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犯罪评价标准与司法原则初探

对经济犯罪的法律调整需要建立起一定的思想基础,包括刑事立法和司法在内的刑事法实践,都必须在正确的刑法思想的指导下科学地展开。在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研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认真对待:一是经济犯罪的刑法评价标准究竟是什么?二是应当确立怎样的经济犯罪刑事司法原则?     

反思我国立功制度的价值取向

立功制度是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立法上的重要体现,这一制度的确立和司法实践中的有效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司法资源,减少了司法运作成本,分化瓦解犯罪分子以及提高了办案效率。然而仅仅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之上的立功制度是否有失公平与正义?是否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颠覆了刑罚的目的?我国立功制度出路何在?本文以此为视角,做简单的探讨。     

中国目前适合建立“玩真的”的陪审团制度吗?

应先解决司法独立,再解决司法民主? 陪审团制度因让普通民众参与司法的审判过程,确保了人民对于司法的主权,从而使判决获得更为坚实的合法性基础.但是,有一些学者认为,应先解决司法独立,再解决司法民主.言下之意是,在没有司法独立的国家,谈司法民主是奢望.     

监督司法监督

不规范的司法监督常常损害法治环境和法治形象,但如何对症下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期望非常高。完善和加强司法监督,是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那么在司法监督中存在哪些问题,其原因是什么,如何完善和加强司法监督?带着这些问题,《法人》采访了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国家一级高级法官夏国佳。     

政治哲学视野下恢复性司法论的中国诉求

恢复性司法论在国际上已成为一种较为流行的理论观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司法改革导向。作为一种理念和制度的创新,恢复性司法的基本路径是通过实施程序化的刑事和解,以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秩序,并以西方的自由主义为其理论基础。如果从恢复性司法的政治哲学基础出发进行仔细考量,不难发现恢复性司法与我国司法职能之间的矛盾性,我国在司法改革中并不具备实行恢复性司法的历史前提和制度基础。     

证明标准的“精准”理解及证据的“位阶式”审查

伟大的英国法学家边沁曾言,"证据乃正义的基础(Evidenenc is the basis of justice)",刑事司法的应然状态即是刑事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双重实现,由此可见,证据之于正义、之于刑事司法的重要意义。然而,单个证据究竟如何审查?其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达到证明标准?新《刑事诉讼法》(即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法")中的证明标准,又应如何理解?     

司法与民主的对冲与平衡:对司法问责的审视

司法问责植根于司法与民主之间对冲和平衡的原理及实践。司法问责中包含着司法问责的正当性、司法问责的主体、司法问责的事由、司法问责结果等基本内容,并在类别上体现为法定性问责、公权性问责、社会性问责,而司法选任和司法惩戒则合力构成了司法问责的制度性基础。司法问责的理论内核表现为意图对民主权力行使同司法权合理运作之间的边界和维度进行有序勾勒。任何一国司法问责的具体操作都需立足于自身政治体制中司法与民主之间的现实基础,而逐步对司法权属性和运作、国家权力配置和格局、问责基本内容和要求等予以合理审视和考量。     

我国司法经费保障体制的弊端与完善

司法机关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司法经费是司法机关用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打击犯罪、保护公民权利的专用经费。司法经费是做好司法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为保障司法工作的顺利开展,必须做好司法经费的保障工作。     

也谈“偷拍走光照”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偷拍走光照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处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如果这种行为情节恶劣,是否可以入罪?若触犯刑律,究竟应定何罪?司法实践中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偷拍走光照的行为如果情节严重,应以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定性处罚.这种定性观点值得商榷.     

明确任务 突出重点 大力推进司法所建设

司法所是我国司法行政工作体系中最基层的组织机构,是司法行政工作的基础。司法所建设事关司法行政工作大局。在维护社会稳定,实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新形势下司法所建设,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维护基层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夯实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全面提升司法行政工作水平的需要。     

司法哲学基石范畴:司法能动性之法哲理追问

司法哲学是对司法学的哲学化研究,旨在解决司法的根本问题:司法是“什么”?和司法是“如何”?司法能动性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追问其本身所包含的精神的理性、方法的灵活性、过程的创造性、目的的回应性等法哲理时,科学地解答了司法的根本问题,并使司法获得了正当性的理由,由此成为司法哲学的基石范畴。对司法哲学基石范畴的论证,亦证成了司法哲学的科学地位。     

司法判决的功能分析

法院的司法判决在当今社会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司法判决是否是不可或缺或不可替代的?亦即,司法判决究竟有什么功能,乃是中国法治建设实践中必须明确的问题。波斯纳说:"法律是功能性的。"〔1〕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其作出的司法判决当然也是功能性的。判决对社会的影响程度,在根本上取决于其功能的发挥状态和结果。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司法判决功能     

法定犯前置性部门法及司法解释探析——以《刑法》第225条第4项为视角

法的适用是一项系统化的复杂工程,正确适用与否不仅衡量着立法水平的高低,更拷问着司法者及执法者能否准确理解、运用司法权及执法权的智慧。本文试以某区检察机关一起非法经营案为切入点,解析由此蕴含着的法定犯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深层问题,即部分法定犯前置性法律规范出现缺失(或"断层")或不完善的情况,对刑事法律规范的具体操作和适用是否会因这种"断层"的出现而导致违反罪行法定等法治精神?其适用的理论基础是否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并由此进一步导出,在此种情况下,公检法机关以何种标准进行立案、提起公诉及审判?本文抛砖引玉,为刑事理论及司法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论法官惩戒程序之司法性

一、引子 在美国研修期间,康涅涤格州最高法院的一位资深法官告诉我们,该州最高法院管辖的案件中,有一类是对法官的纪律惩戒案件。法官惩戒如何成为诉讼?与我国所说的法官纪律申诉(复查或复议)是不是同一回事?法官纪律处分一向被认为是司法行政管理活动,又如何成为司法审判活动呢?他解释道:司法     

法律方法之基础：司法能动性

司法能动性的悄然崛起是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司法能动性作为法律方法的基础 ,是司法权的重要特征之一。司法能动性是法律价值要素、法律原则要素、司法过程要素、司法目的要素的有机统一。作为法律方法基础的司法能动性 ,为法官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提供方法论上的支持。     

论“民意”对司法的影响

现阶段,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加强,人们越来越开始关心法律问题和事件。民意作为社会民众所特有的意见、意愿、看法,它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我们在进行司法活动中不可避免的。那么民意将对司法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首先从民意和司法的概念入手,然后分析了从古至今民意对司法的影响,最后详细分析了民意对司法产生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刑事司法环境下的“隐形程序”

"隐形程序"作为我国刑事司法内部环境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渊源和表现形式,且对刑事司法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对我国刑事司法中"隐性程序"存在的原因及其对刑事司法的负面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对其进行合理化改造建议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应当贯彻程序公开、透明的原则,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营造良好的刑事司法环境。     

偶然因果关系能成为刑事责任的基础吗?——与龚明礼同志商榷

<正> 在犯罪因果关系中,是否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两种形式?“偶然因果关系”可否作为刑事责任的基础?在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1981年《法学研究》第五期发表的龚明礼同志的《论犯罪的因果关系》一文,提出了犯罪因果关系有必然因果和偶然因果两种形式,偶然因果关系也是刑事责任客观基础的观点。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特提出以下意见与龚明礼同志商榷。     

现代刑事司法体制的观念基础

完善的刑事司法体制建立在国家理性的基础之上 ,只有在国家目的、人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等问题上有着正确的观念才能够具有民主、文明的刑事司法体制建构和符合理性原则的刑事司法活动。现代刑事司法体制以民主观念、权力制衡观念和法治观念为观念基础 ,司法独立体制和民众参与司法机制的确立与上述观念存在密切关系 ,我国的刑事司法体制也体现了上述观念 ,随着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 ,民主观念、权力制衡观念和法治观念应当得到进一步贯彻 ,进而为司法公正提供切实的保障。本文着重探讨了作为现代刑事司法体制基础的三大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对刑事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若干建议     

刑法司法公信力:从基础到进退

与司法公信力和司法公众认同之间的关系相对应,刑法司法公信力与刑法司法公众认同也互为表里,且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基础。刑法司法公信力与刑法司法公众认同之间的关系有着心理学基础和规范有效性基础,并蕴藏着有效控制犯罪以达致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最终法治效果。如果想确保并提升刑法司法公信力,则必须致力于刑法司法公众认同,包括刑法解释公众认同、司法定罪公众认同和司法量刑公众认同。刑法司法解释公众认同、司法定罪公众认同和司法量刑公众认同先后构成了刑法司法公信力的环节性基础,从而确保了刑法司法公信力的环节性实现。刑法司法公信力以价值衡量为进,以法治底线为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