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柏拉图从“贤人之治”思想向法治思想的转变

柏拉图早期所倡导的“贤人之治”,并不等同于“人治”这个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对所谓专制独裁统治的称谓.他主张的哲学王之治实质上就是理性之治.除了贤人之治本身所具有的优点外,他还通过对法治的批判进一步肯定了贤人之治的作用.后期他逐渐认识到了贤人之治的不足,转而支持法治理论.本文首先论述柏拉图所主张的贤人之治的独特性,进而分析其所具有的正当性,然后论述从贤人之治转向法治的过程,以期为现代法治的践行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从政史鉴千字箴言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得民之心，乃得天下；君舟民水，民贵君轻。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广开言路，耳聪目明；上下一体，社稷安定。贤和于朝，物和于野；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诚实恭谨，荐贤让能；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官无常贵，民无常贱；有能举之，无能下之。为政之道，在得贤人；知人善用，政之宝也。国之需才，犹鱼需水；得之则生，失之则死。贤多国安，佞多国危；任人唯贤，咸以康宁。求贤若渴，德才相兼；…     

要法治不要人治

在中国法律史上,先秦儒家最初提出人治的含义,是主张靠贤人治国的“贤人政治”。即治理国家要靠贤明的统治者,而统治者本身也必须“正其身”,端正行为。这对当时冲破奴隶制国家的“亲亲”宗法血缘统治,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在以后的漫长封建社会中,人治向极端发展,逐渐变为统治者们背离法律的制约而任意行为的代名词。可见,现代意义上的人治,实际上是封建意识的产物。     

中国官员的晋升概率

2013年6月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组织会议上强调，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他要求，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     

道德楷模与哲学王——孔子与柏拉图理想执政者之区别

孔子的人治思想就其强调执政者个人的道德表率作用而言,可称之为德政或德治;而柏拉图所强调的却是统治者的智慧,是一种哲学王的统治。孔子思维中的"君子"或"贤人"是极为模糊的,柏拉图笔下的哲学家却是清晰可辨的。     

贺龙“绑架”伪局长

古往今来．招贤纳士是把贤人恭恭敬敬请去的，而贺龙招贤却是生生把人给“绑架”了。那是1929年，贺龙率红四军第二次驻扎在湖南省石门县，计划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红军来到子良坪，子良区区政府和区团防的公职人员潜逃一空。     

柏拉图与孔子的政治法律思想之比较

作为古代东西方伟大思想家的代表,孔子和柏拉图的思想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两者在思想上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本文将从哲学王治国与贤人治国的思想、法的思想、正义的思想三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以便有利于我们能更好的、正确的理解两位智者的思想。     

法治的前提

现代法治理论的最初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尽管柏拉图在早期著作《理想国》中倡导贵族政体即贤人的人治，反对民主制和法治，但在其晚年的著作《法律论》中却转向法治主义。其弟子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则明确指出：法……     

历史上的法治观

在我国历史上，儒家强调贤人治国．重视为官者的道德品行修养，留下了诸多名言，如孔子的“身正令行”，孟子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苟子的“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等，因此．有的人认为法家重视法的执行，法的制度化建设，但反对“尚贤使能”，     

革命征途上的陈独秀父子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具有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孕育出一代又一代贤人志士。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许多人甚至许多家庭都为了民族的复兴而勇当开路先锋，尽管他们有的命运坎坷、有的早已牺牲，有的甚至由于种种原因而一时陷入迷途，但在历史的深处却总会有一些故事让人感动。陈独秀的一家，就是这样一个特殊而又让人难以忘却的家庭。     

孔子与柏拉图“人治”思想之比较

理想的制度形式与理想的道德规范相一致,是孔子和柏拉图所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然而,由于历史文化渊源以及两位思想家个性的不同,使得两者的”贤人政治”在东西方各具特色。孔子的人治观强调人际关系和道德的内化作用,最终难免会走向人治,而柏拉图的人治观则提倡理性的制约和知识的重要,它较之孔子的人治思想而言,更容易走向法治。     

我与人贩子的4年暗战

孔子门下七十二弟子、三千贤人。 几年前，登上百家讲坛把孔子拉下神坛的女学者于丹在国内学术界引起骚乱的时候，她的《论语心得》已经以3美元一本的价格在全世界卖出了400万本，比《哈利波特和魔法石》高出一倍。于丹受邀到访日本，人们高呼“欢迎女孔子的到来”。她在日本京都世界孔子学院论坛上30分钟的演讲，场下鸦雀无声，“掉根针都能听得见”。     

人治之辩——浅析柏拉图人治思想及启示

追求一种哲学王的"人治"是柏拉图一生的愿望,在理论上,他留下了"哲学王"的政治统治方式。根据韦伯的划分标准,柏拉图所推崇的贤人政治属于魅力型统治。柏拉图向法治思想转变过程中吸收了人治思想的精华部分。先秦儒家认为人治优于法治,"人治"中包含着对法律因素的肯定与利用。在我国目前所致力的法治社会里,人治的合理因素仍应被强调。     

孟母不迁又如何

<孟母三迁>的故事流传千古,有口皆碑.记得小时候学这篇文章时,只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闻"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我很感动,为孟子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而羡慕不已.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孟母当年的行为开始感到费解.因为人类喜欢群居,想找一个"近贤人,远小人"的圈子,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法律是第二种最佳的选择——感悟柏拉图

柏拉图的国家起源论是一种带有心理色彩的互助论,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又不能做到不求他人而自足。柏拉图把正义看作是国家的出发点与归宿,是国家的最高原则并且认为正义的统治是由哲学王掌握的贤人政治,而正义又是道德的基本要素,当柏拉图的哲学王的政治理想与现实严重冲突时,他转而寻求第二种最佳的选择——法律。他仍然使法律与道德紧密相连,并赋予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     

古代读书人如何谋生

古代的读书人怎样养活自己?当然是最好有个正当职业,首选是做官.官银靠不上,就得自己想办法,最常见的是教书.这种职业,是孔夫子开的山,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个个都收费.后世业此者,有功名者容易些,不用弟子三千,有钱人家教一个两个,则衣食俱足;没有功名的,则要差得很多,就算有学生可教,也养活不了自己,该种地的时候,还得下地.     

《吕氏春秋》之治国思想评析

在秦朝统一全国的前夕,吕不韦在吸收先秦各家政治思想的基础上,编写了《吕氏春秋》一书,提出了清静无为、施仁行义、严明赏罚、重用贤人的治国思想。这些思想主张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呼声,是较符合时代潮流的施政纲领,同时也对秦自商鞅变法以来的法治传统多所补充和修正。虽然它未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但是从政治思想的发展史上来说,《吕氏春秋》占居的重要地位,是秦汉时期政治法律思想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吕刑》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吕刑》所反映的德刑并举治国思维及刑法制度与原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后世刑法的构建。在法律思想方面,后世社会的明刑弼教、乱世重典及贤人执法理念与《吕刑》有渊源关系,在法律制度,古老的五刑、五听与赎刑也是后世同类制度的嚆矢。《吕刑》中关于上下比罪、简孚有众、其刑上备等定罪量刑原则又分别成为后世的类推、据众证定罪及重罪吸收轻罪等制度的示范。     

从黄宗羲“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谈规则与自由裁量

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法》一文中认为：＂先王之法＂是秉持民本主义推行仁政的良法,良法容许法理、道德、原则等因素列入考虑,以弥补法规律例之不足,只有在法律良好的前提下,贤人方能施展才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规则与自由裁量权的均衡原理。规则与裁量权同时并存于任何一个法律体系中,共同为社会正义服务。它们的正面价值是法治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法治的使命是提升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动态均衡层次,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两者的优越性。     

中国古代的“权力”理念——兼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体与法律

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价值观与西方确实有着诸多的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将＂权力＂视为治国工具,而西方先人一开始就对权力充满戒心。本文分析了孟德斯鸠、魁奈等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梁启超等对古代中国政体的认识,并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中西不同的权力理念源于对人性认识的差异。先秦儒家认为＂人性善＂,对贤人始终寄予希望;先秦法家则认为＂人性恶＂,主张利用＂人性＂,加强君主的权力。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则坚持以法治限制人性,制约权力。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权是一个畏惧、荣誉、品德兼而有之的＂混合政体＂,中国的＂传统法＂是＂礼与法＂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