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征用权与私人财产权平衡的法理考量

国防征用权作为一种公权力,是国防征用活动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国国防公共权力的法律表达,国防公共利益是其存在的“合理内核”；私人财产权的当代“扩张”,使其与国防征用权客观上发生着冲突,此冲突的实质是其背后国防公共利益与私人个体利益间的冲突.作为两种表达差异的法律权利,两者冲突表象下亦蕴含着平衡的诉求.     

抢险救灾中军队征用民用物资若干问题浅析——兼论国防征用权与私人财产权平衡机制的构建

在抢险救灾过程中，军队基于国防公共利益征用私人财产已出现一种不可回避的制度约束，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完善抢险救灾中的国防征用制度，对于维护抢险救灾动员秩序、增进抢险救灾动员效益、确保社会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以限定征用时节、把握征用相称性原则、建立正当征用程序、完善征用补偿制度为措施，构建国防征用权与私人财产权的平衡制度，确保抢险救灾中军队征用民用物资的顺利进行。     

论私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与限制

私人财产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起源于自然法学派的人权思想.私人财产权的法律化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而逐步发展、完善.随着法律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强调,私人财产权的保护与限制的冲突日益突出.在保护财产权以保障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的前提下,宪法可以对私人财产权进行一定的限制,主要措施有警察权限制、国家征用权、税收、国有化和没收.     

物权法不宜规定征收、征用制度

征收、征用权虽然是一种超越私权的独立权力,但在现代社会,法律确认或规定征收制度的意旨不在于强调此权力的合理性,而在于如何限制其对私人财产权所可能造成的剥夺与限制。世界各国因此在以宪法对征收加以确认之同时,多制定系统的征收征用法。将与物权法规范异质的征收制度规定进物权法,既会加剧我国征收征用制度的混乱,又会破坏物权法的纯洁性、科学性,同时也可能降低人们对限制征收征用权之必要性的认识。应加紧制定系统的征收征用法。     

论国防物力动员立法的法理依据

国防物力动员涉及对相对人财产权的限制或剥夺，因此，确立国防物力动员立法的法理依据显得尤为重要。国防物力动员必须体现合宪性，这是基于宪法对于财产权的保障的要求；国防物力动员必须体现公平性，这包括行为主体的地位平等、公平负担、公平补偿三个层面；国防物力动员必须体现动员权与私权的平衡性，做好公权与私权的价值位阶判断，实现两者均衡的内在要求。     

我国《物权法》规范下的征收征用制度

我国《物权法》中关于“公共利益”的表述是个抽象概念。为避免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借口随意征收、征用公民的私人财产，侵害公民的财产权利，《物权法》应对征收、征用行为做出进一步规范，使其不致滥用，以保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权。     

纽约市不动产征收中的听证程序

集中土地进行公共项目的开发是公共利益和经济发展的必需,但又极大地威胁着私人财产权的安全。纽约市的征收程序设置了大量的听证程序,一个公共项目经过至少3-4次的公众听证会,每个决策和建议机构充分听取被征收人和公众的意见后,才会被决策。听证程序给予公民表达意愿的机会,牵制了征收权的滥用,增加了政府行政的透明度,减少了民众与政府的摩擦,从而达到平衡征收权和私人财产权的目的。     

论公法上财产权——以存在根据、成立要件和表现形式为主

私有财产权中的"私有"应解为"私人享有"而非"依私法享有",因此,私有财产权既可为私法上权利,亦可为公法上权利.公法上财产权存在的根据在于宪法上私有财产权在行政法上的直接适用和宪法规定在行政法上的具体化.公法上财产权不能由公法规范和公权力主体的义务直接导出,其成立还需要以该公法规范至少同时亦具有保护特定私人财产利益的目的为前提.基于私人在公法上的一般法律地位,公法上财产权可大致区分为消极的公法上财产权和积极的公法上财产权两大类.     

财产权的性质及其保护的两条路径——兼论宪法与物权法的关系

2004年将私有财产权写入宪法,对私人所有的财产进行严格保护.物权与财产权之间存在差异,对于围绕物权构建起来的物权法与围绕财产权构建而成的宪法,同样不能将二者关系简单化之,也就为财产权的保护提供了两条路径.备受争议的物权法历尽周折才得以出台,争议背后更为重要的是改革20多年来形成的产权关系如何定位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平与自由的价值冲突.     

完善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法律思考

土地征用权的行使范围,是我国如何完善土地征用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土地征用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是判定土地征用是否合法,以及是否被滥用的唯一标准。公共利益的明确界定,是解决土地征用权冲突的法理依据和关键问题。在土地征用中,应提高补偿费和安置费,以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利益。     

论我国警察征用

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征收、征用补偿条款,规定了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要给予补偿,这将对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产生重要影响。虽然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的警察征收、征用制度,但我国警察征用一直是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实践,因此,在完善宪法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时,研究警察行政法中的警察征用法律制度有着独立的重要意义。     

试论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

个人财产权的确立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它可以解决盲目的政府行为或集体行为,有助于吸引外资,促进有效投资,有利于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确立个人财产权是保证个人行使民主权利的前提,是宪政的基石,是实现宪政权利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国对个人财产权保护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对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保护力度存在差异;对有关私有财产的规范体系不完整、缺少征用补偿条款;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手段和国家赔偿制度;没有将私人财产权当作公民的基本权利来保护;私有财产范围界定不明确。对此,首先将公民私有财产权作为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来保护,把财产权利平等保护和普遍保护观念体现在宪法条文中,消除实质上的不平等;其次,建立宪法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规范体系;第三,建立保护公民财产权的宪法诉讼制度,增加征用补偿条款;第四,通过划定公权和私权的界限,确认主体普遍享有的财产资格。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是完善我国人权保障体系的需要,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需要,是界定政府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基础,是建立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征收权法理分析

征收权是一项重要的公权力,可以对私人财产权予以合法的剥夺.因而,探讨征收权的理论基础、厘清征收权中的法律关系、明晰征收权在两大法系中的演变,对于合理界定征收权,保障公民的私权不被非法侵犯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现代法治文明的进步.     

论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完善

公共利益在市场中无法自动实现 ,政府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主体。为实现公共利益政府可发动土地征用权 ,公共利益是土地征用权的依据和界限。土地征用必须保证征用的土地与公共利益目标相当。土地征用权的滥用表现在征用的土地与所追求的公共利益目标不相当及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给付过低 ,土地征用制度的完善应从这两个方面着手。     

我国行政程序与宪政冲突的立法修正——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为例

我国的行政程序大量由行政法规或者规章来设置,这些程序性的规定存在诸多缺陷且与宪政精神冲突。由于人民法院没有违宪审查权,因此,为了实现宪法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有必要通过立法来修正。本文以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为例,对该条例在程序方面的缺陷作出了一般分析,并对立法修正提出了建议。     

私有财产权的入宪问题研究

我国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 ,人们对财产权作为一种人权的问题开始关注 ,近几年来 ,工商联、法学界一再呼吁私有财产权应当成为一项基本人权而写入宪法 ,“不久的将来”这一建言终将变为现实。 2 0 0 3年 1 2月 ,《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明确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本刊编辑陈立风就此问题与郑州大学法学院的几位师生进行了讨论。他们就“财产权”的涵义、宪法保障私有财产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的不足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评析了中共中央修宪建议的进步与局限 ,认为如果私有财产权的宪法规范既在总纲中规定 ,也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中规定则更加完美 ;“并给予补偿”可能在理解和适用上会发生歧义 ,故应明确其内涵 ;对私有财产权的征收或征用还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与之配套 ,并应对征收或者征用的补偿、程序等予以明确     

侦查权与财产权的冲突与平衡

侦查权与财产权的冲突与平衡是整个刑事诉讼中财产权保障状况的集中体现.二者的冲突存在于价值层面和实质层面上.司法实践表明,要切实实现财产权保障之目标,就要对侦查权进行限制,包括“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程序制约权力”.因此,对二者的冲突进行平衡的关键在于设定一个平衡点,即从完善侦查程序的角度着手,设置一系列的制度或机制,既能满足侦查权控制犯罪的需要,又能保证公民合法财产权不受到恣意侵害.     

民用资源征用主体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法律对民用资源征用主体的规定不一致，在学术上也存在不同理解。需要正确区分征用主体与征用权主体；明确主体行使的征用权具有军事权和行政权的二元属性；肯定军队在特殊情况下具有一定的民用资源征用权。     

论中国私有财产权制度形成与发展的路径

中国私人财产所有权形成与发展的路径,经历了以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导向,逐步走向私人财产所有权保护的制度化道路。改革开放政策打开了中国私有财产权的阀门,对私有财产权及相关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私有财产权入宪,确认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中的成果;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更将其制度化。     

利益衡量在税法中的应用——以个人所得税为视角

利益衡量是指对发生冲突的各种利益进行估量后,考虑应置重于哪一方利益的一种思考方式。在税收领域,国家与纳税人、纳税人与纳税人、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与维护私人财产权以及税法与其他法律之间冲突的协调是税法的重要课题。广泛的利益冲突为利益衡量在税法中的应用提供了契机,利益衡量为探讨税法中各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的平衡协调提供了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