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民执法：一项中国封建狱政管理制度的考察

中国封建社会在狱政管理上采取贱民执法的方式，狱卒既是身份低贱、待遇低下的群体，同时又是监狱重地最基层的管理者，他们的法律地位与实际生存状态极具反差。这一历史现象的形成具有多种原因，封建监狱的性质、募役制的实行是其产生的背景，更重要的则是儒家观念的影响。     

对“质疑”的反思——与孟勤国教授商榷

《法学评论》２０００年第２期所载孟勤国教授《质疑“帝王条款”》一文（下简称《质疑》） ,反弹琵琶 ,对我国民法学界关于诚信原则的主流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笔者读罢 ,觉得该“质疑”颇值商榷。《质疑》对“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 ,其实质在于授予法院（法官）以自由裁量权”的观点提出了四点质疑 ,笔者针对这四点提出自己的意见。（一）《质疑》提出 :“诚信原则能否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一般认为 ,自由裁量权乃立法、司法关系及其权限的体现 ,在大陆法系中 ,依例属于公法范畴。诚信原则……是一条私法原则 ,私法原则…     

“暗中执法”有正当性——兼与陈年冰同志商榷

“暗中执法”或许有不甚妥当的地方,但尚谈及不到违法的问题,因而无法得出其有悖法治基本精神的结论。“暗中执法”能够实现维护道路交通管理秩序的原初目的,因而其目的是妥当的。基于目的妥当性的逻辑前提,交通警察部门进而采取的执法行为是符合比例原则的,因而是合理的。“暗中执法”在具有诸多优势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缺陷,交警部门对此应加以克服。     

重思“特拉华迷思”——兼与傅穹教授商榷

在美国州际吸引公司注册的竞争中,特拉华州胜出,学界对此提出不同派别的猜想。特拉华州公司法偏向管理层而牺牲股东的利益还是偏向股东,目前尚无定论。特拉华的成功,很可能不仅仅在于其立法的先进,独特的司法体系和政治文化背景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超越特拉华成功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对公司注册有吸引力的公司法是否等同于有效率的公司法。     

“物权法之争”与宪法解释——兼与童之伟教授商榷

文章以物权法草案的违宪之争为例,专门梳理了关于宪法解释的基本的理论预设、宪法解释的权力边界特别是对政治性争论的应有态度和对宪法条文冲突的解决方法,并结合我国的宪法解释实践,对我国的人大常委会在宪法解释中的得失进行了探讨。     

对“质疑”的质疑——与张宗厚同志商榷

近年来,法学理论界出现了一种否定法的阶级属性,否认法的起源与消亡规律的倾向。张宗厚同志的《对法的三个基本概念的质疑》(以下简称‘张文’)一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法的本质属性及法的起源等问题是法学理论中的重要基础课题,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结论的科学与否,更涉及在法学理论研究中是不是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     

“检察一体”法理原则的本土证伪——兼与张建伟教授商榷

检察一体原则起源于日本,制度化于我国台湾地区,其核心含义在于“检察总长”统率全体检察官,上级检察首长指挥监督下级检察官。因德日韩等大陆法系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检察官享有独立检察官署和侦查主地位,但其宪法地位不足却又受“司法总长”和“检察总长”双头领导,为排除和防御外部不当干预并预防内部检察官滥权枉法,故强化检察一体原则。我国大陆地区检察机关虽享有崇高宪法地位,但其独立性却不足,既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同级党委及其政法委的监督领导,也受同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掣肘。我国检察系统领导关系之上命下从,在于检察院之间以及各检察院内部,与德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之“检察总长”领导每一位检察官不具有可比性。故近年司法实践中兴起的检察官跨级跨地调用所依据的检察一体法理原则,显然与我国检察领导体制不符。     

证据法功能之探讨——兼与陈瑞华教授商榷

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证据法基本上都是围绕查明事实真相这个中心发展的。因此,保证司法人员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是证据法的基本功能。通过对证据规则的解析可以发现证据法的功能具有多元性:保证查明事实真相、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率、规范侦查行为等,而其中居于首位的功能还是保证查明事实真相。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证据法的功能已经从认识论的范畴扩展到了价值论的范畴。     

古典自由主义再审视——兼与周保松教授商榷

<正>近读周保松教授"什么是自由主义"一文,不免产生了颇多感想与疑惑。通过该文的解释,自由主义(或如作者所称"左翼自由主义")看起来已经解决了其一直以来面临的几乎所有难题,如"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公"、"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泛滥"以及归根结底作者全文也力图弥补的"自由主义的德性缺陷"等难题。笔者无意于否定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建立民主政治、共和宪政及尊重个体自由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但该文对自由主义的综合判断读来令对自由主义有兴趣的学者们总有不满足之感:是不是该文     

论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兼与朱新力教授商榷

当前,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法院调解现象,这与《行政诉讼法》禁止调解的规定形成冲突。实践表明,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行政诉讼法》应当适时加以修改,确立有条件适用调解的原则,同时明确规定调解适用的原则和范围。     

再论初查——兼与《质疑经侦“初查”制度》一文商榷

为保障公民免受无理追诉,刑事诉讼的启动程序——立案历来备受关注。作为立案的有机组成部分,初查在侦查实践中已经获得普遍广泛的适用。然而,由于缺少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初查受到了质疑与非议。宋阳同志在《中国刑事警察》 2004年第4期所撰写的《质疑经侦“初查”制度》(以下简称《质疑》)一文认为:初查欠缺法律依据;初查具有一定的危害     

“儿童读经运动”质疑——与南怀谨先生商榷

儿童读经运动以“填鸭”、“填牛”之强制灌输方法，让儿童死记硬背、生吞活剥古代“经典”，企望以此使儿童获取“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劳永逸”之学问，这公然悖离了儿童教育的近现代观念，是走历史的回头路。儿童读经运动是不可能扫陋习、除时弊、正世风、开新学的，更不可能建设现代化、全球化之化中国。南怀谨先生对儿童读经运动的支持，对传统教育中记诵方法的推崇，对新旧教育的某些认识和评论，以及退回旧式教育的主张，都是值得商榷的。南怀谨先生主张的儿童读经运动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是因为当代中国化尚未从根本上接纳近现代形态的儿童教育观念。     

互易毒品行为定性“相对说”之提倡——兼与孙万怀教授商榷

互易毒品与贩卖毒品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将互易毒品行为一律不作为犯罪处理或一律作为犯罪处理,在方法论上存在错误,由此而划定的互易毒品的内涵,也为罪刑法定原则所不容。根据互易毒品的形式与实质,结合现行刑法关于涉毒犯罪的规定,确立＂相对说＂将成立买卖关系的高纯度与低纯度毒品、硬性毒品与软性毒品以及相同纯度但数量不等毒品间的互易,作为贩卖毒品罪处理,其他情况的互易毒品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才是合适的。     

对《“判断证据”质疑》的质疑——与雷震同志商榷

<正> 《法学季刊》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刊登了雷震同志的《“判断证据”质疑》一文(以下简称“雷文”),读后很受启发,感到它确是别开生面,提出了新问题。在审判实践中或法学书刊上对有关证据的一些概念,确实如雷文所指出的有不同的理解,因而也确实如雷文所说的存在着矛盾的情况。但是,我认为雷文并没有解决它所提出的矛盾,而且雷文本身也有矛盾。因此,我又提出“质疑”,与雷震同志商榷。一雷文的主要论点是;证据和证     

论行政立法回避制度——兼与杨建顺教授商榷

行政立法回避制度做为一种民主立法制度应当在我国行政立法活动中得以全面实施,并且其是提高行政立法质量、增强行政立法法律文件实效之本源。行政立法回避制度之所以能够做为一种民主制度存在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为充分发挥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作用,必须从立法上予以完善,明确投标单位、被委托的专家或组织应具备的资质,并走政府规章制定的职业化之路。     

平和窃取说之批判——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在盗窃罪上主张秘密窃取说,遗憾的是,不少教材采用该观点时用主观秘密性作为判断盗窃罪有无客观秘密性的标准,由此招致了批评。张明楷教授借鉴德日刑法理论,提出了平和窃取说,并对传统的秘密窃取说展开批判。平和窃取说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在运用历史解释、比较解释方法方面并不成功,对其自身衍生问题的解决方案也不理想,不宜为我国刑法理论和实务界所接受。在我国目前的刑法语境下,秘密窃取说具有形式和实质上的合理性。     

洗钱罪的基础问题辨析——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在我国和国际社会强化打击洗钱罪的大背景下,对于作为洗钱罪基础问题之一的侵害法益,不仅要从微观层面进行刑法教义学的研究,还需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予以更高层次的理解,分析洗钱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相联系的新型关系,认识到洗钱罪在侵害法益上的巨大转型。基于惩治洗钱犯罪和满足国际标准的特殊考量,我国立法机关将《刑法》第312条规定的赃物犯罪纳入广义的反洗钱罪名体系,致使该罪在立法和司法层面均具有传统赃物犯罪与反洗钱的双重属性。据此,对于洗钱罪与赃物犯罪之间关系的基础问题,我们应该从刑事立法的背景、实然规定和体系性思考等多维度加以分析,不能仅停留在传统赃物犯罪的单一角度来割裂思考,两者存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在反洗钱罪名体系中,洗钱罪与赃物犯罪属于特别罪名与普通罪名的法条竞合关系。     

审判委员会法律组织学解读——兼与苏力教授商榷

组织功能在技术层面上由组织结构保障。审委会纵横交叉的"十字形"组织结构,决定了它不具有以苏力为代表的社会结构与功能论的解决疑难法律问题、抵御行政干预、提高法官素质等"对法官的功能",但具有降低不确定性风险的组织功能。这种降低风险的方式是以不确定性来应对不确定性,以牺牲司法确定性为代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审委会是中国法院的一种反司法的制度。     

论监狱的行刑主体——兼与张全仁教授商榷

监狱行刑主体应当是根据国家法律的授权，行使行刑权的主体，只有监狱才是监狱行刑的主体。监狱行刑主体不等同于监狱行刑法律关系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