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哲学从“知识论”到“存在论”的“转向”

在古希腊以来的欧洲哲学传统中,"存在论"和"知识论"是统一的,但"存在论-本体论"始终是欧洲哲学的难题;这种局面因康德的"本体不可知"有所扭转,发生了"存在论"向"知识论"的转向,但因限制"知识"在"感觉经验"范围内而未能彻底完成。黑格尔接续康德的工作,以"思辨概念"建构"绝对哲学",以"知识论"涵盖"存在论",彻底完成了"知识论转向",但造成了传统"存在论"被"知识论"吞噬的结果。克尔凯郭尔立足欧洲哲学传统,通过"瞬间"概念,把黑格尔概念式的"存在"再次拉回到"时间"中,使"存在"成为"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的"存在",开启了当代欧洲哲学"回到""本体"、"回到""存在自身"的道路。这个从"知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变"不是简单地从"理性世界"回归到"感觉世界",而是从深层次上向巴门尼德问题的回归。     

黑格尔论“自由’’的现实性——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四章“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

"自由"之"创造性"使"精神""开创"自己的"世界","精神"在这个世界中"保持"并"发现"自己,亦即在"必然"的世界保持着自己的"自由"。在"精神""回归自由"的道路上,须得"克服"、"扬弃"怀疑主义和斯多亚主义两个极端倾向。由"怀疑主义"导向"斯多亚主义"乃是"精神""贫困"之路,"哲学"应指出"精神""致富"之路。"精神"不仅有能力"外化-异化",同时也有能力"内化-己化"。"精神"携带自己创造的财富回到自身,乃是"历史性"的一种存在方式。     

苏轼绘画“形神”观及其与佛教的关系

苏轼的绘画"形神"观,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但是因为理解的不同,后人对他的"形神"观有着不同的看法。有学者以为苏轼提出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就是一味地否定"形似"强调"传神"。其实,这并不是苏轼对"形神"的真正看法。根据研究表明,苏轼非常注重"形似"对于"传神"的重要作用,认为"形"与"神"是一件作品的两个方面,舍弃"形"不可能另外求得一个"神",求"神"当在"形"中。因而惟有以"不落两边"的方法对待绘画的"形神",才能创作出一件作品的"实相"--"形神两全"的圆满境界。苏轼的这种"形神"观具有佛教"中道"思想的精神。     

启蒙的精神与精神的启蒙

分析康德短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结合康德批判哲学的理路以及黑格尔对康德思想的批判性发展,可以看出,启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识",而是"道德"和由"实践理性-道德"引导下的"勇气"。"启蒙"之所以强调"勇气",乃在于"启蒙"不仅是"知识之积累",而且还在于"道德"之"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启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启蒙"。于是康德强调,启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摆脱自己加于自己之上的枷锁,因而启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认识自己-解放自己"的历程。启蒙精神使我们认识到,"理性"不仅有权设定界限,而且也有权超越自己为自己设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种自由精神。     

“感性世界”的挑战

近代欧洲哲学继续"文艺复兴"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的突破,确立"感觉经验"的"权利"。而为使这个"权利"不流于一时之"思潮"又"重新"被"神学""窒息",哲学家为"建构"一个"感觉经验世界"的"科学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培根开始,建立了一整套"新"的"知识论"体系,使"理性-知性"为"自然""立法"有一个"哲学理论"的支持;霍布斯-洛克将这个经验主义哲学精神贯彻到"社会-国家"问题中去,在社会层面,推广了"理性"为"社会-自然""立法"的工作;而在法国,卢梭则在"社会"问题上,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思路,开启了"理性"为"自由""立法"的"程序","等待"以后的"完善"。     

极权主义何以是一种伦理的“恶”——与齐泽克一起聆听“极权主义的笑声”

齐泽克对"种族屠杀"和"假审判"的分析表明,极权主义的"伦理之恶"总是披戴着不容争辩的"道德命令"。从拉康后精神分析的微言大义看,极权主义的秘密在于"不可能性的实在界"隐蔽着的意识形态缝合点上的悖论,即伦理的"不道德"。齐泽克-拉康的"第四种伦理"预设了一种"驱动力的伦理"和一种"后革命"的妥协立场,它并不提供斩杀极权主义"巨龙"的"屠龙刀",其孜孜以求的"极权主义笑声"更类似于一种"翻墙术":既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避开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陷阱,那么,至为重要的乃是,通过保持欲望的鲜活和永不放弃的对他者欲望的抵抗,翻过极权主义的"围墙"。     

上海交通“钓鱼执法”探析

由于公共交通体系不完善,"黑车"猖獗一时。为了遏制"黑车",在依法行政的大环境下,取证成为必须解决的难题。面对"取证难",政府机关决定奖励举报者,却无意中催生了职业"钓饵"的出现,导致"钓鱼执法"现象。"钓鱼执法"的深层次原因是执法权力的"传声污染",而非坊间广为流传的"利益链"说。"钓鱼执法"对和谐社会建设和诚信政府建设都有较大破坏作用。采取适当措施,杜绝"钓鱼执法"势在必行。     

“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

"西政现象"只有予以"西政精神"的把握,才有实际意义。但无论是"西政现象"的昔日兴旺,还是"西政"今后的再度"雄起",都奠基于"西政学术"。因此,沉湎于"西政现象"背后的"西政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赋予"西政现象"以学术温度,且应将此学术温度化为"西政人"的集体努力,从而使得"西政"在以社会转型为深刻背景的法治中国建设和"中国特色法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之中,能有突出作为,进而重振"雄风"。"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是由"西政人"的学术担当性、学术批判性、学术融合性、学术严谨性以及作为集中体现的学术创新性所"供热"的。"西政"的发展谋划和作为工作核心的人才队伍建设,都应切中"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就中国法学的发展创新而言,"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应该且能够具有漫射效应。     

现代性、后现代及其中国语境——以“话语”和“制度”为视角

现代性和后现代有复杂含义并指涉不同论域,可以"话语"和"制度"两个层面作一解读。中国现代性生成是调节和舒缓"话语"和"制度"内在张力的过程。后现代从"话语"和"制度"层面解构着现代性,但更体现为一种"话语"主张,在"制度"层面不具操作性。后现代作为一种话语,对于舒缓中国现代性实践中的"话语"和"制度"内在张力,起着"嘲讽"和"临床"的作用。     

农村生态环境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村容整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和目标之一。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存在诸多问题,如"脏"、"乱"、"差"、"毒"、"低"等。针对上述问题,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遵循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稳步推进,水电路气、综合治理,规划为先、以人为本的原则,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最终建设"生态农村"、"和谐农村"。     

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儒家伦理重构论纲

对待古老的"孔家店","打倒"是不行的,"转化"是必要的,然而"重构"才是根本的。不应该将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简单对比,将前者看成"普遍伦理",而将后者贬为"特殊伦理"。实际上,儒家伦理既是一种"普遍伦理",也是一种"特殊伦理",前者表现为"天人合德"的终极原则、"仁爱"的普遍原则与"先仁后礼"的先验礼制原则,后者表现为"五伦关系"中那种"各得其所、各就各位"的"序位伦理"。"德"与"位"的统一就是"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的统一,因此,儒家的"德位"之思具有深刻的形而上意义。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私”化:单位制度变迁中的社会关系及其运作机制

肇始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度形塑了传统的"单位社会",在单位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单位人通过社会交往创造了基于正式制度之上的"社会空间"——单位"社会"。在"人情"与"面子"的交织中,单位"社会"呈现出了"制度"与"关系"相互作用下的权力"私"化运作逻辑。单位"社会"的关系有着并联的私密性与串联的单向性的运作特征。进一步反思单位"社会"的运作机制,有助于重新认识单位体制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转型空间。     

中国古代警察文学论略

警察文学不能不顾过去的流变,仅仅停留在"警察"一词的使用阶段,而应该把外延伸展到古代的文学中去。运用"模糊概念"理论,古代警察文学中的"警察"不必完全等同于现代的概念,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等同,只要类似警察文学的"模糊集"即可。从先秦到清朝有一条清晰的文学脉络,有关"司寇"、"贼曹"、"游徼"、"三长"、"县尉"、"宋慈"、"包公"、"公案"、"差役"的文学大量存在,反映出不同朝代时期警察的生存状态和社会评价。     

负责任主权:理论缘起、演化脉络与争议挑战

"负责任主权"是当前国际关系主权理论面对的新议题,这是主权理论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嬗变的必然结果。它一方面源于主权概念之历史逻辑与内在的"正当性"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应对当前全球问题的一种理论选择。"负责任主权"理论并不是对传统主权理论的单纯挑战或背离。在从"权利"、"控制"与"能力"视角走向"责任"视角的过程中,"负责任主权"实际上与主权的特定历史传统(如"大国责任")一脉相承;同时,它在概念建构过程中也逐渐丰富其内涵,从最初的"保护"、"预防"与"反应"功能扩充到"构建/重建"乃至于"关怀"功能。当前"负责任主权"研究逐渐体现出"自由论"与"社群论"两种不同的责任观。作为一种新框架,"负责任主权"已经在结构、逻辑、标准、内容与层次方面展现出若干理论特征。尽管面临许多理论争议与实践挑战,"负责任主权"中的某些因素有助于推动中国主动地融入国际社会,缓解崛起过程中的困境,展现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道术统一”视野下的中国哲学研究

"道"在中国哲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有"终极真理"的意思。所谓"术",引申义为"技术"。追求"道术统一"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种基本精神,加强中国哲学研究,也应坚持道术统一"的思路和境界,立足全球背景,以真实生活为立场和旨归,创建"大哲学"。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型:从“以供求证”到“以证促供”

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是"以供求证"。新刑诉法的实施使得职务犯罪侦查模式需从"以供求证"的侦查模式转型为"以证促供"的侦查模式。"以证促供"中的"证",是以"促供"为导向。"以证促供"的核心和关键是"促",而"促"的方法在于侦查谋略与审讯技巧的运用。"以证促供"语境中"供"是"以证促供"的目的和导向。在"以证促供"的侦查实践运用中,要更新执法理念,转变执法行为,全面收集证据,灵活运用证据,实现从"以供求证"的侦查模式向"以证促供"的侦查模式转型。     

人道主义若干命题评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在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理清"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尤为重要。"人道主义"基本命题包括"人是人的最高价值"、"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把人当人看"、"尊重人"、"爱人",等等。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才肯定"人道主义"的这些基本命题。从理论本质来看,这些命题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因此,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联姻,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人道主义",是不符合理论事实的。     

正确处理政府、社会和公民三者的相互关系

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的阶段性特征,大量表现为"政府"、"社会"和"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面对明显增多的社会矛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的思想,进一步完善了社会建设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正确处理"政府"、"社会"和"公民"三者的关系,培育"小政府、大社会"和现代公民,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内在要求。     

“不忘初心”在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十次提到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可以说,这八个字,是总书记"七一讲话"的核心,是统领整个讲话的纲领。因此,我们学习和贯彻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就是要抓住"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个关键词,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不忘初心"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领会整个讲话精神的核心和要义。     

中国特色依法行政应当兼顾合法与和谐

本文认为,实现"合法"与"和谐"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依法行政的历史选择和必由之路。当前的依法行政问题集中体现为二者关系紧张,为此,一方面,行政立法思路要从"治民"向"治官"转变,纠正一概而论、一罚了之、一"堵"为快和一带而过的立法倾向;另一方面,执法思路要从"无情打击"向"真情服务"转变,做到用法、用心、用情和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