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儒法之争——礼治与法治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治国理论势不两立。儒家主张礼治,以礼为治国安邦的基础。法家主张法治,依法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本文摘要儒家和法家代表人物的主要理论,浅析延续五百年的礼治与法治之争。     

中国法制历史中礼与法的关系

本文作者认为:礼制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所确认的人们和社会总的行为规范,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制历史始终受着礼制的支配和影响,是一部礼法结合的历史。作者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证了中国法制历史中的礼法关系:(1)礼的概念,从礼法混乱到礼法结合;(2)礼治与法治不是水火不容,儒家并非无视法的作用,而法家也不否定礼制,礼治与法治后来渐趋合一;(3)礼对法具有支配和影响作用,礼是立法的根据,礼制规范被移植为法律,礼制是适用法律的原则;(4)中国古代的礼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总的政策纲领。     

法家思想的思想主张及对我国法制建设现实意义

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法家学派堪称中国古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瑰宝奇葩,其"任法尊君"、"明法审令"、"以法为本"、"尚法明刑"等政治主张对我国历史发展和政治思想的改革,以及有春秋战国到秦汉的转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欲从发家的思想形成历史背景、法家主要思想代表的主张、基本精神、以及由盛及衰的原因作探讨和分析。并从分析中获得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价值的法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运用“唯物辩证法则”处理好司法行政群众工作领域“五种关系”

司法行政机关担当着服务基层、服务公众、服务社会的责任,在通达社情民意、缓冲矛盾对立、疏导公众情绪、引导理性维权、修复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社会管理中具有基础性、源头性和前置性的显著特征。司法行政负责管理和指导公证处、司法所、律师事务所、司法鉴定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各级各类人民调解委员会,具有"点多、线长、面广"的优势,服务对象和工作领域十分宽泛。运用唯物辩证法则"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个基本规律分析和研究司法行政的基本职能,深刻认识群众工作领域中存在的五种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关系,牢固树立同舟共济、主动作为、整体推进的工作导向,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实践,更好地为社会增加更多的和谐因素。     

法律信仰的路径——传统中国法的考察与当代中国法治状况的反思

法律被一个社会所信仰的关键前提之一，在于它必须是一个民族传统的某种形式的延续。从这个角度看，自汉代初年的“引礼入律”就是将中国古代社会久远的传统注入到法家建构的法律体系之中，并统摄在儒家思想的灵魂之下，由此使法家的法律体系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也促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法律信仰的形成。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宗教及世俗的双重特征，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自上而下的实践表达，使这种信仰极易为民众所接受，并持续近二千年之久，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的人为割裂，是今日中国社会法律信仰难以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建设法治社会必须面对与反思的重大问题。     

乡村丧礼的逻辑:一个法人类学的考察

<正>一、引言传统中国的"礼主刑辅"、"出礼则入刑"意味着:礼是文明秩序的规则化表达,是定分止争的主导性行为规范,"礼治"则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治理模式。在现代中国,随着语境的变迁,传统的礼虽然失去了往昔的主导地位,但是,它的"历史遗留物"依然存在。流行于乡村社会中的传统丧礼,就属于礼的"历史遗留物"——而且是一种活的、有生命的、有规范意义的"历史遗留物"。     

儒法之间:道家哲学对先秦法思想史的意义

于传统法律思想史视阈之研究,道家哲学常被阐释为一种法律虚无主义。然而,其发轫之时于先秦法思想之意义主要在于对传统德礼的解构,及对法家法术的启示。道家抱持超越人文、批判现实的姿态,阐发一套揭露人欲、质疑圣智、否弃仁礼的学说,构成儒家祖述圣王、从周复礼抱负的反动,是法家颠覆传统、变法改革立场的助力。进而,道家的本体道论为法家的"势"论铺垫了哲学基础;道家的无为之治隐含"道生法"的思想路径,为法家的"法"论蓄积了话语资源;道家的辩证柔术为法家的"术"论确立了基本思维。将先秦道家哲学置于"儒法之间"进行审思与诠释,方能洞明道家哲学在先秦法思想史中的特殊地位。     

“礼治”实践的法律强制及其现代意义

"礼"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与法律的重要表现形式,它的运作过程全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礼治"的基本内涵是建立具有道德内涵的礼仪制度,并通过礼仪制度确立等级分别,最终实现政治等级秩序和社会等级秩序.中国古代"礼治"实践的真正途径是法律强制,法律对"礼"这种道德规范的法律强制所形成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当代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法家以法律统一思想评析

法家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法制教育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控制人心，达到人们守法，社会有序的目标：法家以法律统一思想的理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很大影响，对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拓展与完善，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法家的法律统一思想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与困惑。     

区域组织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挑战——对20世纪主要国际事例的简要法律评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为使后世免于再次遭受“惨不堪言之战祸” ,建立了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中心的集体安全制度以确保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但是宪章中确立的这种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主、各区域组织为辅的集体安全体制并没有能够真正有效地发挥其作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多种多样 ,区域组织在实践中对安理会权威的侵蚀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主要分析了在实践中区域组织究竟是如何通过强调宪章第 5 1条所规定的集体自卫的权利、对宪章第 41条和第 42条的狭义解释、对宪章第 5 4条规定报告制度的严格限制、以所谓的默示授权的强调和利用以及对宪章条款并未作出明确规定的维持和平行动的利用等方式逐渐削弱了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中的权威。     

中国古代的“权力”理念——兼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体与法律

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价值观与西方确实有着诸多的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将＂权力＂视为治国工具,而西方先人一开始就对权力充满戒心。本文分析了孟德斯鸠、魁奈等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梁启超等对古代中国政体的认识,并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中西不同的权力理念源于对人性认识的差异。先秦儒家认为＂人性善＂,对贤人始终寄予希望;先秦法家则认为＂人性恶＂,主张利用＂人性＂,加强君主的权力。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则坚持以法治限制人性,制约权力。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权是一个畏惧、荣誉、品德兼而有之的＂混合政体＂,中国的＂传统法＂是＂礼与法＂的共同体。     

浅析“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古代中国是一个有着地位高低、身份尊卑的等级社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被认为是维护等级秩序的象征。但是笔者探究认为,这一古代法制思想的内涵一直被人片面解读、误读,甚至全面否定。     

简论中华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观念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是由群星灿烂的众多法家人物所共同撰就的,它反映了处于"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法家理念和他们所设计的与先秦儒家奉行的"礼治"完全不同的治国方略,是体现法家思想成就的最高形式,也是法家学派被称为"显学"的突出标志.即使在秦王以后,法家所奉行的法治精神,依旧长远地影响后世.     

中国法制史中法家思想的地位

一直以来,儒家思想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指导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而法家思想一直处于儒家的阴影之下,在秦两世而亡的教训中,在"德主刑辅"的口号中,法家思想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影响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其实,在中国一直存在着外儒内法的法制格局,法家思想已经内化到中国传统法制的各个方面,被统治者运用着、被百姓信仰着、被时代传承并发展着,切实的起着不可代替、不可磨灭的作用。以至于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从我们的制度中,思想里找到法家思想的运作。     

有限理性合作观:破解人类合作之谜

传统合作行为研究以生物学的进化论和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推演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纳什均衡"等结论,描绘了一幅暗淡的人类合作画面,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各式各样的关于个体选择、社会选择和集体行动的理论则成为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指导思想。然而,这种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遇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被称为"集体行动的困境"或"合作的或社会的困境",亦被称为"人类合作之谜"。当代认知心理学的有限理性观及近年来在此基础上兴起的关于社会启发式的研究,为摆脱此种困境提供了启示。基于这些研究,我们提出了有限理性合作观,以还原人类合作行为的真实画面,破解人类合作之谜。     

解读法家法治思想

法家主张的法治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具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性。秦国由一个弱小的偏远小国发展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并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拉开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序幕。其间法家法治思想在秦国的有效贯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秦王朝统治中国仅15年后便二世而亡了,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太笃信法家法治思想了。法家法治思想可谓利弊参半。做好当前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关键在于立足实际、博采众长,掌握好运用的"度"。     

浅析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为了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专门设立了“维护和平行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对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做出的重要贡献.维和行动是联合国为了实现《联合国宪章》中“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这一宗旨采取的重要手段,在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领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是中国的外交目标和外交手段.本文通过介绍维和行动的基本概况和历史轨迹,安理会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国参与其中所采取的行动这一线索展开论述.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刑事政策模式

坚持道德理性而否认规范理性,或者主张规范理性而排斥道德理性,都是有失偏颇的。规范目的与整体法秩序目的是两种不同层次的目的,两者互补互济、相辅相成,能有效衡平社会伦理道德与刑法规范的关系,并使刑法适用保持活性与弹力,充分迎合司法实践需要。信守规范目的而忽视整体法秩序的刑事政策,有时不利于维护社会共同体利益。信奉整体法秩序目的而忽视规范的刑事政策,可能不利于保护共同体成员的个人权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传统刑事政策面临诸多困境,应贯彻刑事政策发展模式。刑事政策发展模式要求正当事由得到现实化延伸,合理调适定罪量刑标准,扩展刑法解释体系范畴。刑事政策发展模式下,需要严控适用范畴,合法约束模糊管理,有效限制道德理性和规制辩证逻辑。     

法家"法治"主张史鉴

先秦诸子中法家和儒家是塑造中华法律思想史的两个最强大的力量,儒家主张"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而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更注重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在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上,法家先驱管仲在<管子>就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概念:"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其字面意思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自己的权威不必要建立在更多的基础之上,只要不政出多门,仅仅运用法律,就会象人们举手抬足那样,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了.     

检察业务考评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以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为视角

检察业务考评作为检察权运行的监督管理机制,在长期执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其主观理想主义的设计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滞后,未能全面准确地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特征.基于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和"法律守护人"的角色定位,立足于中国现实及社会背景,笔者主张用动态的检察权运行全程监控评判机制,取代静态的传统的年度考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