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前科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前科对量刑（死刑适用）的影响,无论是趋重调节还是趋轻调节,既要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也要考虑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谴责性理论”“危害性理论”和“同情克减理论”共同为前科影响量刑（死刑适用）提供完整诠释框架。前科在域外死刑裁量实践中发挥着独特且重要的作用,我国实践中的惯性思维是将前科作为强化死刑适用的依据,而其限制、弱化死刑适用的积极功效却未被发掘。“无前科”属于前科情节的范畴,应高度重视其限制死刑适用的价值。在有前科的情况下,需综合衡量当下犯罪以及前科的实际情况,进行双重规范判断,根据是同种前科还是异种前科、故意前科还是过失前科、重罪前科还轻罪前科、前科是否经过一定期限、前科是否消灭等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论酌定量刑情节在限制死刑适用中的作用

通过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的适用是死刑司法控制的一条重要而又现实的路径.充分发挥酌定量刑情节在限制死刑适用中的功效,首先,应强化“少杀、慎杀”观念、培育“宽容”观念、淡化“报应”观念和确立“重视酌定量刑情节”的观念.其次,要完善刑法关于量刑根据的规定和实现部分酌定量刑情节的法定化.再次,要尽快出台典型死罪的死刑适用指导意见和积极推行死刑案例指导制度.最后,要健全死刑案件缠诉、闹访的防控机制以及完善死刑案件的舆论引导机制.     

论危害结果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危害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在我国死刑裁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危害结果在很多情况下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的形态存在的,其对于死刑的限制适用具有重要意义。充分发挥危害结果情节在限制死刑适用中的作用,应当力戒死刑适用"唯后果论"的倾向;物质性的危害结果不是特别严重的,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危害结果的发生系存在介入因素的场合,应当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论死刑的正确适用

死刑是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具有不可挽回性。本文从对死刑的历史渊源谈起,对死刑的限制适用展开理论分析,探讨了死刑的价值、作用及其局限性,对我国现行死刑政策进行简要评析并提出了几点意见。     

论犯罪手段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犯罪手段情节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死刑的适用具有相当影响,有时甚至起着关键作用。犯罪手段在很多情况下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的形态存在的,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对于死刑的限制适用具有重要意义。充分发挥犯罪手段在限制死刑适用中的作用,应着重从三个方面加以推进:一是严格把握手段特别残忍的认定标准;二是充分发挥犯罪手段温和情节对死刑适用的限制;三是正确考量碎尸情节对死刑适用的影响。     

论死刑的立法完善和司法适用

死刑是刑法上的一个热点问题。在我国《刑法》的97修改过程中,对死刑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伴随修改后的《刑法》为争论划上了句号,当时激烈的场面已烟消云散,但对死刑的理解的认识仍然影响到死刑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笔者主张在目前保留死刑的同时,对死刑还需要在立法上和司法上进一步完善。     

被害人过错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作为司法实践中重要的酌定量刑情节,被害人过错对于死刑的限制适用具有重要意义.被害人过错影响死刑适用的根据在于其反映了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趋轻变化.“责任分担理论”和“谴责性降低理论”共同为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死刑适用)提供了完整的诠释框架.被害人存在罪错的是否适用死刑应当分情况处理;被害人存在严重过错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害人存在一般过错的,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如果案件中没有明显的从重情节或者还存在其他从宽情节时,原则上应当判处死缓;被害人存在轻微过错的,一般不足以影响对被告人死刑的适用,但可以与其他从宽情节一起对量刑发挥趋轻作用,从而弱化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提高死刑案件证明标准 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

@@ 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在我国从未有过独立的表现形式,而是和一般刑事案件共享着同一个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这种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却因为一系列死刑案件的误判而面临着司法实践的巨大挑战.云南杜培武案、河北陈国清案、辽宁李化伟案等一系列死刑误判案件的发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问题,并思考突破困局的可能途径.     

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适用:价值、空间与路径

重视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的适用,是切实减少和严格控制死刑的重要路径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客观要求,是妥当裁量死刑的题中之义。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适用在我国具有较为广阔的立法、司法和政策空间。要把这种可能空间变为现实而有力的死刑司法控制阵地,需要高度重视典型酌定量刑情节对死刑的限制适用,妥当处理酌定量刑情节竞合时死刑的限制适用,尽快出台典型死罪的死刑适用指导意见和积极推行死刑案例指导制度。     

论死刑适用标准的统一化问题——以限制死刑适用为立场

实现死刑适用标准的统一化,是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之后,切实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重要措施之一.该措施有利于维护死刑适用的公正性.死刑适用标准的统一化主要包括对死刑适用标准的一致性认识,以及对死刑裁量情节的总结和归纳.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适用标准统一化进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死刑适用标准统一化的具体建构,需要从死刑适用标准一致化、情节的具体化、犯罪的类型化等几个方面入手.     

论死刑适用的慎重性问题

在当前的情况下，有必要对过去虽然重视但探讨不多的死刑适用慎重性问题进行全面的研讨。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当前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死刑适用的慎重性，既包括适用死刑的慎重性，也包括不适用死刑的慎重性。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死刑政策的重要方面，需要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角度进行必要的分析，注意刑事案件适用死刑之问题的重要性，强调死刑适用或者不适用的谨慎性。适用死刑，或者不适用死刑都有必要适应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     

死刑的程序之维

死刑正当程序的必要性在于防止错杀与滥杀。死刑的正当程序既要满足普通司法规则,又是一种特殊、烦琐与代价高昂的程序。中国现行的死刑司法,未能充分满足普通司法规则,缺乏正当程序所应有的特殊性,且过于简化而代价低廉,因而不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为了有效地防止错杀与滥杀,最大限度地减少死刑的适用,中国的死刑司法应该从正当程序的要求出发,尽快实现程序的正当化。     

On Restriction of Death Penalty Application Discretionary Circumstance of Sentencing

危害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在我国死刑裁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危害结果在很多情况下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的形态存在的,其对于死刑的限制适用具有重要意义。充分发挥危害结果情节在限制死刑适用中的作用,应当力戒死刑适用“唯后果论”的倾向;物质性的危害结果不是特别严重的,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危害结果的发生系存在介入因素的场合,应当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死刑条款的体系解释

文章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将刑法分则中的死刑条款作为一个体系看待,阐述死刑司法适用的规则,并对死刑立法的合理性问题进行了新的分析.     

故意杀人罪优先适用死刑否定论

对实施一般故意杀人行为的犯罪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普遍认为在量刑时应优先适用死刑。然而,这一优先适用死刑的观点违背了法定刑配置的基本原理,否定了我国刑法第232条的立法科学性;且在对我国刑法的解释上,困难重重,矛盾百出;同时,这一观点是刑罚同态复仇思想的体现,降低了死刑适用的标准,无助于死刑在我国的限制适用,不利于刑事文明的提高。该观点长期误导我国死刑的适用,理应受到否定评价。     

论死刑案件的量刑

死刑是一种最严厉的刑罚方法,死刑制度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把握好死刑案件的量刑,对于实现罪责刑均衡进而实现刑事法治至关重要。死刑案件的量刑应秉持责任主义观念,以责任刑制约预防刑,综合考虑量刑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追求个案量刑的综合平衡,并辅之以隔离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改善当前死刑案件的审理现状和量刑情况,严格控制和审慎适用死刑,以实现司法的公平公正。     

论毒品犯罪死刑限制适用

消极的责任主义、对责任严重程度的严格判断、以刑罚必然性和刑罚可感知程度为基础的威慑的一般预防理论,以及特殊预防论的必要性理论,为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提供了理论空间。在具体操作模式上,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限制应以严格的实质判断认定毒品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压缩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犯罪范围。同时应合理利用立功制度、妥善处理毒品犯罪中共犯的责任、适当协调死刑与其他刑事措施之间的关系,并严格限制减刑与假释的条件,以减轻预防毒品犯罪对于死刑的依赖程度。毒品犯罪死刑适用限制也应受到限制,应逐步缓慢推进,且须有相应的社会措施同时配套推行。     

论酌定量刑情节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酌定量刑情节主要包括犯罪动机、被害人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被告人平时表现及有无悔罪态度、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情况及是否取得被害人或被害人近亲属谅解等。根据刑法谦抑性和刑罚个别化原则，酌定量刑情节在限制死刑的适用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