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治理视角下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创新治理优化

多层治理理论是研究多中心、多部门、多行动者政策环境中治理行动如何开展的重要解释框架,创新型城市是中国政府探索实验主义创新治理的实践模式之一,在现实中这种创新治理模式面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藩篱和创新主体关系建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中国创新型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对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发展模式、布局特点以及政策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有助于分析"中央—地方"政府间围绕创新治理目标、治理措施和治理框架开展的复杂互动过程和暴露出的问题。基于此,运用多层治理理论框架能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治理的优化方向提供建议:通过统筹协调形成开放兼容的创新型城市政策目标;通过基层赋权协调多层政府间创新型城市政策工具;通过多层治理构建完善协调的创新型城市治理框架。     

从地区政策看欧盟多层治理

欧盟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在主权国家的合作形式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采取了国家与超国家以及次国家手段并用的方式解决靠单一国家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多层治理"体系。这在欧盟的地区政策当中得到很好体现,这种多层治理体系在当下极具借鉴意义。     

政府绩效评估的政策悖论与执行控制——一个多层治理的分析框架

运用多层治理理论分析政府绩效评估的组织结构与政策体系,发现绩效评估被裹挟在府际科层关系与多层次政策网络之中,并以纵向与横向两种运行方式相互作用。一方面,评估政策制定与执行体现为纵向政府层级的科层控制和横向部门的政策分割;另一方面,多层次政策网络彰显了多属性的政策系统和跨层次的政策需求。政府绩效评估多层治理的嵌入过程存在多层评估系统与科层运作的结构失配、制度供给与绩效需求的系统张力、政策系统与技术标准的匹配困境等三重悖论。因此,要对多属性的政策系统进行分类,设计跨层次的评估政策体系,满足政府、社会与公众的多元绩效需求。     

社会治理与新疆社会稳定刍议

当前,随着"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的新疆工作总指针的出台,为新时期的新疆工作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研究新疆的社会稳定问题,分析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对破解新疆维稳的难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从社会治理与新疆稳定问题入手,结合当前新疆维持社会稳定所面临的问题,建议如下:积极优化社会结构;继续实施民生建设,保护并改善下层民众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保护和扩展社会流动渠道;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发育。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势必带来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变化。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审视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层社会治理存在自治能力不足、依法治理理念不够深入、形式主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化特征明显和多元共治机制不畅等问题。要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应该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下,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发挥法治保障功能和科技支撑作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协同各方治理主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商治理模式,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拓展与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着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挑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情况下,社会治理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因而,迫切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社会组织则成为纠正"失灵"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主要有:承接政府的社会服务项目、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当社会矛盾化解的"第一道防线".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参与社会治理存在诸多困境,应加强制度建设,破除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壁垒;强化分类治理,创新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治理模式;实施增能赋权,提升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推力;助力协同共治,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     

基于社会资本的地方治理何以可能

地方治理不仅仅要受外在显性因素的影响,还同其社会基础密不可分。因而,作为一种方兴未艾和具有现实生命力的理论和方法,社会资本理论可以成为地方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但是,对社会资本之于地方治理的研究,不能三步并成两步走。忽略对社会资本对于地方治理重要价值的分析,而直接开出所谓的社会资本培育"药方",未必管用有效。社会资本对于地方治理的重要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它为地方治理培育理性的参与主体、提供基本的运行机制、构建必备的参与网络。不过,在明晰社会资本之于地方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不能被所谓中国式的"社会资本"所误导。对于当前中国的地方治理而言,需要的不是"关系资本",而是需要崇尚信任、尊崇规范和注重公共参与网络的"社会资本"。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厘清国家社会市场关系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的国家社会市场三分的格局改变了以往国家一统天下的管理模式。厘清国家社会市场关系,让三者在各自领域里发挥其作用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机构改革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以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权力清单制度等方面为厘清三者关系作出了努力,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比如改革进程迟缓、社会组织自主活动能力有限、法律供给滞后、逆政社分开等。未来的改革需要把厘清国家社会市场关系提升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并从价值、组织和制度等三个方面推进。     

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

20世纪后期,人类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从80年代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三种既有逻辑联系又有所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们分别是参与治理、社会自治和合作治理。参与治理是在民主行政的理想追求中出现的,社会自治是在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的成长中展现出来的,而合作治理则是社会自治力量成长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前两种社会治理模式的扬弃。合作治理是一种正在成为主流的社会治理模式。     

浅议协同治理理论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今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其治理效果会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治理,甚至影响国家治理。俯视当下,基层社会主要面临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资本发育不良等治理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整体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和积累培育社会资本,建立政府主导、社会自我调节与居民积极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积极对策。     

公平正义与社会治理理论创新

关于社会治理理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在三个方面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创新经济资源和经济机会公平合理配置;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公平合理配置;从国家统治到国家治理,创新政治资源和政治机会公平合理配置。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不仅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提速提供了基础性制度支撑、公共政策导引与内在动力支持,而且其日臻完善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为揭示和诠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行性提供了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及其传播体系的内在表达。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厘定、路线图及时间表的确定,为其实施路径提供了全新选择,这就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眼点;以破解"五最"难题为抓手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以"四个精准"对接为效度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以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动力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点;以治理考评结果运用为基准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加速点。     

工会参与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对策探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工会作为职工群体组成的进步群团组织,在社会治理进程中能够发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激发社会治理活力和优化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作用。在落实工会职能的具体过程中,工会陆续出现了覆盖面有待拓展、职能需要进一步落实、运转经费紧张等客观问题,应当着手从优化工会履职尽责法治环境、坚持工会改革方向、加强工会组织队伍建设、提升工会经费使用效能和创新工会工作方式等方面探索破解之策,推动工会多方位、高效率地参与社会治理。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理念与实践

要破除社会管理的难题关键不在于如何对社会进行管理,而是如何让社会达到治理.社会治理包括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社会公众对社会事务的自治.从国体和政体的要求、市场化与信息化的要求、执政党纲领和宗旨的要求、公民社会成长的必然这四个方面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国情下社会治理理念的必然性.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上,政府一定要认清社会管理的本质,重点不在管,而在于理,理顺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自治.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中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效能提升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多元协同共治、平等协商的过程。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自组织力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目标和要求下,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然而,囿于政策、体制和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等多重阻滞性因素,社会组织与政府在合作机制上存在着诸多障碍。要破解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功能输出的难题,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于政策制度、社会支持、社会组织自身参与能力及协同共治机制的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     

绩效治理导向下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基于研究范式由绩效管理向绩效治理转变以及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绩效治理的导向。通过坚持公共治理的导向,建立和完善基于公共价值的社会治理绩效评价机制,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和发展公民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以及鼓励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确实构建起协调运转的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能力和绩效才能得到提升,保障社会和谐、有序的"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才能得以形成。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社会治理研究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时期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阐述了治理理论在三个发展阶段的内涵和特征。以社会治理为例,指出其在创新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三大现实误区:理念误区、主体误区和制度误区,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对策。     

家国天下与社会治理

在当今物质社会,当缺思想少信仰、重外在轻内涵成为常态,当家庭管理中把孝子解读成孝顺儿子,当社会生活底线频频被突破,有五千年文化积淀的传统文化再次绽放出光辉,并承担起了社会道德重塑之责。家国天下思维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升级版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讲了三个治理的问题,一个是国家治理,一个是政府治理,还有社会治理。我在学习文件的时候想两个事情,什么是社会治理?怎么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讲四个方面的思考。第一,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发展;第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关键是理顺政社关系;第三,创     

风险社会与风险治理

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者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出版《风险社会》一书以来,＂风险＂成为理解和诠释社会变迁的一个关键性概念,＂风险社会＂随之也成为解释世界的全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