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晚点现象的法律研究

火车晚点现象极度常见,乘客因此而进行维权的案例也在近些年有增多趋势。事实上,列车晚点不应遵循合同法的严格责任原则,一味追究铁道部门的责任。应完善立法,不偏不倚地保障铁路部门和乘客各自的正当利益。针对火车晚点的种类、火车晚点的诸多法律性质等问题,都有必要进行相应探讨。     

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公平分配与中国税制改革

在当前社会利益矛盾日益突出,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的情况下,税收政策作为政府实现再分配的有效途径,要在税收效率和税收公平二者之间实现均衡,不断凸显税收公平,以公平促进效率,担负着促进社会分配合理化、缓解社会利益冲突、提高社会福利的责任。     

公平·自由·法律

人人都赞成公平,但解释不同。……由于每个社会都由个体组成。所以在社会内聚力与独立的情感、每个个体存在的不同的个性之间,必定会出现某种紧张局面。公平应当能使社会团结一致,这也就是社会美德。但公平还有别的作用,用以支持个人,反对以整体为自由的社会强求。这是社会福利与个人公平的矛盾。 公平是法律上经常使用的概念。法官受命根据法律公平判决。不管行     

论社会公平与社会经济安全——美国经济发展史的借鉴

市场经济缺陷之一，就是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贫富差距扩大。200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9，表明分配不公平问题相当严重。历史上，财富分配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安危。现代国家最主要职能就是通过国家干预，保障社会公平，建立对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制度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中国在建设市场经济进程中，要实现长治久安与和谐发展，就需要建立起民主宪政体制，开放社会利益的表达机制、透明的科学决策机制和维护社会公平的社会保障机制，实行公平和利益的协调。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本性、经济意志、社会责任和道德良知的综合体现。     

轨迹与特征:美国社会福利政策的演变

社会福利是现代国家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公共管理职能 ,社会福利开支已成为政府预算开支的重要内容 ,从福利思想和福利政策实践两方面对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进行考察 ,发现在不断扩大和强化的总体特征下 ,其社会福利政策经历了一系列的调整 ,涉及公平、效率等各种不同的政策目标的选择 ,勾勒出了其政策演变的轨迹 ,美国社会福利政策的这种变化在本质上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环境的需要 ,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以及对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促进。     

论铁路法和《民法通则》的冲突及解决

《铁路法》和《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从2007年9月1日以后,火车撞死违章的行人,铁路部门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这种规定既不人道,也不合理,更不合法。我国的《民法通则》和世界各国的法律均规定铁路部门无论有无过错,都要对铁路事故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依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铁路法》和《民法通则》相冲突时,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判决“行人违章,火车撞了不白撞”,使铁路部门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以加强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促进社会稳定,从而更有利于我国铁路事业的发展。     

“大福利”视角下的社会保障体系重构

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是实现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战略任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实现由＂小福利＂到＂大福利＂的跨越既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经济综合实力也为这一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新型社会福利体系的构建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是以需求为导向的社会福利体系,二是以供给为导向的社会福利体系,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应重点放在社会福利供给体系建设与完善上。在新型社会福利供给体系中,社会保障不过是社会福利供给体系或社会福利体制的一个部分,以此重新构建的社会保障体系只包括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两个部分,这个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具有保障责任主体的多元性、提供基本收入保障或基本生活保障、保障对象全民性的特点。     

邓小平对毛泽东公平效率观的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重视效率，但更为关注社会公平，并且期望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大化。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对社会公平的高度重视，但强调社会公平要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逐步解决，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论国家赔偿责任的性质

作为一种侵权赔偿责任，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的本质区别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基于公权力违法行为而产生的违法责任，而且在于它是因公权力活动的潜在危险性所引起的风险责任，是为了补救公权力活动所造成不正当损害后果的公平责任。从人性的差异性，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技术发展的无限性等主客观条件来看，侵权损害是国家管理活动所必然蕴涵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风险成本，因此，国家赔偿责任首先是一种公法上的管理风险责任。另一方面，这种风险责任的目的和功能在于使受害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到与其他公民同等的状态，其范围取决于公民因国家侵权行为遭受的权益侵害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应当予以公平补救的特别牺牲，因此，国家赔偿责任本质上又属于公法上的一种公平补救责任．国家赔偿性质的多重性直接决定了归责原则的多元化和结构化。     

侵权法之归责原则的法律经济学分析——以严格责任为论述中心

效率原则要求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应当能够使预防成本、事故的损失成本以及行政管理成本的总和降到最低.在法律经济学的视角下不同的侵权责任原则就意味着不同的效率和激励.严格责任原则作为归责原则的一种既有其效率优势同时也存在着效率损失,有着自己的适用范围.通过分析其在不同情况下的利弊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在何种条件和范围内严格责任才能实现社会成本最小化,才是最有效率的.     

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初探——以环境民事诉讼为视角

民事公益诉讼具有不同于普通私益诉讼的程序机理,作为具体程序设置的证明责任的分配也应当具体分析。以环境民事诉讼为视角,应当充分考虑多重影响因素,在一般规则的指引之下,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由法院裁量以实现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从而在程序设计上充分实现两造的攻守平衡,使诉讼公平地进行。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福利制度及其价值观念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压力和就业压力促使政府忙于经济竞争,疏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同时也使政府在相关领域进行宏观调控的空间缩小.新自由主义思潮作为一种强势全球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政策的价值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颠覆了传统的公私观;颠覆了传统的公平观;确立了社会政策的剩余取向.     

效率与公平视角下的城市公共物品供给

城市公共物品承担着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关乎社会发展的效率与公平.当前,城市公共物品供给失效已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发展的突出问题.人们总是既期望通过公共物品供给来保证城市地域内企业与居民基本需要,又希望其供给能够建立在取得较高效率的基础上,做到既兼顾公平又提高效率.文章从对效率与公平的一般与特殊的解构入手,剖析了我国城市公共物品供给失效的表现,提出了城市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选择路径:适度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公私混合生长;提高供给回应性,鼓励选择性消费;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管理专业化.     

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律责任抑或道德责任

公司是一个经济性组织,应始终将营利放在首位。公司的社会责任理论认识到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公司也应兼顾对非股东的利益相关者承担的社会责任,但这仅构成公司的道德责任。公司法中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为提倡性规范,即使违反,公司也不因此承担法律责任。     

效率与公平视角下的城市公共物品供给

城市公共物品承担着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关乎社会发展的效率与公平.当前,城市公共物品供给失效已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发展的突出问题.人们总是既期望通过公共物品供给来保证城市地域内企业与居民基本需要,又希望其供给能够建立在取得较高效率的基础上,做到既兼顾公平又提高效率.文章从对效率与公平的一般与特殊的解构入手,剖析了我国城市公共物品供给失效的表现,提出了城市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选择路径适度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公私混合生长;提高供给回应性,鼓励选择性消费;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管理专业化.     

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理由及实现机制的探讨

公司是民商法和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主体,承担社会责任是促进其经济与社会效益最大化必须的行为。由此有必要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理由及实现机制进一步论证。探讨公司在最低限度责任和最高限度责任中所涉及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通过公司组织内部、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多方因素共同介入的方式,推进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这一目标的实现。     

略论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

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基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与利益最大化动机必然导致公平困境;突破公平困境,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要求。     

浅析国外有关社会和谐的理论

国外在理解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等与社会和谐的关系上产生出诸多重要理论,它们与社会和谐之间存在着坚实的内在逻辑关系：社会团结既是一种社会结构状态,也是一种社会和谐状态;社会整合是社会和谐的实现过程和方式;社会公正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理念保证;社会福利是实现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式和政策手段。国外的这些理论与政策实践,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律责任抑或道德责任

公司是一个经济性组织，应始终将营利放在首位：公司的社会责任理论认识到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公司也应兼顾对非股东的利益相关者承担的社会责任，但这仅构成公司的道德责任。公司法中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为提倡性规范，即使违反，公司也不因此承担法律责任。     

社会工作介入社会福利政策之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为我国政府主导下社会福利政策的形成、实施及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社会在不断发展、变迁、融合与进步的同时,问题也越来越多,仅仅依靠政府为主导来制定和实施社会福利政策,难免会出现局限性。我国社会工作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为我国社会福利政策的行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社会工作者除了为福利服务对象提供直接的服务外,还通过介入社会福利政策,为社会弱势群体争取更加适合其需要的社会服务、更加合理的社会政策和资源分配,从而促进社会整体福祉的提升,使社会福利制度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