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1937: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从一座内陆城市一跃成为中国战时首都,成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各党各派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活动舞台;从一座古老的军事要塞,一跃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外交中心,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区指挥中枢。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思想及实践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整个世界大的范围内考察,明确提出"抗战的外交"的思想.在实践上,则联合苏联,争取英美,团结各反法西斯国家和民族,在抗日斗争中相互合作和支持,争取和团结一切国际友好人士对敌后抗战的支持,推动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的延伸,为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民主党派的摇篮——重庆

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与推动下,在渝各民主党派积极投身抗战民族事业,与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在全国现有的八大民主党派中,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以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前身之一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都在重庆生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也因此堪称民主党派的摇篮。     

重论大后方文学发展的阶段性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文学是以陪都重庆为中心,桂林、昆明为重镇的中国抗战文学.大后方文学的成长与发展反映了战时中国文学的主体面貌,对战时中国其它区域的文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以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限,中同的抗日战争由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救亡图存的战争转为中国人民参与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与这一历史进程相适应,大后方文学呈现出较明显阶段性发展特征.     

国共抗战团结的象征之地

抗战爆发后,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国共两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再度携手,共克时坚。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各派政治力量相继汇集重庆。从抗战相持阶段至抗战胜利结束,重庆不仅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象征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历史风云际会于此,而重庆,适逢其时,责无旁贷……     

要注意民意测验“变味

民意测验是考核干部的重要方法之一。以民意测验的结果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一个依据,能较好地克服用人问题上存在的任人唯亲、长官意志等弊端,把真正优秀的人才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然而,目前一些单位搞民意测验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 　　一是"民意"实为"派意"。一些人拉帮结伙,搞山头主义 ,以各自的亲疏关系、团伙利益投票;二是"民意"充满"醋意"。一些平庸无能之辈,自己不思上进,又怕别人超出自己,他们的信条是我上不去别人也上不去才算"公平",故而统统投反对票;三是"民意"变成"随意"。有一部分人视民意为儿戏,不能严肃对…     

中国和平外交取向的根源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一贯奉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特征的和平外交政策。虽然由于客观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政治的影响,这一政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特点和重点,某些时期甚至有所偏离,但是和平外交始终是中国外交的一贯特征。中国政府始终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它既是民族特性的使然,也是领导人在内外政治环境下做出的必然的选择,本文从单位和体系两个层次来分析中国“和平外交”取向的根源,并展望今后发展的可能性。     

道义理想主义:中国外交的政治逻辑

中国外交呈现出道义理想主义的思维逻辑。从中国政治史自身演变逻辑看,它呈现出由闭关锁国到开放发展的变化轨迹。从外交思维的演进观察,它显现出承认强权政治前提条件下,基于弱者的道义取向,以及崛起状态下,自认大国基点上的强者道义逻辑。这两者是基于同一逻辑的翻转。中国外交所展现的深层理念的道义优先特质,让其难以展现长袖善舞的一面。这是德性因素刚性主导中国外交的结果。中国外交试图与国家疾速发展局面匹配,必须作别政治化僵局:不以国内政治,尤其是意识形态取向的内政决断,直接延伸到外交领域,才足以理性确立外交思维,并真正开拓左右逢源的外交新局面。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主要政治力量暂时超越了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歧异,将实现民族复兴与打败日本侵略者相联系。其中,共产党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为奋斗目标;国民党提出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政治主张;中间力量提出了"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之完整"的口号。三支政治力量对中华民族复兴目标认识的一致性,推动形成了全民族合作抗战的局面和抗战胜利的最终到来。但由于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具体路径及终极指向存在着诸多分歧,导致他们在共同抗战的同时,也以自身独特的逻辑对这些问题进行着探索,从而构成了一幅幅孜孜追求民族复兴的波澜壮阔画面,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山抗战遗址群影像

正黄山抗战遗址群是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对外开放的抗战遗址中保护最完好、规模最大的一处抗战遗址群,同时也是抗战遗址中最具国际意义的二战遗址。抗战期间,黄山是当时国民政府军事、政治、外交中枢的场所,是远东战区指挥中心,是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重要历史地位、重要历史贡献的价值体现和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当时中国时政要务的决策地之一。     

抗战时期重庆地区稀有期刊荟萃

<正>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选定重庆作为战时首都,重庆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大后方的中心。随之,一大批的文化机构、文化名人、文化青年纷纷奔赴重庆,或创办期刊,或迁渝出版,或在渝复刊,重庆成为战时中国出版期刊最多的地区之一,其中较为出名的有《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期刊,为抗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这一时期,一些重庆本地出     

基于村民自治视野下的农村政治文化转型特征论析——以江苏为分析案例

在近三十年中国农村社会内部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强制性或诱致性影响下,生活在农村这一广阔地区的农民的政治文化也进入了重要转型期,呈现出明显的跨时代性特征,如政治关注的浅显性、政治角色的多重性、政治信任的多元性、政治参与的多样性、政治评价的趋理性.这些特征融合了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落后的双重性,既有向上的发展,也有向下的回归.     

抗战文学的精神价值

无论时代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未来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怎样写,抗战文学都是值得后人敬重的文学,是中国文学中非常宝贵的精神资源之一. 一、抗战文学最可贵的精神价值是它体现出来的民族良心 人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抗日战争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在这样的时代里,任何一个有爱国心、责任感的作家,要想置身于时代主潮之外,那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民族良心问题.茅盾、巴金、老舍等人的战时文学活动,就是极好的说明. ss     

中共决策层视角下的抗战革命叙事

<正>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决策层呈现出与其他政治力量不同的理解讲述抗战方式。把抗战上升到革命问题,用“共产主义哲学方法”观察中日民族阶级矛盾变化,新民主主义理论走向成熟,对整个中国革命也形成了系统、独特的叙事话语体系。一、重返中共决策层抗战论说现场与发现革命叙事近来不少学者提倡重估中共抗战史的宏观研究价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迅速兴起。若忽视中共决策层基本文献,那可能愈加远离历史事实。在“统一战线”背后或还有更具基础性全局性问题待发现。     

抗战末期中共对美外交述论

对美外交是抗战时期中共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但在抗战前期及中期,由于美国对华采取了完全支持、依赖国民党的政策,中共对美外交并没有施展的余地。直到抗战末期,才得以进入实施阶段。本文试就此作一论述。     

国民党的战时民族主义具有两重性

<正>民族主义是一面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并获得民众支持的旗帜。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顺应时代潮流,与包括中共在内之各党派团结抗战,确立"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并对民族主义作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阐释,恢复和继承了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之革命内容:"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     

亚投行:合作共赢的中国智慧

3月26日,以"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开幕。由中国倡导并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成为国际"热词"。亚投行呈现出蓬勃旺盛的建设之势,折射出中国外交理念与行动的国际影响力和接受度。这是中国不懈追求"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又一个生动展现。     

浅析政治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探讨中国的外交对目前我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和外交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外交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灵活务实、和合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全面抗战前期香港援华通道问题研究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军对中国大陆海岸线的封锁及其他陆路援华通道的阻挠使得国民政府在战争之初便感受到了武器紧缺所带来的防御压力,香港的战略重要性凸显了出来。鉴于此,中国政府不仅采取了工程措施以努力维持相关交通线的运力,同时极尽可能地向英国政府施加外交努力以维持香港对外沟通渠道的顺畅。日方亦向英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和军事威胁,试图切断香港同中国大陆以及外界的联系。英国政府在日方施压之下尽力维持香港通道的畅通,实质是将其作为战时援华的重要方式以遮掩其在援助物资总量上的相对较少这一道义缺憾。应该说国民政府在香港援华通道问题上的积极争取对于全面抗战早期的防御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1949-1966年毛泽东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

1949年初,毛泽东对台湾问题就作了深入思考.确立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是他追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决心与信念的必然.此间毛泽东对和平统一,就有所考虑有所安排.朝鲜停战后,台湾问题再次凸现.在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紧密配合下,中国对沿海蒋占岛屿的有限军事行动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是巨大的.5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和平解决台湾的方针,是从容应对国内外形势重大变化的结果.1958年,金门炮战后,毛泽东进一步思考了台湾问题,对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重要原则."一纲四目"成为了"一国两制"理论逻辑发展的原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