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治与伦理关系论纲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推进中国刑事法治进程，必须认真研究伦理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应当看到我国伦理化的刑法存在对秩序的优先追求，并将安全作为刑事法治目标，但还要看到伦理化的刑法存在负面影响。为此应对刑法伦理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保持警醒，并以发展的眼光认识两者互动的深层机理，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论我国检察官法治思维的养成——以起诉书的改革为视角

思维本身具备哲学属性，法治思维有着哲学与法律进一步联结的丰厚意蕴。检察官的伦理是确定的职业伦理，我国刑事起诉书说理性的不足与忽略对检察职业伦理良善目的的实现起着消极的作用。从逻辑到经验、从知}生到理性、从主观到主体、从实体性到生成性这四种哲学思维的方式有助手检察官法治思维的养成。     

徘徊在罪与非罪之间的“裸聊”行为

通过网络视频的“裸聊”行为作为社会中的新生事物,在刑事法治的当今社会需要对其性质进行全方位的权衡与思量。就现今的刑事立法来看,法律的缺位注定了“裸聊”行为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难以入罪：从伦理道德的评判视角来看,伦理与法治张力的缓和决定了不需要把“裸聊”行为作为犯罪处理。     

社会角色与刑事司法职业伦理观

刑事司法职业伦理对于刑事司法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符合法治期望而又立足现实法治实践的基础上,刑事司法职业伦理观引领刑事司法职业者的司法实践,从而最大化地保障国家和社会以及人民利益.刑事司法职业者既是公务员又是刑事司法专门工作者,其职业伦理观应结合这双重角色加以界定.从公务员这一角色而言,刑事司法职业伦理观应包括忠诚原则、公正原则、责任原则、廉洁原则等内容;从刑事司法专门工作者这一角色而言,刑事司法职业伦理观应包括依法独立原则、平和原则、法益平衡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以及真实原则等内容.     

我国宪法的修改对刑事法治的影响

1999年宪法修正案对刑事法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完善了刑事法治的宏观指导,强化了刑事法治的经济功能,完善了国家安全的刑法保护功能。     

中国式刑事检察现代化的若干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法治轨道上的现代化。刑事检察是国家法律制度、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法治文明程度和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体现，刑事检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刑事检察现代化是“中国式”和“现代性”的有机融合。中国式刑事检察现代化应当立足国情和司法实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和政策，推动制度机制创新完善，适应数字化时代需要，充分运用大数据，提升刑事检察监督质效，以刑事检察现代化推动法治现代化，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契约精神与法治

契约精神是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我国当前进行的市场经济建设是现代商品经济，欲保障交换的有效性和市场的有序性，法律就要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即体现契约精神，而法律的有效性即法治的实现也就有赖于民众对契约精神的认同和接受。鉴于中国伦理观念向来在法之上和伦理观念对法治实现的重要作用，契约精神的伦理和伦理观念的现代化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法治实现的制度因素是对权力的有效监督，这是社会契约理论得出的必然结论，同时这也对中国政治伦理观念的现代化提出了要求     

和谐社会建设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提出的一项全新的刑事政策，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内涵和定位，有助于在实践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不仅是我国法治理论和实践的要求，也是通过刑事政策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法治理念

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对现行刑事法治理念进行反思和革新,不断推进和强化我国刑事法治现代化建设。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实现路径——基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视阈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刑事司法的指针，是对我国先前刑事政策的发展与创新，是对“严打”刑事政策进行理性反思的成果；“和谐社会”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理论有天然的契合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刑事法治的灵魂，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中国的建构

刑事缺席审判的方式,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和价值基础,应当合理权衡公正与效率的价值需求,充分考虑缺席审判的程序正当性。在我们的刑事诉讼中,如果能够合理设计缺席审判制度并有效规范它的运作,将会解决当前刑事诉讼中存在的某些相关问题。在我国确立缺席审判制度,必须明确缺席审判的适用范围,在合理控制缺席审判的发生条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制度设置的合理性,使缺席审判的运作合乎程序正当性的要求。     

反侦查行为的界定及其分类

反侦查行为是一种阻碍侦查活动的行为。目前 ,关于其概念和类型的研究不够深入。对反侦查行为的概念 ,应从其实施的主体、对抗的客体、实施的阶段、实施的目的及表现形式、与犯罪行为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界定。对反侦查行为的类型 ,可从贴近侦查实践的视角将其分为破坏型反侦查行为、逃避型反侦查行为、干扰型反侦查行为、暴力对抗型反侦查行为、其它类型的反侦查行为等。     

论法治视野下行政决策的界定

行政决策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作为法治政府的重要活动，现代行政决策应当是正当的行政决策。一个正当的行政决策，要兼具合法性、科学性和民主性等要求，在内涵上包括决策目标、决策手段、事实基础、法律依据等四个要素，在外延上包括一系列行为。法治视野下的行政决策主要是重大行政决策，重大的标准可以通过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确认。重大行政决策需要根据其价值目标和内在要求的不同进行类型化研究。     

试论我国单位犯罪主体界定的几个问题

单位犯罪主体是单位自身,因为它（单位）有自己的组织机构、组成人员和财产,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并能相对独立地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单位实施犯罪是基于自己的整体意志,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判定一个单位是否能够成为犯罪主体,不能以其是否是法人为标准,不能以其所有制的性质为标准。因此,国家机关、私营公司、企业以及单位的分支机构、内设机构均可以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中对政治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执政党要获得并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就必须以强大的政治资源作为它的支撑。中国共产党要不断增强执政能力，并长期执政下去，就必须切实重视开发和利用党的政治资源，加强党的政治资源的建设。     

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管理新体系研究

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是治理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根本措施。必须通过立法 ,树立其权威性 ,并且建立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为主体、学校教育为基础、社区和村民组为依托、安全联组为龙头、单位和其他组织为后盾、新闻媒体为喉舌的 ,辐射至每个单位、家庭和个人的有机的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管理新体系 ,使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有效地发挥作用。     

诉讼指挥权的价值之维——兼论诉讼指挥权的立法构想

我国诉讼模式的转换为建立诉讼指挥权制度提供了契机,而且此制度的建立也有其必要性和自身的价值,其中提高诉讼效率、保障程序安定和确保司法公正是其价值的集中体现。顺应世界民事诉讼改革的共同趋势,在转变观念的同时,我国也应建立诉讼指挥权制度,明确其内容和制约机制。     

论紧急状态法的定位及性质

从各国紧急状态法的立法动因、紧急状态法与宪法和国际人权法之间的关系、紧急状态法应当具有的内在价值及其特点来看,紧急状态法应当在紧急状态法律体系中具有“准宪法”的地位,兼具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特征,同时,紧急状态法的内容应当具有原则性的特点。     

部门法互动视野下的刑法问题及对策

保持自身开放，并与其他部门法形成互动、协调和联系是刑法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刑民、刑行等部门法互动的机理催生了刑法的基本品格、功能价值和规范界限。从制度互动的视角审视刑法，会发现其观念存在偏差，其触角扩、限不当，其技术有待规范，其形式有待提高。刑法有必要总结、汲取、吸收其他部门法经验，以利于自身品位、能力的全方位提升。     

累积投票制在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中的作用

累积投票制的设立，可以通过增加中小股东参与公司决策的机会，弥补直接投票制的不足，实现股东地位的实质平等。防止大股东利用其持股优势控制董事会、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但是，由于累积投票制存在的缺陷，应当扩大其适用范围，进一步完善其适用过程中的具体的程序性规定，增强可操作性，以保障切实可行。同时。累积投票制度应慎重适用，并注重发挥其他配套制度的共同作用。才能更好地实现其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立法本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