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西方行政改革背景及启示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西方国家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 ,这种趋势愈演愈烈。究其原因 ,传统的科层制在现代社会中暴露出的缺陷是其内在因素 ,经济全球化对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造成的冲击波是其外部条件。本文从以上两个方面探讨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动因 ,并引用当代西方学者归纳出的四个具体的行政改革模式 ,试图以后科层制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以求对我国正在进行的行政改革中出现的“两难选择’提供有益的启示     

知识经济时代行政管理的变革趋势

知 识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 ,不仅引起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同时也必将导致管理模式和管理实践的深刻变革。不仅组织、企业、文化等需要改造 ,政府亦同样面临转型和变革。一、行政组织 :金字塔的科层制向扁平的学习型组织转化公元１６００年之后 ,世界出现了工业革命 ,诞生了以资本为中心的工业经济。在管理领域 ,建立了一种被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科层制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与分工精细、外部环境相对平稳的工业经济时代相适应。其主要特点是 :组织中的每一个职位都有明文规定的权力和责任 ,按照固定的程序办事 ;…     

借鉴与超越:科层制对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理性辨析

伴随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科层制的弊端日益彰显,在西方遭遇了广泛的批判,科层制改革成为政府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无独有偶,为了打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僵局,我们必须吸取西方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结合本国实际,从以下二维视角出发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一方面,科层制是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必然选择,需要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另一方面,应针对科层制的局限性加以改革,本文从行政伦理、学习型组织以及民主行政这三个角度,提出了超越科层制的举措。     

国家治理视域下层级权威与专业权威的冲突与协调——基于官僚制的视角

在官僚组织运作过程中,层级权威与专业权威两种治理权威很难完美融合。目前谈论官僚制的替代问题还过于武断。官僚制仍是处理大规模行政任务,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不可或缺的组织形式。关键是国家必须有能力发现具有专业权威的关键行动者,并明了在哪些情形下,专业权威会较易脱离层级权威的控制,层级权威会忽视或贬抑专业权威,进而如何正确引导权威的走向。     

我国行政体制的现状、变化与改革

我国采用网状行政体制,虽然推进了多种类型改革措施,均未解决体制存在的部门分割和信息壁垒问题。数字时代,随着案卷材料等数据化,数据成为重要行政资源。数字治理未改变科层级体制,但促进了平台型、整体型、多元共治型行政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数据共享及业务协同促成了行政活动中的线型行政体制。数字时代须改革科层制行政体制,减少管理层级,建立扁平化、线型行政体制。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纵向不同层级政府间事权差异化配置,推行“省直管县”改革和“设区的市”与市辖区一级管理体制。数字时代行政机关之间的协助、配合成为常态,跨部门全面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已无必要,不同部门、层级、地区协调、配合的全国一体化行政执法体制成为必然。宜将各类行政登记职责上升为中央事权,国家成立统一登记机构集中办理居民身份、婚姻、工商、不动产等登记事项。     

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内在基础和外部来源探析

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是20世纪40年代产生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民主理论。熊彼特认为民主是候选人对政治领导权的竞争,由竞选获胜者组织和领导政府。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是以创新理论为内在基础,对韦伯选举领袖民主思想借鉴吸收后形成的。     

面向信息时代的政府治理

信息网络技术革命正在改变科层制生存环境,信息传递模式的转变冲击着科层制层级控制,资源与技术基础的变 化冲击着科层制权力基础,信息网络的功能特性冲击着科层制政务活动方式。建立在信息网络基础上的电子政府,是对传 统科层制政府组织的再造和重塑,体现回应与责任、顾客与服务、参与与民主、创新与绩效的价值取向。     

行政国家的兴起及其合法性危机

行政国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一种国家形态,主要表现为政府凸显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行政成为现代政府的核心,行政官僚成为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者。行政国家是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和威尔逊等人思想接力的成果,其发展的过程始终处在一种权力逻辑与自由逻辑的张力中。行政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一直伴随着其兴起与扩张,典型表现形式是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对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僭政"的指责。为摆脱危机,学者们提出了传送带模式、专家模式、利益代表模式、宪法学派模式和公民参与模式等各富特色的致思路径。     

公共管理的理论源流与变革

通过“新公共管理运动”而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范式中分化出来的“公共管理”，体现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整合。传统的公共行政，以韦伯的官僚制来破解庇护主义，以政治／行政分开来化解政党分肥，以官制度来建构行政组织的基本规范，以泰勒主义来保证效率行政的主导地位。这种行政改进逐渐变成公共行政中的教条主义。结果，官僚制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政治／行政两分成了“两张皮”，官制度变成了族主义，效率主导变成了缺乏效果的效率。求解这些疑难导致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转移。而突出公共性、现代性和综合性的公共管理的理论建构，就是以公共行政为底色而对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政策分析以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共治理理论的一次理论整合。     

行政伦理化:行政现代化的第三标志

伦理化是继科学化、法制化之后，公共行政现代化的第三个标志和归趋。其基本假设就是诉诸行政伦理可以保证行政人员自觉主动地实现公共责任。行政伦理除了能够督促行政人员自觉遵守行政道德规范和准则之外，还可以促使行政人员正确看待和处理行政关系、形成角色自觉和责任意识、秉持先进的价值理念和公认的伦理原则，从而保证行政行为的合目的性。现代行政伦理化一方面是救治科层制行政体系弊端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现代行政组织应对信息社会压力的需要。     

行政官僚不可或缺——读《行政官僚与现代社会》引发的思考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和高效的组织形式,适应了现代工业社会和社会化大分工的需要,实现了从传统权威到法理权威、从传统专制统治到现代法理统治的巨大转变。正如韦伯所预言的那样,官僚制自诞生以来,受到了普遍的推崇,已经逐步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组织普遍的结构模式和管理模式。同时,它自诞生以来就受到过种种非议,无论是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还是官僚制在实际操作方面的缺陷,人们都对之进行了系统批评。有学者指出,随着新公共管理实践的兴起,     

民主行政理论的产生及其实践价值

民主行政在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那里就有了相近的表达概念，甚至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到《联邦党人文集》里去寻找民主行政的思想资源。民主行政的主张应当说是在“新公共行政运动”中提出来的，它包含的是一种公平至上的理念，公共行政不限于官僚体制的组织形式，对于民主国家而言还须有民主式官僚体制，应使民主的哲学融入行政组织中，服务于公共利益。进入21世纪后，基于民主行政理论而提出的许多方案纷纷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特别是能够把公众参与落实到行政中去的方案得到了采纳。公众参与的结构性基础是非政府组织，虽然非政府组织并不是因为民主行政主张的提出而生成的，但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则使民主的主张得到了社会构成要素的支持。非政府组织在十分广泛的社会治理领域与政府开展合作，实现了近代早期的“共治”理想。     

行政组织运作机制研究:纪律的视角

纪律是行政组织的核心运作机制,也是组织建构的重要工具.以纪律为切入点观察行政组织,是从过程论视角对科层制理论的补充和发展.科层组织内部有两套运作系统,其自身宣扬的是以效率为导向,以“分工一协作”为特征的理性系统形象,而实质上倚重的却是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权力系统.纪律的存在确保了科层组织两套系统运转顺畅,并行不悖.纪律一方面借助定时操练、建构身份及锚定唤醒等技术,培养组织成员的服从习惯;另一方面通过安排进度、规划空间及凸显共同意志等方法,统一组织成员的行动步调,双管齐下,将一个松散的群体整合为结构致密的集体行动单位.     

理性官僚制:批判及辩护

理性官僚制是韦伯基于法理型权威下的一种理性化程度较高的组织模式,其效率宗旨与理性精神契合资本主义的发展目标。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标榜的新文明对早前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运行模式进行了改善,知识和信息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上述变化也引起了学术界对官僚制中过分强调专业分工、职能权限的划分、组织效率等原则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他们抨击官僚制效率丧失、限制民主、压抑个性等方面。我们是否真的要摒弃理性官僚制的诸多原则,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深层的剖析。     

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最新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理论在西方国家“突破官僚制”的行政改革中,逐渐成为主导性的行政范式。但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经济、效率、效能的片面追求,使得民主、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等公共行政应有的价值观念丧失殆尽。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应运而生了。它在肯定新公共管理理论固有价值的基础上,对其理论与实践中的缺陷进行了批判,努力构建一种以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为指向、顺应现代公民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公共行政范式。     

公共能量场隐喻与后现代公共行政范式——福克斯、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述评

建立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泰勒管理主义和韦伯科层制基础上的传统公共行政自降生以来相继受到了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的挑战,但与这些理论不同的是后现代公共行政从批判现代性入手,从本质上颠覆传统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效率主义、独白式话语垄断范式,试图构建一个没有价值预设和判断标准的公共能量场,从而实现传统公共行政向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范式变迁。     

合理性理论上的"对话"——哈贝马斯对韦伯合理性理论的改造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以合理性概念为中心发展了各自的社会理论,而且后者的理论带有浓厚的韦伯式背景。但韦伯将“目的—工具合理性”与合理性一般等同起来,并将其作为分析现代社会的叙述工具,合理性的概念太狭窄。哈贝马斯则从合理性中探寻克服现代社会危机的钥匙,拓宽了合理性的内涵,实现了由“工具合理性”到“交往合理性”的跨越。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及中国现阶段的选择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行政改革浪潮而兴起的政府改革理论。它为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野,但新公共管理理论也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的缺陷。本文从反思的角度,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状况,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行政改革目前更为紧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负责任的、可被预测的韦伯式的官僚制政府。     

韦伯官僚制在中国转型时期的运用及其完善

分析比照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不难发现官僚制在中国的现实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理性精神不足、法治理念薄弱和科学精神缺乏等。基于我国的国情考虑,欲完善之,具体做法是由“权力行政”向“责任行政”转换;从“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转换;由“单方行政”向“参与行政”转换;由“官僚行政”向“学习行政”转换。     

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的实践前沿与发展面向——以浙江省龙港市“市直管社区”改革为例

以组织结构扁平化改革推进高效率行政组织体系建立,是适应数字政府建设与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关键。文章基于扁平化组织理论,以浙江省龙港市“市直管社区”的扁平化改革实践为例,考察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的实践前沿,研究发现,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基层治理“扁平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县域治理体系,推进了县域治理结构、体制、机制、价值等全方位变革,突破了传统科层制政府的局限,具有赋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促进政府组织模式转型的双重作用。尽管龙港市全面取消了乡镇（街道）层级,但依然存在扁平化改革不彻底、机构设置不合理、政府职能定位不清、制度配套不完善等问题。深化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需要坚持数字赋能、多元共治、为民服务与行政赋权等目标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