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上海市D区经验的探讨

对上海D区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经验的观察表明,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具有明显的政府强势引领特色,体现为几乎所有的理念、制度和资源都来自于政府,城市社区自治高度嵌入在强大的政府治理体系之中。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面临的主要困境,包括基层政府既是"扶持之手"又是"干扰之手"、社区陌生化与利益分化造成的"众口难调"以及普通居民的参与冷漠和社区骨干的严重老化。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建设要尽其可能地把制度"搞对"、把理念"搞对"、把激励"搞对"、把主体"搞对"和把单位"搞对"。     

论制约我国大学生权益公法救济的现实障碍

学术自由精神和大学自治理念决定了司法审查对大学治理的介入必定是有限度的。但是,即便是这样有限度的介入,在我国法治实践中也遭致了现实的困境与尴尬,从而使大学生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救济与保障,大学成为法治的真空地带。究其原因,以下几个方面的体制性障碍值得关注和探讨:大学"自治规章"审查机制的缺失;"内部行政行为"理论的思想禁锢;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现实困境;教育行政规章的压挤效应。     

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研究及模式定位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通过对杭州市拱墅区社区自治状况的个案调查,本文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在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政府在社区中的角色越位和缺位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重新建构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平等、合作自治模式,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强化自治意识,转变管理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发展社区组织,大力培育和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推进社区实现民主自治。     

当代中国基层政治治理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基于城乡自治体制的思考

改革开放后,国家创设了居民自治和村民自治的城乡社区自治体制,以实现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和再权力化.但在实践过程中,这套自治体制遭遇到不少问题,甚至出现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为了化解这种困境,需要将城乡基层自治纳入国家建设整体框架之内考虑,不断提高城乡自治的层次和范围.同时,政府应努力寻找国家能力和社会能力同时增强的途径和方式.     

村民自治中的协商民主:功能与价值

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制度。三十年来在以选举民主为基本框架下的村民自治制度,释放了广大农民的生产动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但是,村民自治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尤其是在当前农村社会多元利益格局逐步形成的大背景下,如何促进村民自治的发展和完善已成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以平等参与、共同协商为特征的协商民主对于完善选举民主和村民自治制度,解决村民自治"四大民主"困境具有重要的功能与价值,必将有助于推动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与有效实现。     

村民自治的社会困境

社会困境是制约村民自治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脆弱、主体力量不足以及农村黑恶势力的干扰破坏等,都将进一步影响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困境的成因和破解之道——以一个居民小区的物业纠纷演化过程为例

社区自治的实现,除了需要社区有能力自我提供公共产品外,还需要社区有能力对内部纠纷进行在地化解。这意味着,理想的社区自治体系不仅要有公共产品的"生产能力",还要有矛盾纠纷的"消化能力"。社区纠纷的在地消化能力不足,使得一些社区纠纷的解决过程呈现出"闹大"逻辑,从而导致自治困境。"闹大"逻辑的形成,同"权力兜底"的基层纠纷解决机制直接相关,这使得社区内的纠纷往往也需要动员上级权力的直接介入才能最终解决;而"权力兜底"的纠纷解决机制又根源于"政府兜底"的基层治理机制。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是破解基层纠纷"闹大"逻辑的有效出路。     

党的群众路线:留守型农村基层党建的根本取向

"留守"现象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长期存在的基本现实.在此背景之下,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严重缺乏群众根基,呈现出留守型的组织结构、虚置化的组织机构、内部化的组织活动等实践形态;"主体性"缺失导致农村基层党建出现了资源不足、路径错位、目标偏移等诸多现时困境.通过对粤北J村的样本分析,将党的群众路线作为解决农村基层党建问题的关...     

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主要障碍与突破路径

由于村民自治的基础条件和基层治理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村民自治面临着制度设计缺陷、实际运行困难、外部环境不利等诸多困境和障碍。要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确保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关键是要立足于切实保障群众的自治权利,让老百姓获得制度带来的实惠和利益,着力于增强自治内生动力、完善制度设计、规范自治内容以及丰富自治实现形式。     

自治、法治与德治:乡村治理的三个维度

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自治、法治、德治三个维度探讨乡村治理模式,既是基于乡村发展现状的考量,也是时代发展的理性选择。把握乡村"三治"困境,构建以自治为核心、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乡村"三治"模式,是实现共建、共治和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推动乡村振兴,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村两委”关系探讨

本文在对村民自治中一些地方出现的村两委关系不协调的问题、成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实现村党组织领导功能转换、加强村组织规范化建设、完善规范有序的制度化建设三个层面提出了规范协调村两委工作关系的对策。     

村庄派系与贿选行为——以H村村委会选举为例

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贿选行为是村庄派系利益博弈的产物，村庄派系既是贿选的始作俑者又是贿选的操纵主体。派系核心精英或竞选者通过组织竞选“班子”和成员分工、秘密调查和确定贿选对象、选择贿选方式和宣传动员、实施贿选和投票监控等一系列环节来完成贿选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利用相关法律制度某些漏洞和村庄文化网络关系来规避法律制度的调整和约束。所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强化农村民主素质教育是治理贿选行为的关键。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繁荣农村经济是核心,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关键。村级集体经济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发展壮大不仅是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重要经济发展任务,也是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的重大农村政治问题,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新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实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政治文化评估——以甘肃省山丹县新河村为个案的研究

新河村村民政治文化处于依附型政治文化与参与型政治文化之间。一方面，村民主体意识有所提升，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增强，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向着积极的和良性的方向发展，表现出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特征；另一方面，村民参政心态还没有健康地形成，参政热情不高，表现出依附型政治文化的特征。     

创新村级治理机制 破解村治难题——四川仪陇县民主管村“四权”模式的调研与思考

仪陇县以民主管村为突破口,大胆创新村级治理机制,创造性地探索出了"强化村党支部的领导权、规范村民(代表)会议的决策权、落实村委会的执行权、保障农民群众的监督权"为核心内容的民主管村"四权"模式,有效破解了长期困扰村民自治发展的两大难题,优化整合了农村政治资源,对于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的内在机制,保证村民真正当家作主,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利益链接与村庄治理结构重建——基于N村“村企社”利益相关者“合作治理”个案

市场化改革在给农民带来生活水平改善的同时,也使得村庄社会利益发生分化,利益诉求呈现出差异化、多元化、多样化态势。因此,转型中村庄社会已嬗变成为一个"利益场域",并为市场催生起来的涉农企业、合作社等主体成为治理重要力量提供了"舞台"。村域集体经济不发达的N村,村组织、涉农企业、合作社、农民基于各自利益诉求的实现,本着"资源互补、优势互借"(资源交换)原则走向"合作"。在此基础上,他们借助于农业项目开发与农地流转之机,各取所需,结成了涉农企业+村委会+合作社+农民的"利益链"或"利益共同体",进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实现了企业、村组织、合作社等利益相关者对于村庄的横向"合作治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村庄经济社会秩序的进化。     

村级治理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村级治理的目标是实现村庄的善治。村级治理有助于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和各项事务的发展,有助于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有助于推动农村基层管理制度的转型。村级治理评价是村级治理的风向标和指挥棒。正确认识村级治理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出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有利于更好地提升村级治理水平。     

论钟理和小说的原乡意识

钟理和小说中隐藏着复杂的原乡意识,它表现为未去大陆前的渴望与憧憬,回到大陆的亲切与批判,离开大陆后的怀念与眷恋.究其原因是与作者所受的教育和自身的经历有关.     

贫困地区村级集体经济与村级组织建设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贫困地区从根本上解决好村级组织“有钱办事”的问题,确保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只有开拓创新,积极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政策、机制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才能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稳步发展,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协商民主与乡村和谐——对S村“康庄大道”工程决策的经济学分析

在乡村原有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利益分化日益明显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乡村和谐,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面对的问题。文章通过个案分析,说明将管理者个人效用的决定权越来越多地转移到村民手中,有利于推动协商民主,而协商民主是实现乡村和谐的有效途径,同时在协商过程中,需要乡村管理者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