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清单制度的作用机理与实施条件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再次提出"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这既是实现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重要措施,也是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权力清单陆续在各级政府开展实施。譬如,国务院60个部门集体公布的"权力清单"涉及行政审批事项共1235项,广东省则公开了涵盖省、市、县三级全部行政审批事项一单式     

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法治意义

正所谓权力清单,是指对政府及政府部门行使的职能、权限,以清单方式进行列举;行政机关履行职能、行使权力,应当按照依法律、法规确立的清单进行,不属于清单列举范围内的职能和权限,行政机关不得为之。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权力清单制度奉行地方政府及工作部门行使权力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     

论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行政法治化

权力清单制度体现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然而权力清单制度在地方实施过程中却存在着诸多行政自治现象,表现为权力清单名称不统一、"权责清单"重权力轻责任以及权力清单内容的多元交叉。权力清单制度应遵循形式统一性、程序合法性的行政法治形式合法性原则,同时应遵循裁量限制原则、平等原则以及特权禁止原则的行政法治实质合法性原则。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由行政自治向行政法治转变的进路为:权力清单制度应严格遵守公布前的行政磋商程序、公布后的行政运行程序以及运行过程中的监督程序,确保权力清单制度与立法进行有效的衔接。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新方向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现有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诸多问题,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已经在行政管理体制中逐步确立。通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来推动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理念的转变,从而划定行政审批权力界限和实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目标。     

绩效管理视野中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温州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例

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一种主要制度安排,是管制行政的制度典型。合理的行政审批对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具有支持作用,但以过多行政权力为依赖的行政审批往往会走向泛滥,导致低效。本文以政府绩效管理为视野,将浙江省温州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案例,分析温州特殊的经济文化环境和制度安排,讨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问题,为当前我国的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一定的启示。     

2001年以来中央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与优化路径

作为一种国家干预社会经济事务的重要手段,行政审批制度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国家的逐步完善,这种具有明显管控色彩的行政管理方式,严重地桎梏了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活力的迸发。有鉴于此,中央政府从2001年开始,多次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发展历程展现了从取消或调整过多、过滥的行政审批事项,向推进行政审批制度的法制化建设深化,再向界定政府—市场—社会三方的权力边界、推进政府权力清单建设转型的逐步深化的特色。文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中央政府十余年来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取得的历史经验,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提出未来优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思考。     

向传统行政审批说“零”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发展的历程,肯定了审批制度在经济、社会体制转变中的贡献,但对比国外的审批制度,当前我国行政审批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行政审批事项繁多,行政审批程序随意性大,行政审批成本过高。对此,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认识不到位,创新动力不足;审批职能分散,流程不够优化;工作作风"冷热病",服务不到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践为告别传统方式打下了基础,即通过大幅度精简,向"零传统审批"逼近;通过"零障碍",再向"零传统审批"逼近;通过标准化,突破传统审批的最后防线;通过基础性制度建设,为进入"后审批"时期做好准备。行政审批制度发展的趋势:一是在"体制—制度—机制"三位一体中确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地位;二是应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另一个重点放在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审批权,建立行政审批的决策、执行、监督这三种权力相互分开、相互协调上;三是加强日常管理,将审批工作转化为政府依法进行的常态业务。     

长沙首推行政问责制:政策文本解读及其分析

针对我国行政责任制度不完备,普遍存在重权力轻责任的弊端,特别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行政权力实际上处于无责任、无风险运行的状态,长沙市人民政府率先出台、实施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突出了行政管理中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一致的原则,是政府实现其行政责任的一种自律或自我控制,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官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的失职行为,也将着力强化"无功便是过"的新为官之道。实施行政问责制是我国干部制度改革和行政体制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必将大大拉近市民与政府之间的距离,大大提升政府形象,加快推进高效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建设。     

权力清单制度对简政放权的价值

从改革的现实看,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对推动简政放权,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意义和作用重大。中央已把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与简政放权改革联系在一起,互为作用;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保证简政放权的科学性;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为简政放权提供技术手段上的帮助。建立权力清单制度能有效走出过去简政放权改革中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误区,能有效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能有力克服行政权力放纵和腐败,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建设。从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看,完成这一任务应理顺几对关系,以完成过去多年没有完成的简政放权艰巨任务。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部门内部的权责关系。     

为什么要实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行政审批曾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职能的最集中体现。计划经济主体隶属于政府，政府不仅是政治权力的中心也是经济权力的中心。由于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高度合一，经济的运行主要通过行政手段、行政命令来实现，以此来调整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组织社会生产。而审批是行政手段的最集中的体现，因此，计划经济下最显著的特征是审批，审批制改革是政府转变职能的一个核心。     

论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现状与路径

新一轮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自2013年开始以来,国务院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作为深化改革的"先手棋",不断向纵深推进,极大地激发了市场的活力,行政审批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是,如何保证国家顶层设计的实施和完善,权力的"下放"与市场的"监管"之间如何衔接,如何将简政放权与市场监管更好地统一起来,使之真正为市场主体提供健康安全的环境等等,这些问题亟待解决。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旨在进一步明确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进路。     

大部制视野下的城市政府行政审批机构建构

从大部制的视野和"行政三分"机制的思路来审视,城市政府行政审批机构(行政服务中心)的建立和发展,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和权力分离、制约的途径上,与大部制改革的内涵和方向是契合的.城市政府行政审批机构经历了内设机构模式、协调机构模式、准实权机构模式,从分散到集中、从无权到限权、从双轨到单轨,展示了一种机构的自然演进过程,其演进路径的方向是实权机构模式.摆脱现有三种机构模式的共同困境,破解部门利益阻碍的难题,通过理念重构、机制优化、流程再造和机构变革等方式,可以实现城市政府行政审批机构的实权机构模式的建构.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及其重点

当前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政务公开、政府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政府工作的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公正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改革、公车制度改革、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革、贯彻中央八项规定深入反腐倡廉等十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推及未来“,十三五”期间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将重点围绕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推进大部制改革、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推进事业单位制度改革,加快和加大力度建设“四个政府”,推进政府廉洁履职和反腐败斗争,坚决处理为官不为、克服庸政懒政怠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加快各项行政制度的更加成熟定型等十个任务展开。     

当前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主要问题与对策思考

从现实实践看,加强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前瞻性、系统性、科学性研究势在必行,目前我国行政审批制度运行体制机制中尚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对此,应致力于结合各地改革实践中的主要做法和经验,形成科学的顶层设计和规划管理体制;建立完整的行政审批项目准入退出评价机制;不断创新行政审批实施方式;下放审批改革权限并给予基层政府更多的权力;深化审批与转变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多措"并举",务求实效。     

负面清单制度刍议

要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则首先应采用制度化措施进一步清除市场壁垒。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正是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重大举措之一。负面清单制度在行政审批领域的试运行一方面有着"正面清单"制度所无法比拟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诸多需认真对待并加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完善负面清单制度需要提高负面清单的质量;政府切实履行职责;提高政府的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     

行政之恶的正视与矫正——基于艾赅博与百里枫的《揭开行政之恶》

现代公共生活中出现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行政过程中包裹着的邪恶,即"行政之恶"。行政之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行政之恶现象严重影响着政府的威信,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挑战着政府的"合法性"。其虽然具有不可避免性,但必须正视并采取措施进行防范和加以矫正:高举"红灯",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兼相爱,交相利",强化审慎的公共政策选择;认知行政本质,强化行政伦理精神。     

权力清单制度:给行政权力打造一个制度的笼子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决定,就是为了给行政权力打造一个制度的笼子,使之科学有效运行。这个笼子以法律法规为材质,置于阳光下接受监督。依法制权是权力清单制度的根本理念。从本质上讲,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权力是人民让渡给行政机关代为行使的那部分权力。因此,一切行政权力必须源于法律法规的授权。法律法规没有授权、现实中却在行使的行政权力,     

权力清单

<正>划边界亮家底按照国务院部署,国务院各部门正陆续向社会公开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据统计,截至2014年2月20日,除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外,75个部门中已有47个公开了保留事项,共计1031项。此举被认为是继河北、广东、北京等地试行权力事项公开后,中央政府首次向社会公布权力清单。公布权力清单,旨在划定政府"权力边     

权力清单制度问题研究

"权力清单"是规范行政权力的一种创新举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为重点,明确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剑指权力设租寻租空间治理,从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方面,明确规定了权力清单制度的核心内容。当前,全面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法治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关系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能否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如何从理论上科学把握权力清单制度的内涵,分析和总结权力清单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行政问责的理论依据新探

契约理论主要阐述权力行使与责任担当的双向依存关系,责任伦理则强调了对行为过程及其结果负责的伦理诉求,契约理论与责任伦理相结合共同构筑了行政问责的理论基础。"人民主权"是"政府治权"的逻辑前提,当政府行为违背"公意"时,政府的权力就是"非正义"的,人民有权追究政府的责任,这是行政问责最直接的理论资源。责任伦理所蕴涵的"尽己之责"使命、恪尽职守"敬业"和行为后果担当是行政问责的直接理论依据。