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立侦查程序中的律师在场权

在现代社会,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基础,侦查程序的公正是保证庭审程序的公正、乃至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前提。律师在场权是对侦查权的一种制衡,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目前,大多数国家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在场权来保证犯罪嫌疑人口供的任意性和真实可靠性,防止侦查人员在讯问时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在场制度。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来探讨我国应在侦查程序中建立律师在场权。     

比较法视野下的律师会见权法律保障与制约——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为参照

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作用彰显一国刑事司法文明程度,获得律师的帮助是国际人权法确认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的基本权利,也是每个受到刑事指控的人所应享有的“最低限度保障”之一,其中会见权是刑事诉讼程序中必须保障的一项重要权利,否则律师难以完成整个诉讼阶段的实质辩护目的.完善律师辩护权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此次修改的突出亮点,虽然我国律师法和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会见权利有所完善,但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和国外相关法律规定仍有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思考和适时完善.     

浅议侦查阶段的律师调查取证权

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律师调查取证难的困境。文章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法理基础以及赋予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现实必要性出发,明确了在现行刑诉法下侦查阶段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能够更好地行使律师辩护权,履行辩护职责,从而最大程度维护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呈请报告书》的使用与制作要点

<公安机关刑事法律文书格式(2002)版>重新规定了内部审批文书一律使用<呈请报告书>格式.由于内部审批文书种类繁多,各文书因呈请审批的内容不同而制作方法也不同,不可能用<呈请报告书>格式强求一致,但可以分为针对犯罪嫌疑人的和针对办案采取侦查措施的两类.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浅析

犯罪嫌疑人享有辩护权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一项基本人权,获得律师帮助则是犯罪嫌疑人为自己辩护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律师帮助是防止国家权力侵害个人权利的最为理想的屏障。在侦查阶段律师的有效介入,能够使犯罪嫌疑人充分理解其诉讼权利,避免实定权利与行使权利脱节,有利于平衡对抗双方力量,避免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力量的过分悬殊。     

会见权的本与末

会见权首先是犯罪嫌疑人的会见律师权。犯罪嫌疑人的会见律师权是宪法性权利。侵犯会见律师权所得的口供可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我国立法上规定会见权是律师的职权,理论上也是沿着律师会见权探讨问题。律师会见权作为职权效力较低,侵犯律师会见权难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只能诉诸刑事诉讼程序外的救济。刑事诉讼法上确立犯罪嫌疑人的会见律师权,通过会见律师权保障律师会见权是正确的出路。     

浅谈侦查讯问程序中律师在场权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在法律上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由于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司法实践中律师在侦查阶段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极为有限。律师在场权是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侦讯行为,实现律师有效辩护的切实可行之措施。本文在分析律师在场权的基本理论、我国律师在场权的缺失和原因以及我国确立律师在场权之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律师在场权的规定,提出确立我国律师在场权的制度构想。     

中国外贸代理制度法律性质刍议--兼析《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推行外贸代理制,但直至1999年新<合同法>颁布之前,关于外贸代理的规则只可见于国家外经贸部颁发的行政规章之中,而且其规定的内容也不完备,不合理.也正因为如此,对外贸代理制度的法律性质争议颇大.新<合同法>针对以往外贸代理立法上的不足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规定了委托合同与行纪合同及其规则,从而明确界定了我国外贸代理制度的法律性质.作者还就进一步搞好外贸代理工作,从法律角度提出自己的建议.     

论我国刑事辩护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最基本、最关键的诉讼权利.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作了重大修改,使其更加民主化、科学化.但是,其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与有关国际法律文件的要求存在一些差距.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研究和探讨,以便在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主体地位;完善律师权利,充分保障律师履行辩护职责;健全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保障制度及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等方面予以立法完善.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程序刍议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是切实保证辩护权行使,保障犯罪嫌疑人权益的基本前提。但我国关于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程序的立法现状存在一定缺陷及其司法实践存在一定障碍,以致该程序运行严重受阻。因此,有必要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聘请律师的时间、主体、对象、内容和方式完善此程序,并构建法律监督机制、健全法律援助机制、确立律师推荐机制,以促进此程序有序推行。     

律师会见权40年:变迁、问题和展望

我国律师会见权自1979年初步确立以来,历经40年不断发展完善。当前律师会见权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监察法》下职务犯罪调查期间的律师会见权亟待完善;办案机关随意扩大会见许可范围,影响制约律师会见权;会见权的内容不明确,会见中律师执业风险大;看守所硬件设施不足,律师会见服务滞后;立法上缺乏救济程序和可操作性。为了强化对律师会见权的保障,建议明确规定职务犯罪调查案件的律师辩护权,进一步明确律师会见权的内容,继续改善看守所硬件设施与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检察监督对律师会见权的保障作用,重视阻碍律师行使会见权的制裁性立法。     

论刑事被指控人的律师权

刑事被指控人的律师权,源于刑事被指控人自身所享有的辩护权,其理论基础至少包括控辩平衡,刑事程序主体理论,权力制约,公平审判和追求案件真实、保护无辜等。律师权在涵义上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刑事被指控人有自由选择律师的权利;刑事被指控人有获得律师有效辩护的权利;刑事被指控人有获得律师免费帮助的权利。     

论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诉讼防御权的强化

控辩平等要求强化犯罪嫌疑人的诉讼防御权。为此首先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以及与之相关的保障制度；其次应当强化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由于犯罪嫌疑人的地位特殊，也为了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赋予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权，并强化律师帮助权必不可少。具体包括律师在场权、律师会见交流权、律师阅卷权和律师调查取证权；最后需要完善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及相关保障机制。     

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之我见

根据宪法37条第2款,第129条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04条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3条存在一些缺陷,致使实践中难以操作,因此,建议将<刑事诉讼法>第73条修改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公安机关如果发现采取逮捕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向原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的人民检察院提请撤销或者变更逮捕措施意见,是否撤销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由人民检察院依法及时作出决定."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策略

会见是律师介入刑事诉讼侦查阶段的一项最为重要的法律权利,其关系到律师作用的发挥和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但是在执业过程中,许多律师感叹在会见方面困难重重。在会见前应如何准备、具体会见时的思路、如何处理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以及如何降低执业风险,成为了刑辩律师必备的职业技巧。     

刑事辩护律师权利体系的合理架构与立法规制

在律师权利体系中,具体执业权与执业保障权是律师权利的基本分类方式;具体执业权利就其来源,又可细化为固有权和代理权。固有性辩护权包括证据调查权、会见通信权、阅卷权和在场权。基于此,在立法规制方面,《律师法》规范律师权利的重点在于执业保障权;《刑事诉讼法》则侧重于具体执业权,一方面增加规定概括性的代理权,另一方面完善辩护律师的固有性辩护权。     

完善我国律师刑事辨护权的思考

我国刑事辩护权具有法定性、相对性、现实性和发展性等特点。获得刑事辩护权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的人权,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律师的刑事辩护权。此外,还应建立律师转入司法机关的流动机制,建立健全律师管理监督制度,积极开展法律援助,设立公益律师等。     

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收集权

为增加抗辩力度,有必要在法律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有收集证明自己无罪、罪轻证据的权利。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证据收集权来源于辩护权,赋予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证据收集权不仅是现实需要,也符合国际准则。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证据收集权的实现有法律明确授权并明确其证据调查请求权,律师协助收集证据等三种途径。     

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探析

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是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的必然要求,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如何保障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是刑事诉讼理论和实务的重要课题。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护的立法缺失无法真正实现其实质有效辩护。文章在诠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义涵及其法理基础的前提下,分析了我国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障的现状和立法缺失,提出了改革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护的一些思考。     

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与1845年《提纲》——纪念马克思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60周年

马克思的<手稿>与<提纲>之间的关系问题长期未受到重视和解决.但比较这两篇著作可以发现,<提纲>的基本观点首先在<手稿>中得到了研究和锻炼,是对<手稿>以来思想的汇集和提炼;马克思在<手稿>中既高度评价了费尔巴哈,也对他直接间接地进行了批评;产生这种矛盾关系的原因,归结起来是马克思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与费尔巴哈之间实际存在的对立.因此,把<手稿>看作<提纲>的思想基础是恰当的,它可以使我们理顺<手稿>与<提纲>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为积极挖掘和利用<手稿>的思想资源提供合理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