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言可以折狱”？

《论语》记载，子日：“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这里的片言是指诉讼双方中一方的言辞，即片面之辞；折狱即断案。意思是，孔子说：“只听了单方面的供词就可以判决案件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说话没有不算数的时候。后人有一种解释说，子路明决，凭单方面的陈述就可以作出正确判断。这其实是溢美之词，因为，偏信则暗，兼听则明，是个普遍的规律。     

“判决书”能拍卖吗？——就“卖判决书”现象访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罗书平

2004年11月9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播报了四川安县当事人邓国泉于当年5月26日在安县县城大街上“卖判决书”的事件。之后,四川和其他省份也出现了多起“卖判决书”的事件。这一现象很快引起了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也受到了审判机关的高度重视。今年3月中旬,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机关刊物《四川审判》编辑部组织省内三级法院从事研究、审判和执行的部分法官,并邀请部分律师、新闻记者在泸州专门召开“卖判决”现象研讨会,对“卖判决”这一社会现象产生的成因、性质及对策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研究。据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罗书平参加了研讨会并发表了他对“卖判决”现象的见解。为此,本刊记者对罗局长进行了采访。     

“对传统文化多一份尊重”

孙悟空跟白骨精谈恋爱,武松爱上潘金莲,就连我们的“诗圣”杜甫也曾成为被恶搞的对象,这种“无厘头”的“创作”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判断和是非观念,正邪不分,真假难辨,粗俗不堪,无聊至极。“当‘搞’的对象被不乐意地丑化或被传统道德不接受的时候,‘搞笑’就成了‘恶搞’。”当恶搞的对象是历史传统文化,还“风靡一时”,受人“追捧”的时候,就危险了。     

从贪官的“表白”说起

有这样一个贪官,他在被检察机关传唤时是这样表白自己的:“第一,我没有重大经济犯罪问题;第二,我家里的财物都是我个人收入以及我孩子结婚、生小孩时别人送给我的;第三,我可以用党性原则来担保自己没有任何犯罪行为。”就是这样的表白,也曾一时躲过纪检、侦查人员的视线,但最终还是被绳之以法,查出受贿15万余元的事实,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谈徇私枉法中的“徇私”

《刑法》第399条第一款规定的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司法实践中由于对“徇私”的理解与认识不同，往往容易在徇私枉法罪与非罪的认识上产生分歧。本文试就徇私枉法罪中与“徇私”有关的问题作一探讨。     

司法行政系统抗震救灾“双先”表彰暨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京召开 吴爱英出席会议并讲话

据9月3日《法制日报》记者柴黎报道：司法部今天在京召开全国司法行政系统抗震救灾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暨先进事迹报告电视电话会议。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吴爱英和部党组成员出席会议并为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颁奖。吴爱英在讲话中强调．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广大司法行政干警、法律服务工作者，要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扎实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为夺取抗震救灾斗争全面胜利作出新贡献。     

中国司法文化:从传统到现代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绚丽灿烂的文明史,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曾创立了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中华法系。中华法系的根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至唐代时期达到鼎盛,到近代清末逐步解体。与华夏文明同步发展,中华法系汲取了中国本土的儒、法、墨、道等各种哲学思想,特别是儒家法律思想,适应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形态,与自然经济、宗法     

未成年人犯罪与“家教法”

王薇在2008年3月3日的《法制日报》上著文，据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法官、“法官妈妈”尚秀云介绍，20年来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增长了3倍，而且具有犯罪年龄低龄化、文化水平偏低、暴力倾向明显、恶性程度加大等特点。未成年人犯罪与其家庭教育的失当、家庭环境不良密切相关。多年的审判实践反映出当前家庭教育中存在以下问题：1．家庭不和谐，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谈徇私枉法罪中的“追诉”问题

《刑法》第399条一款规定的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为徇私情，在刑事诉讼中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可见，如何界定“追诉”行为，对徇私枉法罪的认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家庭”概念的法学重构

“家庭”的概念，在我国的法学上通常被解释为“基于婚姻、血缘或收养而形成的亲属间的共同生活组织”。现行的有关“家庭”的立法，皆基于“家庭”概念的这一内涵而展开。但这种理解，已经不能反映现实家庭的形态及其历史演进的趋向。我们应当在法学上重新构建“家庭”概念。     

从“亲亲互隐”到“亲亲得相首匿”浅谈汉代法律的儒家化

"亲亲互隐"出自于春秋末期孔子的《论语·子路》。经过历朝历代的继承和发展,到了儒学备受推崇的两汉时期,以"亲亲得相首匿"为首的原则成为汉律中的刑法适用原则正式确立下来。汉代将"亲亲互隐"观纳入法律并进一步阐释与发展,突显了儒家的"孝"的观念,礼法得到了很好的结合,法律开始呈现出儒家化的趋势。本文对"亲亲得相首匿"等原则进行分析,找出汉代法律中隐藏的儒家思想的成分,以解读汉代法律儒家化。     

在“希望”面前的败诉从青基会起诉《壹周刊》看香港司法审判

希望并不是一种幻想,并不是呼喊过后的空谷回音。我们之所以需要希望是因为我们在纷繁的俗世生活中需要精神寄托,它能够给我们的是生活的激情、自信和勇气。不是每个人都有贫穷的经历,人与生俱来的物质环境往往带着命定的色彩。对于没有接触过贫穷的人来说,贫穷是个很空洞的词,他们很难用苍白的思维去想象这个词所涵盖的现实意义,更不用说去体味其中的痛苦与辛酸了。正是因为这样,一张照片才震撼了无数人的心。一双大大的眼睛,有着孩童的灵性,那黑白分明的清澈眼神中好像在对人们诉说着什么,那么的无助,那么的渴望。就在看到这张…     

“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不必提出证据证明”之规定不当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在法庭审理中,下列事实不必提出证据进行证明: (一)……(二)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所确认的并且未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的事实;……”,根据这一规定,在共同犯罪部分已归案的犯罪嫌疑人判决生效后,其他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后,     

论中国古代法律生活中的“情理场”——从《名公书判清明集》出发

本文从分析《名公书判清明集》 (简称《清明集》)中的几个典型书判出发 ,论述了《清明集》中体现出来的情理观念 ,总结出一幅宋代民事司法秩序的图景 :那是一个情理的空间 ,一个介乎于圣贤操守和腐败司法之间的解决纠纷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 ,人人 (以法官为主体 ,也包括当事人 )依照情理的原则行事 ,维持了宋代稳定的社会秩序。接着结合中国古代司法中体现的核心特点 ,探讨了情理发生发展的原因 ,并归纳提炼出一个“情理场”的概念。最后 ,对“情理场”的三大定律进行阐析。笔者认为基于社会根源和人性根源的“情理场”是宋代以及整个中国古代司法的总体精神和深层法文化特质 ,从“同情地理解”之角度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     

论《论语》中“仁”的法律意义

《论语》是儒家的原创性经典，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儒家学者的修身制定了一种可以遵循的范式，而且在于为儒家的政治提供形而上的根据。从这一角度立论，对《论语》所提倡的“仁”的意义也许就应当作多层次的思考。它不以德行的提升为唯一鹄的，其理想更进至儒家王道政治的实现。恰当地说，《论语》的法律思想建基于“仁”的需求之上。当然，笔者的论述只能是为研究《论语》提供一种法律的视角，而这种研究也不可能是终极的，或许探讨本身就是意义之所在。     

对康德思想的两重还原——从对“永久和平”概念的解读说起

哪怕世界消灭,也要让正义实现(fiat iustitia,pereat mundus)。——拉丁谚语一两千年来的一切哲学莫不过是对柏拉图的一连串注脚。——怀特海康德前大半生的努力都不过是其晚年对“人是什么“问题思考的注脚,康德思想的要义惟有在对其整个思想历程做“一贯式理解“的基础上方能窥觇。有国内学人曾经将康     

柏拉图:从“哲学王”到“法治国”见证苏格拉底之死

一般推测,柏拉图出生的年份是在公元前427年或公元前428年5月或12月.他生于一个较为富裕的贵族家庭.据说,他是当时雅典知名的政治家柯里西亚斯的侄子.他的原名并不叫柏拉图,而叫亚里斯多克勒斯.后来,因为他强壮的身躯而被称为柏拉图(希腊语中意为平坦、宽阔).由于柏拉图出色的学习能力和才华,古希腊人还称赞他为阿波罗之子,甚至传说柏拉图还是婴儿的时候,曾有蜜蜂停留在他的嘴唇上才使他口才如此甜蜜、流畅.     

从刑辩“三难”谈刑诉法修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从1979年颁布实施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复杂多变的司法环境．虽然在1996年作过部分修正，但其先天不足和立法滞后的诸多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大量的刑事案件没有律师辩护，全国刑事辩护率不到30％，《刑诉法》的修改迫在眉睫，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