例如,《瑞士刑法》第240条规定:“意图充当货币,流通使用,而伪造硬币、纸币或银行券者处重惩役。”(2)从更广义上把伪造货币罪的对家范围扩大到包括硬币、纸币、银行券和有价证券。例如,《泰国刑法》第240条规定:“伪造硬币、银行或其他经政府印发或授权印发之货币、或政府债券或附属之利息债票者,为伪造货币罪”,这里所指的“政府债券或其附属之利息债票”,显然是一种有价证券。(3)从狭义上把伪造货币罪中的“货币”限定在硬币     

简论行贿罪之“不正当利益”

《刑法》第389条第一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对于“不正当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理论界和实务界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类：第一类认为是非法利益；第二类认为是非法利益和其他不应当得到的利益；第三类认为是非法利益和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的不确定利益；第四类认为是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利益违背职务上要求的利益①。从此四类观点分析，非法利益是公认的行贿罪之“不正当利益”，分歧在于“不应当得到的利益”、“不确定的利益”、“违背职务要求的利益”，这是从不同角度所作的分类。笔者以为利益无论如何分类，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手段才能取得，并且刑法是通过评价人的行为即取得利益的方式手段来对不同种类的利益加以评价。笔者从获取利益的方式手段上将利益分为如下三类，便于从刑法的角度讨论行贿罪之“不正当利盆。     

烟草行业利税超万亿元不是好事

2014年,全国烟草行业工商税利突破了万亿元大关,尤其是在全国经济增长呈现下滑趋势的当下,烟草行业利税再度大幅增长,这似乎是一件幸事。但是,有不少专家算的一笔账是:烟草税和医疗成本最终会抵销。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国政府当年的烟草税是若干亿美元,那么20年后,这个政府将不得不用当年所征收的烟草税的2.8倍来支付因吸烟带来的     

浅论民法典限制政府官员隐私权之宪政意义

限制政府官员的隐私权 ,意味着媒体权力在其私域可以得到相应扩张。由于其在选任、监督以及激励政府官员上 ,于人民具有重大意义 ;而且 ,即使于政府官员而言 ,也并非百无一利。故人民即便是在对政府官员因其隐私权受限而可能遭受之损失进行相应补偿后 ,也仍可从中获取较大利益。这样 ,于民法典中规定限制政府官员隐私权之条款 ,便与人民求利之天性相契合。故其具有重大的宪政意义。     

评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

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是现代冲突法理论中最有影响的主张之一。本文从介绍该学说的基本内容入手,探讨了所谓的“政府利益”,分析了本州利益与外州利益以及全社会利益的关系,并从多种角度,诸如“虚假冲突”与“真实冲突”,柯里学说的可操作性、可预见性及精确性,成文法与判例法,“比较损害”问题等等,对“政府利益分析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者同时还论及了柯里学说的不足。     

政府短期行为分析

政府短期行为反映的是公共政策制定者强烈的时间偏好。政策制定者的时间偏好越强,表明他越追求短期利益或者说眼前利益。对短期利益的强烈偏好,将导致对长远利益的漠视,对社会公共事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背逆。为了追求短期利益,政府往往会走“多、快、好、省”的路子,实行“多投入、快效应、好攀高、省程序”。于是,单一的政策效应成了草率立项、违章操作、偷工减料、环境污染、片面发展等现象的“通行证”或“免罪牌”。     

论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中“利益”的判断标准——以加拿大和巴西的三起飞机补贴案报告为例

“利益”是构成补贴的核心要素。本文根据加拿大和巴西的三起飞机补贴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关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对“利益”所作解释,归纳指出“利益”的判断标准是看其是否给接受者带来了较正常商业待遇更优惠的交易条件,而且不以政府净支出的存在为前提,并强调“利益”在补贴定义中的独立地位。     

论“圈地”现象背后地方政府的利益追求

本文从近期的“圈地”热潮开始谈起,分析了土地与土地权,国家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三组关系,讨论了其对征地的影响,并将重点落到地方政府上面。然后,用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论证地方政府“圈地”追求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垄断利润,而是其他一些利益。文章提出了建立一套利益制衡机制以遏制地方政府利益追求,试图以此来规范征地行为。     

切莫“见利忘纪”

近几年，那种无视党的纪律、想趁改革之机捞一把的“见利忘纪”之举，在少数党员和党员干部之中很有点市场。有时，他们还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党员难道就不能发财吗？”利，与人们的生活是紧密相联的，我们大可不必搞什么“君子不言利”之类。但利又是多种多样的，有国家利益，也有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有眼前利益，也有长远利益。一个人一旦成为共产党员，他考虑一切问题，首先想到的应当是党和人民的利益，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决定的。违背了这个宗旨，就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行为。自然，党员也有个人利益，党员干部所领导的单…     

从经济学角度透析腐败

从经济学角度看腐败的产生我认为有下面几个原因。 一是经济转轨时期“寻租”活动猖狂。由克鲁格创立的寻租理论指的是针对政府官员和国有资产所进行的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行为。改革中掌握着很大权力的经济管理部门必然成为各类经济实体的“公关”对象，因此产生腐败的机会较多。另外，一些政府官员也常常人为地“设祖”去谋取利益。 二是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与信息不对称并存，形成体制漏洞。到目前为止，不少国有企业的终极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并未理清，双方责、权、利关系不明确，导致实际上无人真正对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负责。在这…     

不正当利益不应成为构成行贿罪的主观要件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从刑法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行贿人行贿的目的必须是获取不正当的利益，谋求正当利益的不构成行贿罪。1999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中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从“两高”的解释看，只要是违反法律或政策规定的利益，或者是通过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或政策行使职权而得到的利益都可认定为不正当利益，但不正当利益，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不易认定和把握。仅依据“两高”的司法解释还不能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振兴东北 政府一定要“当主角”吗？

目前，东北三省已经掀起了争上项目的“比学赶帮超”的热潮，在投融资体制不健全，政府投资决策失误难以追究责任的情况下，政绩驱动下的政府投资，很难避免盲目决策和重复建设。因此，政府必须从“投资一线”退下来，把立项和投资的权利还给企业，让具有独立利益的企业去“冲锋陷阵”。     

利用原职务获取专利技术资料重新谋利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案情】 1997年1月,李某、边某在任天津市长龙链式输送机厂副厂长(以下简称“长龙”厂)期间与他人密谋从该厂辞职后合伙经营天津市环龙燃气设备制造厂(以下简称“环龙”厂),生产“长龙”厂同类产品。为获取非法利益,二人分别利用职务之便,采用欺骗手段非法获取了“长龙” 厂的主要产品设计图纸。其中李某非法获取了具有4项专利技术的15公斤和50公斤液化石油气成套罐装输送设备图纸(评估价值130     

“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探析

“利益相关者”治理就是要让所有通过专用性资产的投入,而为企业的财富创造做出过贡献的产权主体参与到公司的治理中。“公司所有者”理解的更新,人力资本因素地位的提高,社会契约理论,管理的伦理道德化及社会本位思潮,是“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产生的理论基础。比较国际上几种主要的“公司治理模式”,“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较符合我国的法律选择。“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的法律价值是社会正义和经济民主,“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与公司的社会责任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利益相关者内涵更加明确。“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并不是最完善的,它只是在诸多的公司治理模式中的一种,但它顺应了世界范围内的公司治理模式从单边治理走向多边利益主体共同治理的趋势。     

效率、效益及提高管理效益最大化的研究

“行政效率”与“行政效益”这两个概念常被学界所混淆。本文在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甄别的基础上,通过人的“天性一致”定理入手,分析“经济人”注重投入产出比,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政治人”的趋利却不在追求管理效益最大化,反之,他会以低效率和高成本的投入获取低效益并从中求得个人私利最大化。这是一个悖理,悖理的存在有其客观的原因,在理清原因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提出提高行政管理效益可采取的有效举措。     

孔子“义利”观与现代法治和谐理念

孔子思想是第一次文化轴心时代人类思想的伟大创造,儒家社会理想的本原是“和谐”。孔子纳“仁”入“礼”,希望通过体现以民为本的社会正义观的“礼法”体系去整合社会,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在孔子的利、义观中,个人之“利”与个人之“义”并不相互冲突。孔子的“义利”观体现了法律的利益调控功能与正义价值的和谐统一,与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有契合性。孔子思想中所体现的“利”与“义”的和谐统一观,对今天以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先用权之学理展开与制度完善

先用权是专利法和商业秘密法的交叉点,它承载着三重相竞争的利益:先用权人继续实施发明的利益、专利权人获得有限的排他权以收回科研投入成本和获取利润的利益、传播发明和鼓励创新的公共利益。我国专利法应当对先用权获取要件、先用权范围和先用权的转让等规定进行修改,以实现这三种利益的平衡以体现法律的公平效率理念。     

河南驻马店的招商陷阱

确山县政府以矿产资源进行招商引资，投资者在投入数百万元即将获得产出的时候，驻马店市国土部门却以欺骗的方式强行将该矿资源“一女二嫁”，使原投资者血本无归，而其中隐藏的官商利益链条也在招商引资背后渐渐浮现     

性贿赂:立法的必要与可能

受贿者与行贿人之间的不法交易,是通过“贿赂”这一中介得以实现的。为官者有权,借此以权谋利;行贿人无权或者权职低微,需要借助权势达到己利,于是只能以利相诱,换取权势。“贿赂”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尽管古今中外各国立法对“贿赂”范围的规定各有不同,专家学人也有不同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