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浙江省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浙江省依法推进社会治理取得明显的成效,社会治理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基本适应。但是,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建设总体滞后于经济建设,依法推进社会治理面临许多问题和不足,社会治理科学化、法治化水平亟待提高。推进浙江省社会治理法治化,要培育公民树立法治信仰,形成全社会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规范完善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推动社会治理实践经验上升为规章制度;着眼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以法治方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建立完善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和监管机制,引导社会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探索健全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机制,构建城乡基层社区治理新模式。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法治化问题研究

随着人们对现代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日益深化,对社会的关注点从统治转向治理。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将法治保障列为社会管理体制的标准之一,突出了社会建设法治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对于社会组织的建设规律和方法的研究应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从恢复社会组织的社会性、民间性本质入手,打破原有的行政化管理体制,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建立政府监管协作下独立发展运行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     

加强法治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

法治建设是农村社会和谐的基础和保障，是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当前农村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法治建设，加强农村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加大农村普法工作力度，强化农村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农村社会治安防控能力，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健全规范有效的农村法治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和谐社区建设相关问题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重要的基础在于和谐社区。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和谐社区建设中的重要社会力量，可以通过各种活动和服务，参与所在社区的社会管理、社区服务、社会事务等，弥补政府功能的不足，化解各种社区矛盾，实现社会自治。国家应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政府部门要转变观念，积极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鼓励、引导、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和谐社区建设。     

法律入侵的生态学分析

基于法律生态系统的开放性,发达国家法律时常跨越国家地理边界影响落后国家的法治建设。因不适合本国实际发展需要,外来法律往往演变为入侵法律并造成系列社会危害,后发展国家在法治建设方面需对法律入侵保持清醒认知和必要防控。通过界定法律入侵的概念,分析法律入侵的特征、类型、形成和作用机制及其社会危害性,指出占据法律生态系统演替高级阶段的西方法律基于法治先发优势入侵并干扰他国法治建设,阻碍了世界法治民主化、多元化的历史进程,破坏了世界法治化秩序。中国作为西方法律入侵的重要目标国,在法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应吸收借鉴西方法治文明成果,也需谨慎防范外来法律入侵,积极应对西方法治霸权与法治迷信,充分利用本土法律资源,通过法     

论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要素

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是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在社会管理中的具体化，它有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基础。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治理模式是实现“社会本位”；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内涵是建立市民和村民是社会管理最重要主体的体制和机制，并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有效的控权；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原则，包括：民主化原则、社会化原则、科学化原则和长效化原则；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协同性关系有：立法、执法和守法的协同性关系，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府参与社会管理的协同性关系．行政、经济、教育、法律等社会管理手段协同性关系。     

“法治社会”命题的理论澄清

自"法治社会"的命题在中国被提出以后,学术界与实践中出现了将法治社会解释为国家公权力运用法律来管制社会的现象,这无疑忽视了法治社会的本质。法治社会强调的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它的提出源于执政党对我国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的检讨以及对法治内在的社会面向的重视。完整地说,法治社会包含社会自治与权力制约两个面向。一方面,法治社会通过国家的立法与社会的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规则实行社会自治,法治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法治社会为法治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与制约公权力的外部机制,法治社会是法治政府形成过程中的必要条件。只有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各类社会组织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法治的建设进程中,法治中国的愿景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社区治理法治化问题研究——关于沧州市社区治理法治化的调查研究

社区治理依托政府机关、社区自治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等多个主体,对涉及社区或成员利益的公共事务进行共同管理,解决社区矛盾,化解内部纠纷,促进社区全方位协调科学有序发展。社区作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载体,其法治化建设对于法治国家的发展、法治意识的形成、和谐秩序的构建具有积极作用。     

工会工作法治化的时代解读

工会工作法治化建设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推进工会工作法治化建设,是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把握工会工作政治方向的内在要求;是新形势下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客观需要;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保障。工会干部必须树立法治观念,学会从法律角度看待问题、用法治思维分析问题,提高运用法治方式和法律手段解决改革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能力,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论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

市域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蕴含着法治化元素。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理基础是依法治国、有限政府和公民社会理论,需要完成制度建设、确保治理过程的规范性和治理结果的公平正义,离不开法治的规范和保障。通过实证化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市域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程度不高,其原因在于立法不完善、缺乏法治思维、执法缺少监督。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路是建设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和法治文化体系,确保市域社会治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现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法治的核心：以法律制约权力

法治化正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社会政治目标之一，制约权力、保障权利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突破口。权力在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由于权力的本质决定，有必要制约权力。制约权力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结果，是保障权利的要求，是实现法治的最基本的要求和标志。在我国的政治改革中，法律对权力的合理制约，有利于法治的实现。     

浅论法治国家与党的领导法治化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离不开党的领导，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需要党的领导法治化。党的领导法治化的基本要求就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原则。但是，如果不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规定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具体职权和具体程序，“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就会踏空，党的领导就不可能真正法治化。而党的领导如果不能法治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远大目标也就不能实现     

农村社会中国家法的解读与建构

农村社会法治化的程度直接决定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现程度 ,农村社会的有序化发展不仅依赖于国家法律的实施和法律理念的形成与普及 ,而且依赖于农村社会中的民间规范 ,依赖于农民之间的情感、道德、风俗和习惯的维持。在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中如何实现情理、法理、风俗、习惯的有机融合 ,构建以法律为主导的多元型农村社会治理机制 ,实现农村社会的法治化发展将是一项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系统工程。     

加强对领导干部职务行为的法律规制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总书记的这一要求，对于加快依法治国进程与建设法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十多年的法治实践告诉我们，依法治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从观念、制度与实践方面不断创新。依法治国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职务行为的法律规制。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探析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根本保障,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选择,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选择。目前,社会治理依法治理理念、治理立法、治理机制、治理的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体系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问题,制约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现。为此,要从培育社会治理法治理念、完善社会治理立法、健全执法机制、加强司法保障和健全法律服务体系等方面着手,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论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重要命题,在理论意义上进一步拓宽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内涵,也标志我国法治化建设进入全面推进的攻坚阶段。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整体性、系统性的要求,不仅应认识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需要探求法治国家建设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核心要求上,应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统筹推进国家具体工作领域的法治化、国内工作和涉外工作的法治化、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法治化等。在重点任务上,应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处理好本国法治传统与借鉴他国法治经验之间的关系,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最终形成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良效格局。     

互动与融合：法治中国与中国共产党法治能力的内在逻辑

法治中国与中国共产党法治能力虽然概念不同,但却在内在意蕴与外部追求方面高度契合,即两者均遵循"法"的逻辑和内涵"法"的价值,均依靠民主的协同和道德的滋养,均体现出对象的广泛性和终极目标的一致性。建设法治中国需要中国共产党法治能力的功能支撑,建设中国共产党法治能力需要法治中国的目标指引。即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法治能力通过推进执政党法治化、政府法治化和社会法治化的有序互动,进而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另一方面,法治中国为建设中国共产党法治能力提供全面的主体保障、规范保障、理念保障和生态保障,两者在逻辑上呈现为互动融合、双向塑造的关系。     

村民自治背景下推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法治化的现实路径

推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法治化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在乡村治理中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途径,对于坚持和加强村级党组织领导,保证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推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法治化需要着力解决以下关键问题:完善村级民主决策的法律机制,通过合法途径将村级党组织的意志上升为村庄的公共意志;全面贯彻落实党管干部原则,为坚持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健全村级党组织领导和支持村民自治组织依法行使职权的体制机制。     

新时期地方行政立法中公民参与机制完善途径解析

公民参与立法是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的有效表现形式之一,能够较好地推进法治建设。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新的社会历史时期,我国公民的立法程序参与权落地、生根,促进了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公民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和互联网途径参与到地方行政立法的实践中,但其参与机制仍然不够完善。要完善地方行政立法中公民动议权制度,公开制度,听证制度,监督、救济制度,提高公民参与地方行政立法法律文件的效力层级。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创新社会治理刍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征程,依法治国将进入新常态。创新社会治理的终极走向就是法治化,其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当前,实现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要以法治理念为基础,以搭建法治平台为关键,以完善法律体系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