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官能否变更指控罪名问题的再认识

作为刑事诉讼客体的案件由两大要素构成 :一为被告人 ,二为犯罪事实。检察机关对案件所作的仅是初步的法律评价 ,案件最终的法律评价是由法院来作的。在检察机关起诉的被告人及犯罪事实范围内 ,在不妨碍被告人辩护权行使的前提下 ,法院可以变更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     

论“醉驾”、飙车行为的定罪与量刑——以成都孙伟铭案、杭州胡斌案为主要视点

对醉酒驾车与飙车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必须根据行为人主客观情况的不同,分别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对以间接故意实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醉酒驾车、飙车被告人,由于其并不追求严重危害后果的发生,主观恶性相对不是很深,一般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符合自首的两个法定条件,应认定为自首;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的,属于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应结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从轻以及从轻的幅度。     

刑事二审程序中原审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困境与出路

部分被告人上诉引发的共同犯罪二审案件中,二审法院既要针对上诉人的上诉部分进行审理,也要针对未上诉的共同被告人的犯罪部分进行审理。同时,部分案件中,一些未提出上诉、未被抗诉、未被上诉人上诉的共同被告人亦有参与刑事二审并行使诉讼权利的需求。然而,涉及原审被告人诉讼权利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并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存在着原审被告人对上诉状内容不知悉,二审书面审理时原审被告人缺少表达意见的途径,开庭审理时原审被告人自行辩护的权利受限以及原审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不明确的现实问题。对此,必须保障原审被告人对上诉状内容的知悉权,二审书面审理时应当将原审被告人纳入到讯问对象之中,开庭审理时必须保障原审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权,同时明确原审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方能最大程度上保障原审被告人在刑事二审程序中的诉讼权利。     

醉酒驾车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以成都孙伟铭案为切入点

在定罪中,主要根据醉酒驾车行为是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人在主观上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还是间接故意,来决定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在量刑中,对以间接故意实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醉酒驾车被告人,即使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极坏,由于系间接故意犯罪,一般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符合自首的两个法定条件,应认定为自首;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属于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应结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从轻以及从轻的幅度;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同样需要结合案件情况慎重地把握,充分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酒驾罪设立之必要

目前，酒后驾车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犯罪日益增多，为了警示和教育广大驾车人员充分认识酒后驾车的严重危害，今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醉酒驾车犯罪案件应依“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统一裁判标准审理。文章从保障酒后驾驶行为人以及普通民众的基本人权出发，提出应单独设立“酒驾罪”，规定不同于现有惩罚措施的新的刑罚，这符合法益保护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能有效解决酒后驾驶的问题。     

怕酒草:巴西交警的法宝

酒后驾车是交通安全的最大敌人,世界各国都采取各种措施来测试酒后驾车者。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交通管理人员在这方面可谓得天独厚:利用本地生长的一种奇特的草——怕酒草来测试酒后驾车者。怕酒草对酒精特别敏感,大凡饮酒过多的人一旦走近它,嘴里呼出的浓烈酒精味便会使它立即枝叶垂卷,花朵萎谢。一旦饮酒者离开,     

饮酒乎,醉酒乎?——小议“酒后驾车”

众所周知,酒后驾车是交通安全的大故’据统计,20多年来,美国公路交通亡人事件中,有44％与驾车者酒后驾车有关,欧州的研究也发现,公路交通亡人车祸中,有20％     

醉酒驾车肇事案件的定性及解决对策

司法实践中,行为人醉酒驾车肇事案件在定性和量刑上面临困境。应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统一法律适用,尽量杜绝＂同案不同判＂,以期合理评价并遏制此类案件。     

规制酒后驾车行为的难点及对策

相对于国际先进国家，我国对酒后驾车行为的惩处较宽松，更侧重于加强事后处罚。事实上，我国酒后驾车行为的难点是如何有效查获与保障不折不扣地惩处。尝试构建经济性的公众监督机制可以在这两方面有所突破。     

论我国被告人翻供的程序审查

面对被告人翻供,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主要是从讯问的主体、方式、制作程序、有无刑讯逼供等方面,对被告人的口供进行程序审查。然而,被告人翻供的情形和理由复杂多样,现有规范要么属于立法空白,要么属于指导性或宣示性规范,既缺少明确的操作指引规则,又缺少违反这些规则的法律后果。为此,有必要从讯问主体和方式、讯问笔录制作程序、司法机关有无非法取证行为、如何对待重复性供述及事后救济程序等方面,进一步补充完善。     

简析贪污贿赂案件证据的认定和使用

简析贪污贿赂案件证据的认定和使用罗启，周玉军一、贪污贿赂案件证据的特点１、多数案件的被告人拒不供认或串供。这类犯罪是特殊主体所为。绝大多数被告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经验，对政策、法律有一定的了解。一些人还担任领导职务，反侦查能力强。在...     

论自首后辩护权的行使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首之后 ,在案件主要事实方面行使辩护权应当受到限制 ,在次要事实及法律适用方面行使辩护权不应受到限制 ;其辩护人在事实与法律适用方面行使辩护权 ,均不应受到限制。     

事实规范视角下故意驾车拖拽交警案的定性与定量分析

某日,孙某某在驾车转弯时不服从交警现场指挥,强行拖带交警左转弯,并致该交警死亡。该案案发后,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司法机关在细致查证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组合的严密证据体系,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论证了被告人孙某某故意伤害犯罪的性质,并对适用的刑罚进行了合理评判与认定。     

刑事辩护人会见权浅论

会见权是指受委托或被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刑事辩护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法享有同在押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会晤、见面的权利。会见权是刑事辩护人履行辩护职能的根本保障。会见权的存在使得辩护人能够及时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那里了解案件有关真相,并为其提供法律     

被告人翻供案件中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庭审阶段被告人翻供现象十分普遍,被告人翻供后的程序规则和庭前供述的证据能力是翻供案件中的两个核心问题,但是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这两个问题的规定却很不完善。我国应当建立处理证据可采性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并在现有的合法的庭前供述可以作为弹劾证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合法的庭前供述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作为指控被告人的独立证据。     

论死刑案件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以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的处理为切入点北大核心

倍受社会广泛关注的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的处理并没有始终走在法治的轨道上,司法权威和法律尊严也曾成为司法机关满足被害人家属诉求和平息社会舆论的牺牲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未核准两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的裁定,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死刑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如何统一的问题。基于死刑案件的特殊性,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于中国进行死刑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应当在法律之内寻求社会效果,从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司法适用研究

“法不溯及既往”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符合我国刑法的目的和刑法法益保护精神,有利于被告人和保障人权。但在司法实践中易引发争议,因此,在具体案件中要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一原则精神,选择适用最有利于被告人的法律。“法不溯及既往”是否适用于判决已经确定(生效)的案件,我国刑法与国际公约及其他国家刑法有不同规定,有待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     

略论律师在死刑案件辩护中的作用

在我国的刑事审判中,死刑案件占有一定数量。如何保证质量,贯彻党和国家在死刑问题上“严肃慎重”的方针,不仅要靠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的努力,而且也要发挥律师的作用。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死刑案件必须有律师为被告人出庭辩护,     

职务犯罪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重点问题研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设立了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有助于解决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情形下违法所得的追缴问题。作为新设程序,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比较原则,实践中与该程序相关的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重点介绍违法所得没收申请的具体要求,人民法院对违法所得特别没收案件的处理方式,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后的处理等问题,是对司法实践中依法追缴违法所得工作有所裨益的。     

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探析

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是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的必然要求,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如何保障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是刑事诉讼理论和实务的重要课题。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护的立法缺失无法真正实现其实质有效辩护。文章在诠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义涵及其法理基础的前提下,分析了我国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障的现状和立法缺失,提出了改革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护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