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南北朝志怪剑唐传奇看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变化

中国古代小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中的志怪与唐传奇是古代小说的重要表现形态。本文对志怪小说与唐传奇从多角度、全方位进行分析、比较,更进一步研究和论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中特定阶段的社会因素、创作心态、创作原则,表述特点最终明晰两个阶段的发展特点     

省域视野下的晚清“兵权下移”现象——以浙江为例的考察

晚清“督抚专权”的问题学界素有争议，而“兵权下移”是其重要的论述内容。以浙江的个案来看，光绪朝中后期的巡抚们对军队的掌控虽有突破规制之处，但没有到达“专权”的地步。真正的“兵权下移”主要缘于清廷对新军的失控，缘于新军的地方化与革命化。与受人瞩目的北洋新军、湖北新军不同，浙江新军的“平庸”反而更能反映一般省份新军的时代特征。     

论晚清社会变迁与遣使驻外

晚清外交适逢千古未有之变局,外力冲击日益严重,社会转型日渐剧烈,国人对近代外交的认知日加深化。随着清季社会的变迁,清廷遣使驻外经历了从最初的抵拒,到不断地变通、调适,最终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拟对此做一系统探讨,以见晚清社会变迁于遣使驻外的助推作用。     

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中对外报的重视与应用

报纸在近代外交中具有重要作用。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在外交部门的机构设置中凸显了对外报的重视。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清政府也能够将外报作为获取外交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并以此作为外交决策的重要参考。对外报的重视与利用体现了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外交心态的转变。     

清末民初云南刑事法制的现实运作

清末民初的云南法治的运行,是变法和法治的博弈。云南地方政府用法律改良和广设司法机构来废除领事裁判权和改造社会,同时用严刑苛法、维护政治秩序、颁布法规严厉打击犯罪。云南地方政府加强对民族纠纷的处理,并严格安排司法费用。     

清代抱告制度探析

在清代民事诉讼中,官吏、生监、老幼废疾及妇女为原、被告时非用抱告呈诉官府不予受理是各地通行的惯例。抱告一般为原、被告的亲属或雇工。抱告一般代原、被告呈递诉状,有时亦代原、被告赴公堂对审。抱告制度实质上是中国古代在"无讼"理想追求下对讼争现实作出的制度安排,与今天的诉讼代理制度虽在形式上颇为相似,却不可同日而语。     

端方与清末的满汉政策

清末满汉矛盾日益激化 ,排满成为革命派进行舆论动员的口号。端方作为具有革新思想的清廷大吏 ,充分认识到满汉矛盾的巨大危害 ,对消除满汉畛域提出了系统的建议 ,为加强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     

清末检察制度的筹设和推行

清末朝廷为挽回治世困局,将脱困之道寄予仿行日本君宪制的疾行上.在权力重组和制度新构中,传统司法的近代转型,使检察制度得以应时而生.在此过程中,筹备机构的专设和推行举措的力策,确保了清末检察制度在诸多困扰下的奋力举推,为制度变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性启示.     

清朝台湾侦查制度研究

康熙帝于公元1683年统一台湾，在台湾全面施行清朝司法制度。清代台湾的侦查制度与大陆侦查制度在整体上具有共通性，但因其历史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局部上叉体现出差异性。清代台湾侦查制度的特点是：在侦查体制上采取多元多轨制；在侦查方法上采取科学的讯问方法与野蛮的刑讯手段并存；在侦查职能上与军事职能发生交叉。中华法系通过清代台湾200多年的渗透，对台湾当今的法制思想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是当今台湾法制具备中华民族特色的根源所在。     

清末中国外交官群体变化论略

清末(1895—1911)中国外交官的群体构成与知识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总体专业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显示出职业化的发展趋势。但不可否认,清末中国外交官的专业素质与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外交官有着很大距离,表现出明显的过渡特征。     

《大清新刑律》中共同犯罪人分类之研究

《大清新刑律》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是中国刑法史上开天辟地的选择。其对传统分类的摒弃,对最先进的西方(尤其是德国)刑法理论的借鉴,充分体现了中国刑法近代化的路径之一———法律移植。通过对这种移植的优劣得失进行评价,便于对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共同犯罪人的分类问题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