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表见代理

表见代理制度是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公平的保护各方当事人利益的一种重要法律制度,由于表见代理的发生出于被代理人的原因,故各国民法规定被代理人承担代理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后果。我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条第一次在我国法律上规定了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规定了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使我国的表见代理制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本文从表见代理的概念、特征及类型和后果归属等几个方面对这一民法重要制度做了探讨。     

浅析表见代理与合同诈骗罪之间的关系

被告人王某某与天津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陆某某系多年朋友关系，经常使用该公司营业执照招揽工程。2006年7、8月间，该房地产公司欲将本公司所有的两处底商出售，被告人王某某遂介绍戴某某与陆某某磋商买卖底商事宜，后双方因价格问题没有达成协议。2006年8月23日，被告人王某某利用其事先持有的上述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谎称该公司同意出售两处底商，并由其代为办理签订买卖协议事宜．     

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

刑法分则是以行为所侵犯的同类客体为根据进行分类的,从广义上来讲合同诈骗罪属于诈骗罪的一种,刑法分则却将其归入到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里,主要原因是其扰乱了市场秩序。其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既侵犯了主要客体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又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都属于诈骗型犯罪,从理论上来讲二者是有所区分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二者的明确区分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尤其是以合同进行诈骗的普通犯罪极易与合同诈骗罪相混淆,本文有感于司法实践中的困惑,从刑法相关基础理论出发,结合司法实践情况,对合同诈骗罪的相关情况加以剖析,以期对理论和实践有所裨益。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界限的司法认定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界限的标准只能是犯罪构成,即两者的犯罪构成不同是区分界限的标准,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都可以作为两者的区分标准,但犯罪主观方面不能作为具体的区分标准。要构成合同诈骗罪,不仅要看行为是否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益,更要看行为是否侵犯正常的市场秩序,但有无合同并不是区分两者的唯一标准,在签订、履行非经济合同的过程中实施了诈骗行为的,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在犯罪主体方面,合同诈骗罪既可以由自然人构成,也可以由单位构成;而诈骗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     

浅析表见代理制度

在商品流转速度大大加快的现代社会，各种形式的交易关系频频发生。出于交易的便利，各种代理形式应运而生，而表见代理制度的设立，对于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鼓励市场交易、维护交易的安全与稳定，建立正常、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将从中国表见代理制度的建立过程，表见代理的特征、法律後果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双层界分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定性之争涉及到法益和法条竞合这样带有普遍性和整体性的问题,因此应以体系解释的方法对其中的法条适用进行解释。两罪的界分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先抛开数额要素,以法益为基础,通过对合同的体系解释区分此罪与彼罪;第二层次是加入数额要素,通过对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体系解释,妥当处理法条竞合问题。     

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指被犯罪行为人利用,以骗取他人财物,而且扰乱市场秩序的合同。它是以财产为内容的、体现了合同当事人之间财产关系的财产合同。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包括民事合同、劳动合同,其形式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以及其他非书面形式。     

《合同法》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合同诈骗罪分离于普通的诈骗罪,同时源于利用"经济合同"诈骗的基本形式,从而产生了关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在内容、形式及合同主体的涵盖范围与《合同法》的是否一致之分歧。争议颇大的刑事理论导致了刑事司法实践案件的处理不一。因此,理清这些相关问题,对于合同诈骗罪的正确认定意义重大。     

合同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界限

合同欺诈是订立合同的一方或几方,以欺诈对方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使对方遭受损失,从而使自己获取非法利润。合同欺诈包括合同民事欺诈和合同诈骗罪。但由于我国法律对这两种欺诈行为尚无明确界定,以至造成人们在合同欺诈行为认识上的混乱,具体到实践中,可能是合同民事欺诈行为,也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还可能表现为民事欺诈和诈骗罪的双重性质。由此,本文论述了合同民事欺诈和合同诈骗罪的界限和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     

机器诈骗犯罪浅议

立足于“机器能否被骗”的命题争论机器诈骗犯罪是否成立存在理论前提上的困境。在法律关系属人化解读的视角下分析机器诈骗犯罪具备成立的可能性，行为人通过提供或输入不真实的信息资料实施对机器的作用可以实现对机器背后掌控者的欺骗，由此非法取得他人财产的，仍可归入传统诈骗犯罪的类型。机器诈骗犯罪的成立应符合一定的条件，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应着重区分机器诈骗行为和利用机器进行盗窃的行为。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和刑法理论下，没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使用计算机诈骗罪。     

骗取贷款罪的若干问题

骗取贷款罪是在贷款诈骗罪的基础上取消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件,给予银行等金融机构特别保护而设立的罪名.在司法实践中,该罪名有被扩大解释、降低门槛而被过度适用的问题,一些本不应由刑法调整的贷款纠纷也被认定成立本罪.本文试从骗取贷款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中的欺骗手段、犯罪对象、造成的后果以及骗取贷款罪是否能通过犯意转化成立贷款诈骗罪等其他犯罪或数罪四个方面,并结合部分案例,对骗取贷款罪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     

公司董事表见代表制度之我见

本文从公司角度阐述了表见代表制度的成因及其意义 ,分析了该制度的适用范围 ,并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 ,重点分析了公司章程公示力的规定同公司董事表见代表制度之间的冲突问题 ,认为后者应优于前者适用 ,同时认为公司章程不应就公司的经营范围作出规定。最后 ,分析指明了公司董事表见代表的构成要件。     

论雇佣犯罪特点

雇佣犯罪案件不同于其它刑事犯罪案件，雇佣犯罪案件中犯罪目的动机与具体犯罪行为相分离，导致雇佣犯罪表现出独特的隐蔽性、预谋性、交易性、特定性、复杂性等特点，其独特的犯罪方式给揭露打击、防控惩处带来巨大的挑战，必须深入全面地认识雇佣犯罪的特点规律，才能提出有效的打防对策，确保在同刑事犯罪作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罪与罚的嬗变：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食品安全关乎人的生命与健康，不能不引起社会的重视。《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修正就是一例。无论从入罪的标准，还是处罚的规格，该规定都顺应了现实的需要。本文围绕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立法变迁，对其立法现状与问题展开研究。     

合同的有效与合同的生效

我国《合同法》对合同的有效与合同的生效未作严格区分,理论研究也不多见,学者大多主张不加区分,因而许多合同法论著和教材对合同的有效和生效的概念往往混用。本文在对合同有效和合同生效的概念、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等问题进行法理分析的基础上,主张我国《合同法》对合同的有效与合同的生效加以严格区分,以廓清合同效力的内涵。     

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之关系新解

传统刑法立法秉承的基本理念是＂以故意犯罪为原则,以过失犯罪为例外＂,但现代刑事立法中,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关系密切、互为依存,既有交叉关系,也有并存关系,还有竞合关系。本文以单位犯罪、渎职型犯罪以及结果加重犯等为例,分别阐述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的特殊关系,以期在一个新的视野下科学地把握过失犯罪内部构造及其地位、作用,对进一步完善刑法立法、丰富刑法理论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