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作用及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人口红利是＂对经济影响和人口变化的新视角＂,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也是一个国家完成了人口转变都会出现的普遍现象。但人口转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在人口的增长速度和人口总量,而取决于人口的结构,并且＂人口红利＂现象就像一个机会,只有抓住并加以很好地利用,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转变为真正的现实＂红利＂,它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但＂红利＂往往与＂债务＂相对应,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就是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此应科学推动收获＂人口红利＂,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依法治国:中国经济新红利

正推进法治建设有利于全面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成为国际化高水准的市场经济法治国家。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颁布,"依法治国"顶层设计的基本轮廓已逐步明晰,其内在战略判断和考量充分体现了新的国家治理理念,特别是推进法治建设将带来新一轮经济红利,有利于全面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成为国际化高水准的市场经济法治国家。法治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是由市场主导配置资源,由法治提供竞争规     

中原经济区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问题分析

人是生产活动中能动的"活的劳动",劳动力的供给能力和素质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中原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区,推进城镇化建设,转移农村人口,充分利用好人口红利,对提高中原经济增长具有深远影响。因此,中原应着力发展现代农业和服务业;加大对农村教育和农民培训投入,加快引进和培养一批科技、管理人才,使中原人口红利为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的反思与展望——兼论人口红利研究的核心议题

人口历来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自20世纪末以来，人口红利始终是经济学和人口学的重点研究议题，而随着人口转变推进和生产方式转型，我国现实人口条件与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亟须对既有的人口红利研究进行再认识和再建构。基于人口红利研究的演化脉络，梳理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学界讨论的基本共识、争议焦点，以及在研究范式、理论概念、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归纳出现阶段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有：第一次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作用机制及其替代效应、其他广义类型人口红利的驱动作用，以及就业结构性错配和区域发展差异等制约人口红利释放的因素。下一步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应以理性认识数量层面的人口机会、培育质量层面的人口潜力、优化人口红利空间配置和产业配置等议题为落点展开。     

论中国人口红利的兑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人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将去得快.如何抓住这短暂的历史机遇,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从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这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是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试论“十二五”低碳经济转型

“十二五”是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低碳的经济发展既是目前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增长的约束。     

从“中等收入陷阱”谈如何加快中国经济转型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以投资和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为主,低端制造业是工业体系的主体,生产具有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高污染特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失衡.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中国进入各种经济、社会问题高发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造成经济增长变缓甚至停滞,中国必须加快经济转型,实现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转变.以政府职能转型带动经济转型,实现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创新和技术进步成为经济的发动机,以文化发展和转型给力经济转型,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的协调发展.     

我国“人口红利期”相对短暂

所谓“人口红利期”,是指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化速度,少儿及老年抚养比率均较低,总人口呈“中间大、两头小”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有利于劳动力增加及投资储蓄增长,妇女就业机会和人力投资也相应上升,从而整体上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学将这段时期称为“人口红利期”。一般认为,从现在开始至今后十五年,中国将处于“人口红利期”,但中国的这     

基于延长“人口红利”的政策优选分析

延长＂人口红利＂,必须适当地进行政策调整,针对我国人口的现状,我们应抓住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大、人口抚养比相对较低的＂人口红利＂时机,通过人口、投资、收入分配、消费、金融、公共管理等多政策的协调有效调整,为投资增长和资本形成创造充分条件,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弥补因未来人口抚养比升高所带来的＂人口负债＂。     

产业组织模式转型的路径探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视角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使得产业组织模式呈现出规模经济效应弱化、产业集中度和规模起点降低、市场进入壁垒下降、中小企业优势显现、可竞争市场结构形成等发展趋势,而产业组织模式转型所型塑的模块化产业网络具备适用性更好、抗风险能力更强的特点,模块化生产网络可以获得更高的生产和组织柔性,体现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竞合关系,产生"1+12"协同效应,可以扩大创新空间,降低创新成本,增强创新能力。我国应遵循"经济环境驱动主体行为,主体行为型塑产业组织"的基本思路,从经济环境和市场主体两个层面入手,通过优化经济环境和健全体制机制来驱动主体行为、助推产业融合,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网络,实现产业组织模式的成功转型。     

后人口红利时代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探析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经济享受了30年的“人口红利”在逐渐衰退,开始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在新的时代,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就业呈现出择业标准多元化、择业方式自由化、就业形式短工化等趋势,同时也面临着就业过程中的“制度荒”、“权益荒”、“技能荒”带来的严峻挑战.如何从制度改进、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层面制定相应政策,对于有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以包容性城市治理推动城市转型发展

当下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城市发展失衡、社会矛盾凸显等严峻挑战,城市转型发展迫在眉睫。城市转型是城市发展进程及发展方向的重大变革,是城市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构性转变,是城市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转型。通过转变城市治理模式实现城市转型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包容性城市治理强调城市发展"以人为本"、注重城市均衡发展、强调对多元化、异质性的包容、突出城市发展成果为所有人"共享"。以包容性城市治理推动城市转型,不仅能有效地解决"城市病",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还有助于中国城市应对即将到来的国际化挑战。     

浅析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历史沿革及启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转型经历了"激进市场化"和"有控制的市场化"两大阶段,在此期间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市场化政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本文分析了俄罗斯两次经济转型所采取的主要政策,认为一个国家要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选择恰当的转型模式和路径,必须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逐步推进,在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中全盘规划和制订转型战略。     

新时代我国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与对策研究

新时代既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在探索中取得突破进展的时代,也是中国经济进入大调整的时代。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民营企业,要直面转型升级带来的变化、挑战与阵痛。新时代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既是必要,更是必须。从企业层面讲,这是顺应新时代、培育新动能、实现新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国家层面看,这是澄清错误思潮、应对多种挑战、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为此,一方面民营企业要主动调整发展思路,坚持创新驱动,推进技术和管理创新,"苦练内功",提升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改变传统思维,破除传统体制障碍,营造公平发展环境,为民营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红利

执政红利是党的执政所获得全部收益成果的总和。党执政64年来,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人本发展、对外交往等方面创造了巨大的执政红利。不过,继续做大党的执政红利,却面临着诸如深化改革的难度空前增大、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党脱离群众的危险、不利的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制约。由此入手,做大党的执政红利应采取"夯实对党执政必然性的理性认知、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抓好改革顶层设计、为我国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等主要策略路向。     

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机理:文化软实力视角

中国本土代工企业的转型升级,不仅是代工企业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和高端发展的关键,而且是中国"打造经济升级版",进而实现创新型经济和高端经济,嵌入全球高端产业链与价值链的主要内容。虽然国家已出台一些鼓励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学界及相关政策研究机构也为代工企业的转型升级出谋划策。但截至目前,中国本土绝大部分代工企业整体能力缺失和利润微薄,处在代工模式的低端阶段,即组装贴牌生产阶段,迟迟无法向以技术含量高和利润丰厚为主要特征的代工模式的高端阶段即自主设计制造和自有品牌制造阶段迈进。在此情况下,从文化软实力角度研究格兰仕这家中国本土代工企业成功转型升级和高端发展的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深远的实践意义。     

走向“社会导向型城市”——论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节点

当代中国城市建设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并形成了"经济主导型城市"的城市发展模式。2008年,中国城市从"经济主导型城市"向"社会导向型城市"开始转型,2011年是中国"社会导向型城市"发展的高潮,这主要体现在"城市扩张进入减速通道"等四个方面。面对中国城市转型,应从确认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的"节点"、强化城市社会管理等方面给予关注和推进。     

我国区域人口迁移的时代表征及其政策启示

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考量,我国当代人口迁移的非农产业走向及人口迁移向经济集聚度高的区域转移之趋势,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成为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重要助力器。但是,由于宏观地理环境及经济政策所限,我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并未得到显著改善,区域人口空间分布及人口迁移空间走向不均衡特性并未改变。要以打造新生代农民工为切题,着力解决迁入地劳动力的"结构荒"与"质量荒";要以强化迁出地劳动力培育为手段,大力促进迁出地劳动力回流,以反哺我国中西部经济发展;要以剩余劳动力产业转移为契机,积极加大第三产业的人才吸纳能力,以充分释放当下中国"人口红利",促成我国区域经济"恒者恒强"、"先进带后进"均衡发展战略的实现。     

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三元悖论””与“转型陷阱”——以山西省大同市为例

在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过程中,面临着资源的可持续开采、经济增长与发展替代产业的"三元悖论"。"三元悖论"导致的"转型陷阱"是当前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突出问题。政府应该有所取舍,采取科学、长远的政策缓解"三元悖论"突破"转型陷阱"。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逻辑转换”与“顶层设计”

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生了两次研究范式转型。一是,从"以苏解马"的"一元标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二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到边界"日益模糊"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种转型造成了诸多理论难题。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解读马克思"造成了三种趋向: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结论当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理论思维的前提这一"新教条"的趋向、彻底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从而存在以清空原有理论基础的学术方式让西方马克思主义全面占领的趋向以及将马克思主义研究变成毫无质性的"千面马克思"的学术趣味问题。鉴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需要一个"顶层设计"意义上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构想",以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