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法的理念与中国预算法的完善

在市场经济国家,作为财政法之重要组成部分的预算法,其对于政府财政行为的有效约束、公共财政职能的充分发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我国,因现行预算法存在不少缺陷,导致其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故预算法的修改已被纳入了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但学术界就如何完善预算法却看法不一。我们认为,只有从预算法的理念出发,才能寻求到预算法修改与完善的整体思路。鉴此,拟从三个方面就预算法的理念与中国预算法的完善进行探讨。     

预算法基本原则与中国预算法的完善

完善现行预算法，不仅是加强预算监管的需要，而且也是完善我国公共财政法律体系的现实需要。笔者认为，预算法的完善，首先应当研究其基本原则，因为基本原则是一个法的灵魂和核心。但令人遗憾的是，预算法封此未加规定，法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十分薄弱。有鉴于此，加强封预算法基本原则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就此提出了预算民主、预算法定和预算公开这三个原则，并就如何完善我国预算法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预算法两个基本问题的再探讨

预算的概念及其特征是预算法中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法学界对这两个基本问题缺乏研究,现有表述只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而修订和完善《预算法》,首先必须对此加以重新认识和探讨。     

试论《预算法》的理念及修改方向

《预算法》的理念,是《预算法》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和灵魂,是反映《预算法》之实质、指明《预算法》之目的、揭示《预算法》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所应达到的应然状态、预期效果的总体的价值取向。它像一把标尺、一面镜子,测量和折射出现行《预算法》所存在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同时,它又像一条红线,应始终贯穿于《预算法》的修改过程及其修改内容的各个方面。     

中国预算法的发展与完善刍议

由于体制转轨时期利益调整的难度以及制度设计本身的一些问题 ,中国预算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一直都在低水平上徘徊。结合当前财政支出制度改革的现实需要和世界财政法治发展的潮流 ,以规范和保障政府财政行为为己任的预算法律制度应当予以积极的回应。无论是预算编制、预算审议还是预算执行 ,都需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 ,做出很大程度的调整和改革。     

预算执行制度改革与中国预算法的完善

预算执行制度改革是中国预算法完善的重要内容 ,也是当前财政支出制度改革应当高度关注的议题。文章从强化预算法律效力 ,严格控制预算的随意变动 ;调整预算年度起讫时间 ,消除预算效力真空 ;统一财政部门的预算执行权 ,简化拨款程序 ;推广政府采购制度 ,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方面展开初步论证 ,形成了完善中国预算法必须全面大力改革预算执行制度的基本结论。     

新《预算法》的基本理念、基本特征与实施建议

新《预算法》是财税法体系的基本法,是治国理政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依法理财的基本理念是实施新预算法的法治保障;新《预算法》基本特点是预算组织、权责和程序统一;公共财政预算体制与分税制相结合等等.为了高效的实施新《预算法》和强化依法理财的基本理念,我们应树立和加强预算法治意识、整体性意识、风险意识等建议.     

法理念视野下的预算法修改理路

预算法理念是预算法的内在规定性和思想灵魂,决定并指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改的整体思路。《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曲折的修改历程折射出预算法理念在立法实践中渗透的有限性。理念的模糊和观念的陈旧是社会转型期《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改的掣肘,从而对预算民主的推进形成一种现实的梗阻。预算法理念可从多个向度予以描述和诠释,民主宪政、社会本位、正当程序和可诉性构成了现代预算法理念的基本维度。立法机关应当在信守上述法理念的基础上探求预算法的修改理路。     

预算法的再定位与中国《预算法》的修改

中国《预算法》的修改首先应准确定位预算和预算法的属性，并从法律体系整体协调的角度，设计自己的制度内容和体系。预算法是实现预算法律性之法，其价值功能是实现预算的法律性，从而实现预算的理性治理、民主统制。由此，预算法应是预算程序法、预算技术法、预算管理基本法，预算法应具有可实施性。     

预算法的可诉性理念及其司法机制构建

可诉性理念作为法的基本属性之一,体现维权的品质,是增强法的实施效力的必备要素。可诉性理念与预算法融合,是司法的公正性、能动性的体现,是维护预算权威的最后一道屏障。可诉性理念要求预算法主体行使预算权一旦越位、错位或缺位,不但能在预算法中找到相应的约束性规则,而且能依此做出合乎正义的司法处理。因此,可诉性理念下的预算法修订,必须不断完善预算法的可问责性和保障司法预算的独立性,并构建合理的司法审查制度和公益诉讼制度,从而有效规制预算权的行使。     

论参与式预算实施的现实瓶颈及其在我国的构建——兼谈我国《预算法》的修改及完善

当前,参与式预算已经作为一种公民直接参与预算决策过程以提高预算民主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广泛运用于各国的预算管理实践中,然而,参与预算的实践和试点并未实质性地推动我国立法的改变,在我国的《预算法》及其《修正案》中未对公民在预算过程中的权利进行规定,政府占据了过宽的预算平台而忽视了公民参与预算的重要意义。因此,在借鉴国际参与式预算经验,总结我国实践的基础上,以我国《预算法》的修改为契机构建完善的参与式预算机制极为必要。     

预算法治的三维建构:观念、原则和机制——兼论新《预算法》的突破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新《预算法》体现出由“管理法”向“控权法”的转变,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公共财产有效治理.在新的观念指引下,新《预算法》较好地体现出规范原则、全面原则和透明原则.在具体制度方面,通过国库单一账户、预算过程控制、预算法律责任等机制的设计,支撑这三大原则的有效达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分别对改革和法治提出总体部署,预算法治实践应当自觉贯彻“法治改革观”,进而以预算法作为突破口,追求现代财政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宪政、经济国家与《预算法》的修改理念——以预算权分配为中心

预算权的分配及我国《预算法》的修改理念不应局限于传统的限权式宪政,而应诉诸政府预算面临的实践情境和现实约束。在政府成为内生因素、嵌入并主导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经济国家时代,预算权分配及《预算法》的修改理念应定位于分权与问责两大要义。无论横向或纵向的预算分权,其目的均在于明确不同主体的职责与角色,为其分工协作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奠定基础。预算分权机制的有效实现,则依赖高度契合政府预算之内在机理以实现嵌入式控制的综合性调整机制,其核心在于融角色定位、说明回应和违法追究于一体的问责制。     

中国预算法的政治性和法律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公共预算作为财政体系的核心内容,预算治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2014年8月3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新《预算法》)在立法理念上融入了更多的民主性、公共性、控权性、全面性、公开性、问责性等现代预算法治精神,从规范化和体系化的角度完善了公共预算制度,这些规定至少从静态的法律条文层面为预算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治理基础的夯实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审慎观察新《预算     

关于完善《预算法》中预算收支平衡原则的思考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财政制度方面的一系列改革,《预算法》的修订也已经提上议程。作为《预算法》的一项基本原则,"预算收支平衡"该如何理解?平衡的期间、范围和状态如何?修改后的《预算法》是否仍应坚持这一原则?对于这些问题,理论界有很多争论,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对预算收支平衡原则有一个全面辩证的把握。     

从授权到控权:经济法的中国化路径

西方经济法的产生旨在授予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但这并不适于解决当下的中国问题。行政权力过于庞大并日渐扩张的态势必然要求经济法予以有效回应,控权应当成为中国经济法的主旨。不论从法的一般属性,还是从经济法的独有特征来看,控权都能够与之兼容。我国经济法的现有制度虽有对控权功能的文本表达,但仍然不够,与法治经济实现的要求亦相去甚远。虽然行政法也以控权为己任,但其与经济法在控权对象和违法性审查标准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可以形成对政府权力的有效控制。     

现代公法理念

公法这一概念诞生于古罗马时期,到20世纪初公法为了顺应现代社会和政治的要求开始了其现代化的历程。现代的公法理念主要包括宪政主义、良法之治和以"控权-服务"为范式的行政法治理论。     

科学发展与我国《预算法》修订应予特别关注的五大问题

目前,我国预算法正面临修订。预算法的修订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从科学发展、从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和谐社会发展需要的公共财政制度的要求来看,我国预算法修订的首要问题是应对立法宗旨加以修改,以确保人民群众公共需要最大化实现的目标能够在各具体预算制度中加以体现;同时,预算法的修订还应确立全口径预算管理原则,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与财力,科学配置同级人大和政府的预算权,依法确立和推进国家预算的公开透明。     

关于宪法课程理念的思考——以科学发展观为视角

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宪法、宪法学的发展及宪法学课程建设产生政治性影响。宪法学课程要走出困境,要建构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就必须强化和树立新的课程理念。     

程序视角下的预算法--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之修订

国内已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改建议大都是从经济学、管理学的角度提出的 ,缺乏法学研究应有的“范式”和特色。预算编制过程中主要有调查程序、公众参与程序、应急程序、投票表决程序、公告程序、预算的生效、撤销、变更与废止程序、信息反馈以及检查监督程序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在上述几个主要程序上都有待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